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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达赖喇嘛就转世问题发表声明和讲话 |
无论你怎样能言善辩，巧舌如簧，面对一百多个藏人的自焚，你也不能说中共当局的西藏政策是成功的。
那些涉藏的中共官员，学者，只要他／她还良心未泯，面对当前西藏的现状，他／她不能不感到不安，不能不感到焦虑。 其中必定会有一些人力图公开讲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他们需要表明他们并不认同当局的做法，他们希望当局改弦更张。他们也许知道他们无力改变现状，但是他们至少想表明：我们和他们不是一伙的，我们和他们还不一样。 不久前，香港的《亚洲周刊》发表了一篇专访：“中共中央党校社科教研部靳薇教授：重启谈判解决涉藏问题。”这篇专访很值得认真解读。 不错，靳薇教授有很多观点和当局的说法一样，这不新鲜；新鲜的是，靳薇教授也有很多观点和当局的说法不一样。 不错，靳薇教授那些与当局说法不一样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仍然有很大的距离；但我们更需要考察的是，她的那些观点，和当局的说法有多大的距离。 靳薇教授主张当局和达赖喇嘛谈判。这总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正是达赖喇嘛一贯的主张；毕竟，主张谈判总比反对谈判好。 靳薇教授说，根据她在西藏历次考察所知，普通民众说得最多最直接的一句话是：“今生靠共产党，来世靠达赖喇嘛”。 我们知道，在高压维稳下的藏区，说共产党不好是有风险的，说达赖喇嘛好是有风险的。因此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这句话的前一半很可能有水分，后一半则是实打实。 中共当局总是夸耀它在藏区的经济建设上作出了多么了不起的成就，使藏人的物质生活获得了多么巨大的改善，以此证明它的政策有多么成功，藏人过得有多么幸福。但是靳薇教授告诉人们：“共产党在经济建设和物质增加方面的工作做得再多，给予的财富和帮助再多，也不可能抹杀达赖喇嘛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更不可能改变藏族民众对达赖喇嘛的崇拜和依赖。” 再联系到靳薇教授讲的藏人“重精神轻物质、重来世轻今生”的民族特性，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只要当局还在把达赖喇嘛妖魔化，不准藏人崇拜达赖喇嘛，不准达赖喇嘛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么，无论它在发展经济和改善藏人物质生活上做了多少好事，也无论它恢复兴建了多少寺院，都不足以抵消它在敌视蔑视藏人心目中的神圣，从而践踏藏人宗教信仰，侵犯藏人精神生活上所犯下的罪过。对一个重精神重来世的民族来说，当他们的精神被剥夺来世被侵犯，他们的生活就决然谈不上幸福了。 靳薇教授说：“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十（应是十四－－引者注）世达赖喇嘛年事已高，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转世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目前的局势，将出现‘双胞达赖喇嘛’，即在海外和国内各认定一个灵童，导致问题更为复杂，对藏区的稳定和安全影响甚大。若“达赖喇嘛僵局”得到破解，应争取让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产生于国内。虽然我们可以用‘金瓶掣签’限制灵童产生于国外，但历史上也有由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先例。‘双胞班禅’的尴尬应当尽力避免。” 靳薇教授主张“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无非是当局历来的如意算盘，而她所说的“用‘金瓶掣签’限制灵童产生于国外”，也无非是当局一向的策略。无须多论。值得关注的是，靳薇教授还讲了一句话。靳薇教授说“但历史上也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传统”。 这句话非同小可。这句话非常重要。历史上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传统，这是个事实的问题，不是观点的问题。凡是对藏传佛教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确有其事。 长期以来，中共当局编造谎言，混淆视听，硬说什么在确定达赖喇嘛转世的问题上，金瓶掣签是必须的程序，中央政府拥有最高的权威，“从来没有上一世达赖认定下一世达赖的作法”。“但只要我们记得在历史上也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传统，上述种种说法的谬误就昭然若揭。 结论很清楚，达赖喇嘛转世的问题纯属宗教事务，容不得世俗政府插手。达赖喇嘛完全有权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其他任何方面，在撇开达赖喇嘛的情况下指认所谓转世灵童都是非法的，无效的。现在这位达赖喇嘛就没经过什么金瓶掣签，他的接班人自然更不需要。 前年，我曾发表评论“中共当局无权插手达赖喇嘛转世”，专门分析了这个问题，请读者和听众参考，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重要的是，一旦世人都了解到达赖喇嘛转世是人家达赖喇嘛自己的事，和世俗政府，尤其是和一个无神论政府毫不相干，那么，中共当局试图制造两个达赖喇嘛的计划就彻底破产了。 靳薇教授讲话的这一层意义，我以为我们应当给予充分注意。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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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中共当局无权插手达赖喇嘛转世
达赖喇嘛以宗教领袖的权威身份，扼要地说明了转世的观念、转世制度的来源和转世灵童的寻访方法。他强调：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是宗教事务，任何政治权威都无权干涉。
不错，在清代，有几个皇帝用金瓶掣签的方式介入了达赖喇嘛的转世认证；但实际上也只有一两位达赖喇嘛真正经过金瓶掣签认证，多数达赖喇嘛，包括现在这位达赖喇嘛，即十四世达赖喇嘛，都是没有经过金瓶掣签程序就得到确定的。
退一步讲，清朝皇帝那么做，好歹还有点道理，因为这些皇帝都信奉佛教，并且尊奉达赖喇嘛为上师。中共一不信仰佛教，二不尊奉达赖喇嘛为上师，凭什么也要来干涉达赖喇嘛的转世呢？
达赖喇嘛语带幽默地说：“现在的中共是批评宗教的无神论者，尤其将佛教视为愚昧、落后的表现，而且总是不遗余力的指责我是魔鬼，如果他们说不允许魔鬼转世倒还说得过去，但现在是中共吵着要自己找魔鬼的转世。我总是说，如果中共政府想要插手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必须先成为宗教信徒，承认轮回，然后先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转世找出来，那样再来插手我的转世，就比较合理了。总之，这是我的转世，当然除了我之外，谁都没有理由来插手。”“除此之外，任何政治权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因政治需要，选出所谓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时候，谁也不需认可和信仰其孩童。”
9月26日，中共当局对达赖喇嘛的声明和讲话作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达赖喇嘛的称号是中央政府册封的，否则就不具备合法性，十四世达赖喇嘛也是经当时民国政府批准认定的。达赖喇嘛转世有一套完整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从来没有上一世达赖认定下一世达赖的作法。”
中共的说法不值一驳。是的，在清代，满清皇帝确实插手过达赖喇嘛的转世。且不说藏人对此多有不满；更重要的是，满清皇帝这么做是基于他们与西藏的特殊关系，即施主与上师的关系。一旦这种供施关系不存在，政府就没有理由再插手了。
其次，所谓“十四世达赖喇嘛是经民国政府批准认定”一说不是事实，是谎言。1989年 7月31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在第五届西藏自治区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讲话明确指出：实际上，并没有吴忠信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事。
再有，达赖喇嘛转世的制度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期间不是没有改变，今后仍然可以改变。而决定变不变和如何变的权力当然在达赖喇嘛本人，在藏传佛教的机构和信众，与中国政府无关。
这里，我们不妨看看西方罗马教皇的继承问题，或许对我们理解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有帮助。
我们知道，在11世纪前，罗马教皇是经世俗君主或意大利贵族遴选或认可的。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后于1059年决定教皇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但须得到法兰克王亨利一世及其继位者的认可。直到1179年第三次格拉特会议和1274年第二次里昂会议两次确认后，又正式规定教皇可以单独地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不过仍须承认法、西、奥三国君主对教皇候选人具有否决权。20世纪初，教皇庇护十世废除了这种世俗君主的否决权。1914年，本笃十五世就成为没有世俗权力介入而单由枢机主教选为教皇的第一人。
从罗马教皇继承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出，早先，世俗权力对教皇的继承有很大的发言权，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世俗权力对教皇继承问题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最后归零。
早先，世俗君主之所以对教皇的继承有发言权，是因为当时实行政教合一，君主们都信仰基督教，尊奉教皇为精神领袖。在那时，教权与王权之间关系密切，干预也是相互的。一方面，新教皇的产生要经过世俗君主的参与和认定，另一方面，世俗君主登基，要由教皇加冕，以体现君权神授。
以后政教逐渐分离，教皇继承制度也多有改变。教皇继承制度的改变是由教皇决定的，是由教会决定的，不是世俗君主决定的。
现在的欧洲，政教已经彻底分离，教皇由宗教机构单独产生，无须世俗君主的任何介入；世俗君主登基也不再需要教皇加冕。
这就叫政教分离。所谓政教分离，意思就是，国家机器对宗教机构没有权威，不予干涉；反过来，宗教机构对国家机器也没有权威，不予干涉。
由此可见，达赖喇嘛关于转世问题的声明和讲话，不论是从藏传佛教本身的传统，还是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都是十分合理的，完全正确的。简而言之：达赖喇嘛转世，是人家达赖喇嘛的事，是人家藏传佛教的事，和中共这个无神论政权根本无关。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不错，在清代，有几个皇帝用金瓶掣签的方式介入了达赖喇嘛的转世认证；但实际上也只有一两位达赖喇嘛真正经过金瓶掣签认证，多数达赖喇嘛，包括现在这位达赖喇嘛，即十四世达赖喇嘛，都是没有经过金瓶掣签程序就得到确定的。
退一步讲，清朝皇帝那么做，好歹还有点道理，因为这些皇帝都信奉佛教，并且尊奉达赖喇嘛为上师。中共一不信仰佛教，二不尊奉达赖喇嘛为上师，凭什么也要来干涉达赖喇嘛的转世呢？
达赖喇嘛语带幽默地说：“现在的中共是批评宗教的无神论者，尤其将佛教视为愚昧、落后的表现，而且总是不遗余力的指责我是魔鬼，如果他们说不允许魔鬼转世倒还说得过去，但现在是中共吵着要自己找魔鬼的转世。我总是说，如果中共政府想要插手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必须先成为宗教信徒，承认轮回，然后先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转世找出来，那样再来插手我的转世，就比较合理了。总之，这是我的转世，当然除了我之外，谁都没有理由来插手。”“除此之外，任何政治权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因政治需要，选出所谓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时候，谁也不需认可和信仰其孩童。”
9月26日，中共当局对达赖喇嘛的声明和讲话作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达赖喇嘛的称号是中央政府册封的，否则就不具备合法性，十四世达赖喇嘛也是经当时民国政府批准认定的。达赖喇嘛转世有一套完整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从来没有上一世达赖认定下一世达赖的作法。”
中共的说法不值一驳。是的，在清代，满清皇帝确实插手过达赖喇嘛的转世。且不说藏人对此多有不满；更重要的是，满清皇帝这么做是基于他们与西藏的特殊关系，即施主与上师的关系。一旦这种供施关系不存在，政府就没有理由再插手了。
其次，所谓“十四世达赖喇嘛是经民国政府批准认定”一说不是事实，是谎言。1989年 7月31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在第五届西藏自治区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讲话明确指出：实际上，并没有吴忠信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事。
再有，达赖喇嘛转世的制度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期间不是没有改变，今后仍然可以改变。而决定变不变和如何变的权力当然在达赖喇嘛本人，在藏传佛教的机构和信众，与中国政府无关。
这里，我们不妨看看西方罗马教皇的继承问题，或许对我们理解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有帮助。
我们知道，在11世纪前，罗马教皇是经世俗君主或意大利贵族遴选或认可的。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后于1059年决定教皇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但须得到法兰克王亨利一世及其继位者的认可。直到1179年第三次格拉特会议和1274年第二次里昂会议两次确认后，又正式规定教皇可以单独地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不过仍须承认法、西、奥三国君主对教皇候选人具有否决权。20世纪初，教皇庇护十世废除了这种世俗君主的否决权。1914年，本笃十五世就成为没有世俗权力介入而单由枢机主教选为教皇的第一人。
从罗马教皇继承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出，早先，世俗权力对教皇的继承有很大的发言权，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世俗权力对教皇继承问题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最后归零。
早先，世俗君主之所以对教皇的继承有发言权，是因为当时实行政教合一，君主们都信仰基督教，尊奉教皇为精神领袖。在那时，教权与王权之间关系密切，干预也是相互的。一方面，新教皇的产生要经过世俗君主的参与和认定，另一方面，世俗君主登基，要由教皇加冕，以体现君权神授。
以后政教逐渐分离，教皇继承制度也多有改变。教皇继承制度的改变是由教皇决定的，是由教会决定的，不是世俗君主决定的。
现在的欧洲，政教已经彻底分离，教皇由宗教机构单独产生，无须世俗君主的任何介入；世俗君主登基也不再需要教皇加冕。
这就叫政教分离。所谓政教分离，意思就是，国家机器对宗教机构没有权威，不予干涉；反过来，宗教机构对国家机器也没有权威，不予干涉。
由此可见，达赖喇嘛关于转世问题的声明和讲话，不论是从藏传佛教本身的传统，还是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都是十分合理的，完全正确的。简而言之：达赖喇嘛转世，是人家达赖喇嘛的事，是人家藏传佛教的事，和中共这个无神论政权根本无关。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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