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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女神塑像 |
我是参与了“八九民运”和见证了“六四镇压”的一代中国人。1989年正逢我的本命年，以“蛇”为象征的“启蒙者”挑战以赤龙为象征的共产党政权，注定了我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人生篇章以悲剧而告终。随着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像在肆虐进行暴力镇压的坦克履带下轰然坍塌，和我的母校复旦大学的“民主女神”像被撤除，我决心已定，一定要离开这个不讲道理、而只用枪炮对人民讲话的专制的国度。
在以后的两年里，经历多次受挫、被阻挠以后，我终于在1991年又一次获得美国大学的博士项目奖学金，离开了对我来说是永远不能愈合的创伤的国家。我的目的地是美国费城，这个美国民主的诞生地永远是激发我自由的活力和民主的想象的地方。当时我去国出发时，身上只有一百美元。我的预算是：五十元的车费，“灰狗”长途公共汽车可以把我送往费城。另外五十元我可以用作前往参观自由女神像的费用。如果说，中共的残酷镇压是促使我离开中国的“推力”，那我书桌前的自由女神雕像就是激励和引领我追寻欧风美雨的“吸力”。
命运犹如已有天定，自由成为我生命的根基和罗盘。我在费城生活了整整六年，生命的轨迹穿梭于自由钟、宪法厅、独立厅、富兰克林雕像和他建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学之间。离开了“猫头鹰”雕塑矗立中央的天普（又译“坦普尔”）大学校园，我来到了纽约城市大学任教。因为我住在纽约市五大区中最小的区里，当人们问起我居家何处时，我总是这样解释道：你去过自由女神岛吗？从华尔街金融街往自由女神像眺望，后面的一个大岛就是我的安家之处。由于我从纽约城市大学斯德顿岛学院到大学研究生院都要乘坐渡船，经过自由女神像，十多年来，从远到近，然后又从近到远，我都会像远道而来的游客们一样倚立船栏，永远新奇地久久凝望自由女神。这似乎已经成为了我的敬拜仪式。犹如观想观音菩萨，我会培育和提升自己的慈悲情怀，观想自由女神，又会不断激发我追自由、求解放的冲动。因为有着对民主女神的共同的热爱，著名雕塑家陈维明把他的“民主女神”雕塑的画像送给了我，我把它用作了我的《政治维纳斯》一书的封面，所以我也能时常观想民主女神，希冀民主体制能够最终在中国落地生根。
作为“八九一代”，“六四”情结已经成为我们为中国民主奋斗的动力，因为我们在1989年激动过，呐喊过；流过泪，流过血；愤怒过，失望过。“六四”惨案的最终昭雪一定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但历史的发展以社会各种势力平衡后的合力为推动力，而且在一定的时间段和在某些国家，历史并非一定以自由、平等、正义和幸福等价值观为目标，从而演绎出一条最优化的路径。也就是说，民主是专制势力顽固阻挠和民主力量不懈努力长时期较量出的结果，它来到中国还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如果“六四”的最终昭雪是以中国民主化的启动甚至完成为前提条件的，那我们还必须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专制暴政还将是未来几年中国的基本政体。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回答下列几个问题：每一个个人如何在政治现实与政治理想最终弥合的这段时空获得最高的生命的价值？如何避免在暴政的淫威下丧失我们自己的幸福？我们如何能够超越个人、具体和现实的苦难，以乐观向上和充满自信的心态与专制政权较量？我们如何能找到新的阿基米德基点，实现内心的升华，最终能够在道义上鄙视中共专制政权，在智力上以更多的创造力和自信心超越和结构中共的霸权话语体系，在心理上获得更大的喜乐和平静，把恐惧、不定和无望留给专制者们？
作为活着的“八九屠杀”的幸存者，我们可以选择在仇恨、复仇心理和愧疚心理中不愉快地活着。作为“八九”烈士的亲人或朋友，我们可能既有苟延残喘中的负疚，又有肩负历史使命的焦虑，这双重感情让我们对现存政权还抱有希望，我们选择在期盼该政权能够对我们死去的亲人或朋友平反昭雪的虚幻中活着。不幸的是，这种病态的期盼形成了我们对杀害我们亲人和朋友的独裁政权的心理依赖。一个建立在通过屠杀学生和平民来震慑人民的政权是不可能为它的受害者平反昭雪的。我们对这种政权的期盼只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种表现。其实，我们完全不必把“八九血案”作为我们的枷锁扛在身上、放在心上。我们不会忘记它，我们也不会原谅那些刽子手。但“八九血案”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与这个政权心理断奶的最后契机，是一次最彻底的启蒙。它可以成全我们在未能获得民主之前，勇敢而果断地逃离专制，欣喜地去拥抱自由。不错，它向世人显示了中共专制机器的暴力，但并未说服人民这个政权有力量。惶惶不可终日的是中共的官僚们，因为它的历史记录只会是对中共的诅咒，成为套在专制者脖子上并不断勒紧的绞索。
一个专制政权可以剥夺我们生活在民主体制下的公民权利，但它无法剥夺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可以行使我们的自由意志，不对专制政权怀有虚幻，不对专制体系形成物质上、利益上和心理上的依赖，不接受专制政权的宣传机器的洗脑和拒绝它强加和灌输的内容。我们可以行使自由意志，去蔑视、恶搞和解构执政党试图维持的价值体系和治理体系，暗中破坏和公开抵抗党国的政策和行政，让政权形象设计师试图维持的神圣光环褪尽颜色。我们可以努力逃脱专制政权的魔掌，如果它不让我们做公民，我们决不做它的臣民：要么我们可以逃逸和移居到一个给我们公民权利的民主国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已经用双脚做出了选择）；要么我们可以逃离国家控制下的体制，流入民间（成为民营企业家或独立学者和艺术家）；要么我们可以在精神上飘游出体制，恪守“不作恶”的起码道德底线。甚至，我们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去与暴政周旋、抗争。最后，我们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动员、激励民主力量，去冲击和动摇专制根基。在1989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北京这样做了；无数的中国人在成都、长沙、上海和其他城市这样做了；西藏民众在拉萨这样做了。今天，在过去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也有上百的藏人燃起了自己的身躯，作为燃烧起的自由火炬去激励更多的反抗。
因为“八九民运”的被镇压，我有学生失踪。上海高自联宣传部部长、绝食现场总指挥、复旦新闻系学生陈雅君在北京屠城后与我在电话上匆匆诀别，二十多年后至今没有音讯。我也有学生自杀。上海高自联副主席、复旦国际政治系1986级学生文江平不堪忍受发配回湖南农村的报复和当地安全、公安部门的迫害而喝农药自尽。每当我想起他们时，悲伤之余却又为他们获得了最终的自由和解脱感到某种不安的欣慰。在中共的专制体系下，至少在屠杀后的两年间对于我的感受来说，与其生在暴政下，还不如死去。今日的中国，所谓“崛起的中国”和“千年盛世”无非是权贵寡头们的分赃盛宴，它给人民的期盼要少于“八九民运”前的政府，它对人民的残酷甚至还要深于学生运动声讨的政权。如果今天八九英烈在世，他们一定会义无反顾地重新赴汤蹈火。同时，对于民主英烈的鲜血，我又充满了无限感激之情：是他们的生命和我与他们并肩战斗的经历让我和更多的中国人完全觉醒，最终自绝于党国，选择了自由。而自由的获得又成为我和类似我的处境的更多的中华儿女实现个人价值、为人类社会贡献更多的价值的前提和保障。
中共专制政权是一个暴政，如果我们选择了自由，就是对它的唾弃。中共意识形态根植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至上的心智，就是动摇了它的思想根基。中共是一个无神论政权，如果我们通过内省去发现灵魂、仰望上天去追寻无限和永恒，就是对这个毁灭精神信仰的贪腐政权的彻底抛弃。我们并不需要祈求中共来为我们卸去枷锁，那是与虎谋皮。我们可以砸烂锁链、自卸枷锁，首先从每个个人做起，做一个自由的灵魂和超越性的存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而且，这群脱离中共体系的人群数量在剧增，质量在突变（至少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达赖喇嘛、高行健和刘晓波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群拥抱了自由女神的人们将是把民主女神重新竖立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坚力量。所以，从每一个个体的最大幸福和中国整个民族的最大幸福双重考虑出发，当下每一个中国人选择多种形式的各种自由是保证个体生命意义和价值全面实现的第一步，也是实现中华民族整体生活在民主体制下的关键。
我们应当选择何种生活方式、工作态度和人生目标，才能让已经死去的“八九”英烈死得其所？首先，我们必须确立自己的价值评价体系来记录历史和定位英烈。所谓的要求“英明的党中央”为“六四”牺牲者“平反昭雪”仍然还未跳出中共价值体系的窠臼。十几年来“天安门母亲”所做的重现历史真相的努力，现在出现的民间祭祀“六四英烈”则是建立了独立的历史评价体系。流亡海外的学者吴仁华所作的《天安门血洗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两部著作就是重要成果。第二，拒绝和抛弃与党国维持“施虐和被施虐的依恋情结”。权力是一种关系。如果我们拒绝与专制政权维持纽带关系，专制权力就无法在我们的身体和心理上产生效力。记得在“六四屠杀”后，我就开始拒绝在各种政治学习上被洗脑，干脆塞上耳机听西方音乐，不与专制权力发生互动。后来我又决定“下海”到一家民营企业兼职，把个人收入翻两番。最后干脆递交辞职报告，离开复旦教职，远走他乡。可以说，今日中共政权最大的威胁来自八九年后抛弃了“体制”的群体。第三，通过践行个人自由来瓦解中共专制体制、消解极权控制，构建公民社会，从而最终建立国家民主体系。最容易实践的自由是内心精神的自由，也就是艾萨克∙柏林在《自由的两种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一文中所说的：“让我们摆脱顺应的恐惧、喜好或欲求就是要把自己从某种我们无法掌控的专制主义中解放出来。”他还说到：“只有当我根据我自己的意志规划人生时，我才是自由的。”他强调：“自由概念，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意义，其核心是抵制某种东西或某个人，或那些进犯到我们的场域或对我们行使权威的人，或者是某种痴迷、恐惧、心理障碍、非理性力量等等，亦即形形色色的侵犯者和专制者。”柏林提到了“内心的移居”（Inner Emigration）就是一种简便易行的自由选择。对中国人来说，从李白到陶渊明，从“隐士”到“游侠”，中国历史上早就出现了绵延不断、人才济济的“流人社会”。老庄的“逍遥飘游术”更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抗腐败专制官府的古老武器。
泰戈尔在《飞鸟集》里曾这样描写过花儿与果实的对话：
“果实啊，你离我有多远？”
“花儿啊，我藏在你心里。”
中国民主的果实离我们有多远？其实它就藏在我们每一个拥抱了自由的中国人心里。如果自由女神已根植民心，民主女神降落到神州大地还会远吗？
在以后的两年里，经历多次受挫、被阻挠以后，我终于在1991年又一次获得美国大学的博士项目奖学金，离开了对我来说是永远不能愈合的创伤的国家。我的目的地是美国费城，这个美国民主的诞生地永远是激发我自由的活力和民主的想象的地方。当时我去国出发时，身上只有一百美元。我的预算是：五十元的车费，“灰狗”长途公共汽车可以把我送往费城。另外五十元我可以用作前往参观自由女神像的费用。如果说，中共的残酷镇压是促使我离开中国的“推力”，那我书桌前的自由女神雕像就是激励和引领我追寻欧风美雨的“吸力”。
命运犹如已有天定，自由成为我生命的根基和罗盘。我在费城生活了整整六年，生命的轨迹穿梭于自由钟、宪法厅、独立厅、富兰克林雕像和他建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学之间。离开了“猫头鹰”雕塑矗立中央的天普（又译“坦普尔”）大学校园，我来到了纽约城市大学任教。因为我住在纽约市五大区中最小的区里，当人们问起我居家何处时，我总是这样解释道：你去过自由女神岛吗？从华尔街金融街往自由女神像眺望，后面的一个大岛就是我的安家之处。由于我从纽约城市大学斯德顿岛学院到大学研究生院都要乘坐渡船，经过自由女神像，十多年来，从远到近，然后又从近到远，我都会像远道而来的游客们一样倚立船栏，永远新奇地久久凝望自由女神。这似乎已经成为了我的敬拜仪式。犹如观想观音菩萨，我会培育和提升自己的慈悲情怀，观想自由女神，又会不断激发我追自由、求解放的冲动。因为有着对民主女神的共同的热爱，著名雕塑家陈维明把他的“民主女神”雕塑的画像送给了我，我把它用作了我的《政治维纳斯》一书的封面，所以我也能时常观想民主女神，希冀民主体制能够最终在中国落地生根。
作为“八九一代”，“六四”情结已经成为我们为中国民主奋斗的动力，因为我们在1989年激动过，呐喊过；流过泪，流过血；愤怒过，失望过。“六四”惨案的最终昭雪一定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但历史的发展以社会各种势力平衡后的合力为推动力，而且在一定的时间段和在某些国家，历史并非一定以自由、平等、正义和幸福等价值观为目标，从而演绎出一条最优化的路径。也就是说，民主是专制势力顽固阻挠和民主力量不懈努力长时期较量出的结果，它来到中国还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如果“六四”的最终昭雪是以中国民主化的启动甚至完成为前提条件的，那我们还必须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专制暴政还将是未来几年中国的基本政体。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回答下列几个问题：每一个个人如何在政治现实与政治理想最终弥合的这段时空获得最高的生命的价值？如何避免在暴政的淫威下丧失我们自己的幸福？我们如何能够超越个人、具体和现实的苦难，以乐观向上和充满自信的心态与专制政权较量？我们如何能找到新的阿基米德基点，实现内心的升华，最终能够在道义上鄙视中共专制政权，在智力上以更多的创造力和自信心超越和结构中共的霸权话语体系，在心理上获得更大的喜乐和平静，把恐惧、不定和无望留给专制者们？
作为活着的“八九屠杀”的幸存者，我们可以选择在仇恨、复仇心理和愧疚心理中不愉快地活着。作为“八九”烈士的亲人或朋友，我们可能既有苟延残喘中的负疚，又有肩负历史使命的焦虑，这双重感情让我们对现存政权还抱有希望，我们选择在期盼该政权能够对我们死去的亲人或朋友平反昭雪的虚幻中活着。不幸的是，这种病态的期盼形成了我们对杀害我们亲人和朋友的独裁政权的心理依赖。一个建立在通过屠杀学生和平民来震慑人民的政权是不可能为它的受害者平反昭雪的。我们对这种政权的期盼只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种表现。其实，我们完全不必把“八九血案”作为我们的枷锁扛在身上、放在心上。我们不会忘记它，我们也不会原谅那些刽子手。但“八九血案”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与这个政权心理断奶的最后契机，是一次最彻底的启蒙。它可以成全我们在未能获得民主之前，勇敢而果断地逃离专制，欣喜地去拥抱自由。不错，它向世人显示了中共专制机器的暴力，但并未说服人民这个政权有力量。惶惶不可终日的是中共的官僚们，因为它的历史记录只会是对中共的诅咒，成为套在专制者脖子上并不断勒紧的绞索。
一个专制政权可以剥夺我们生活在民主体制下的公民权利，但它无法剥夺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可以行使我们的自由意志，不对专制政权怀有虚幻，不对专制体系形成物质上、利益上和心理上的依赖，不接受专制政权的宣传机器的洗脑和拒绝它强加和灌输的内容。我们可以行使自由意志，去蔑视、恶搞和解构执政党试图维持的价值体系和治理体系，暗中破坏和公开抵抗党国的政策和行政，让政权形象设计师试图维持的神圣光环褪尽颜色。我们可以努力逃脱专制政权的魔掌，如果它不让我们做公民，我们决不做它的臣民：要么我们可以逃逸和移居到一个给我们公民权利的民主国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已经用双脚做出了选择）；要么我们可以逃离国家控制下的体制，流入民间（成为民营企业家或独立学者和艺术家）；要么我们可以在精神上飘游出体制，恪守“不作恶”的起码道德底线。甚至，我们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去与暴政周旋、抗争。最后，我们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动员、激励民主力量，去冲击和动摇专制根基。在1989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北京这样做了；无数的中国人在成都、长沙、上海和其他城市这样做了；西藏民众在拉萨这样做了。今天，在过去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也有上百的藏人燃起了自己的身躯，作为燃烧起的自由火炬去激励更多的反抗。
因为“八九民运”的被镇压，我有学生失踪。上海高自联宣传部部长、绝食现场总指挥、复旦新闻系学生陈雅君在北京屠城后与我在电话上匆匆诀别，二十多年后至今没有音讯。我也有学生自杀。上海高自联副主席、复旦国际政治系1986级学生文江平不堪忍受发配回湖南农村的报复和当地安全、公安部门的迫害而喝农药自尽。每当我想起他们时，悲伤之余却又为他们获得了最终的自由和解脱感到某种不安的欣慰。在中共的专制体系下，至少在屠杀后的两年间对于我的感受来说，与其生在暴政下，还不如死去。今日的中国，所谓“崛起的中国”和“千年盛世”无非是权贵寡头们的分赃盛宴，它给人民的期盼要少于“八九民运”前的政府，它对人民的残酷甚至还要深于学生运动声讨的政权。如果今天八九英烈在世，他们一定会义无反顾地重新赴汤蹈火。同时，对于民主英烈的鲜血，我又充满了无限感激之情：是他们的生命和我与他们并肩战斗的经历让我和更多的中国人完全觉醒，最终自绝于党国，选择了自由。而自由的获得又成为我和类似我的处境的更多的中华儿女实现个人价值、为人类社会贡献更多的价值的前提和保障。
中共专制政权是一个暴政，如果我们选择了自由，就是对它的唾弃。中共意识形态根植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至上的心智，就是动摇了它的思想根基。中共是一个无神论政权，如果我们通过内省去发现灵魂、仰望上天去追寻无限和永恒，就是对这个毁灭精神信仰的贪腐政权的彻底抛弃。我们并不需要祈求中共来为我们卸去枷锁，那是与虎谋皮。我们可以砸烂锁链、自卸枷锁，首先从每个个人做起，做一个自由的灵魂和超越性的存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而且，这群脱离中共体系的人群数量在剧增，质量在突变（至少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达赖喇嘛、高行健和刘晓波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群拥抱了自由女神的人们将是把民主女神重新竖立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坚力量。所以，从每一个个体的最大幸福和中国整个民族的最大幸福双重考虑出发，当下每一个中国人选择多种形式的各种自由是保证个体生命意义和价值全面实现的第一步，也是实现中华民族整体生活在民主体制下的关键。
我们应当选择何种生活方式、工作态度和人生目标，才能让已经死去的“八九”英烈死得其所？首先，我们必须确立自己的价值评价体系来记录历史和定位英烈。所谓的要求“英明的党中央”为“六四”牺牲者“平反昭雪”仍然还未跳出中共价值体系的窠臼。十几年来“天安门母亲”所做的重现历史真相的努力，现在出现的民间祭祀“六四英烈”则是建立了独立的历史评价体系。流亡海外的学者吴仁华所作的《天安门血洗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两部著作就是重要成果。第二，拒绝和抛弃与党国维持“施虐和被施虐的依恋情结”。权力是一种关系。如果我们拒绝与专制政权维持纽带关系，专制权力就无法在我们的身体和心理上产生效力。记得在“六四屠杀”后，我就开始拒绝在各种政治学习上被洗脑，干脆塞上耳机听西方音乐，不与专制权力发生互动。后来我又决定“下海”到一家民营企业兼职，把个人收入翻两番。最后干脆递交辞职报告，离开复旦教职，远走他乡。可以说，今日中共政权最大的威胁来自八九年后抛弃了“体制”的群体。第三，通过践行个人自由来瓦解中共专制体制、消解极权控制，构建公民社会，从而最终建立国家民主体系。最容易实践的自由是内心精神的自由，也就是艾萨克∙柏林在《自由的两种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一文中所说的：“让我们摆脱顺应的恐惧、喜好或欲求就是要把自己从某种我们无法掌控的专制主义中解放出来。”他还说到：“只有当我根据我自己的意志规划人生时，我才是自由的。”他强调：“自由概念，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意义，其核心是抵制某种东西或某个人，或那些进犯到我们的场域或对我们行使权威的人，或者是某种痴迷、恐惧、心理障碍、非理性力量等等，亦即形形色色的侵犯者和专制者。”柏林提到了“内心的移居”（Inner Emigration）就是一种简便易行的自由选择。对中国人来说，从李白到陶渊明，从“隐士”到“游侠”，中国历史上早就出现了绵延不断、人才济济的“流人社会”。老庄的“逍遥飘游术”更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抗腐败专制官府的古老武器。
泰戈尔在《飞鸟集》里曾这样描写过花儿与果实的对话：
“果实啊，你离我有多远？”
“花儿啊，我藏在你心里。”
中国民主的果实离我们有多远？其实它就藏在我们每一个拥抱了自由的中国人心里。如果自由女神已根植民心，民主女神降落到神州大地还会远吗？
——纵览中国
【附：作者夏明简介】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终身教授, 在研究生院政治系和斯德顿岛学院任教。同时兼任复旦大学访问教授 （2007），湖南吉首大学院外教授, 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曾就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获学士和硕士学位, 并留该系任教. 1991年赴美留学, 1997年获天普大学 (Temple University,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政治学科目哲学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获该年度社会科学、人文学和教育类最佳博士论文奖。 从1997年起在纽约城市大学任助理教授，2001年破格提升副教授，2006年升任正教授。2003年获得该校卓越教授研究类海豚奖（Dolphin Award for Outstanding Research）.曾任乔治・华盛顿大学、美国思想库伍德罗・威尔逊中心、新家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研究员。从2011年一月至六月，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访问研究员；在2012年5-8月，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ARI）高级访问研究员。他已被收入《Montclair 大学教授名人录》、《Marquis美国名人录》（2009年63版和2010年版）和《Marquis世界名人录》（2009-2010）。
著有: «二元发展型国家: 中国转型的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 (英文,The Dual Developmental State, 2000年) 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与治理：走向网络治理模式 » (英文，The People’s Congresse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Toward a Network Mode of Governance, Routledge 2008; 2011年发行平装本)两专著。
与陈奎德博士合作编写《自由荆冠：刘晓波与诺贝尔和平奖》（香港：晨钟书局，2010年11月）一书。2012年一月出版中文专著《政治维纳斯：从一无所有到中国民主》 （香港：晨钟书局，2012年一月）。
参与过《社会学概论》 (1992年高教版)、《比较政府体制》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国际政治学》（王建伟主编，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书的写作, 并在下列刊物上发表论文：《天津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上海），《探索与争鸣》、Issues & Studies, Journal of Legislative Stud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Global Crime, 和《纽约时报》网络版。曾主编（与人合作）《中国法律与政府》(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两期专辑 （“The Battle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Falun Gong” 和“The Falun Gong: Qigong, Code of Ethics, and Religion,” M.E. Sharpe, Inc., 1999)。
他是HBO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2009） 的制片人之一 （与人合作）。
2009年12月，他被评为“2009年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博讯版） (链接 )。2010年12月，他又被评为“2010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2011年再度评为“2011年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 2012又评为“2012年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 （博讯版）。
现正从事《中国在地震中心：灾难、抗议和危机管理》（China at the Epicenter：Calamity,Protest,and Crisis Management）和《国家、市场和黑社会》（英文，State, Market, and the Underworld）二书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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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明 |
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论语：雍也第六，十三》
如何能买到这本书， 我找了好久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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