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方勵之一生婦唱夫隨

李淑娴、方励之

編者按：物理學教授、中國民主鬥士方勵之（1936-2012）一九八九年在美國大使館避難期間撰寫的自傳，塵封二十年之後，由台北天下文化今年四月底出版。《方勵之自傳》分二卷，首次披露方勵之夫婦在八九北京學潮前後的個人記錄，包括日記、手稿等文字與七十四幀圖片，皆由方夫人李淑嫻提供、校訂。蘇曉康和方勵之夫婦相處多年，深知他們相戀相依度過坎坷一生的艱辛。

二○一二年四月六日方勵之猝然撲倒之後，我們幾個跟他還算接近的朋友，林培瑞教授、李曉蓉、王丹和我，最揪心李淑嫻怎麼撐得下去？因為他們二○○七年才經歷了痛失小兒子方哲的巨創，母親本是最痛者，她如何在五年之內接連承受兩次打擊？

不久，土桑追悼會、紐約追思會都開過了，王丹建議出版一本方勵之文集，可是我們都不敢去跟李淑嫻說，怕她還沉浸在悲痛中。林培瑞打過一次電話給她，轉頭跟我說，李淑嫻一直跟他訴說老方的死因，邊說邊哭，竟然把這位漢學家的漢語都說沒了。「你去跟她說說，行嗎？」林培瑞幾乎在央求我。

我猶豫了幾日，還是撥通了土桑。李淑嫻深陷哀絕是明顯的。她跟我說，她還活著，只為處理方勵之未完成的事務，其中包括出版他的文字；我勸她抓緊時間寫一本流亡傳記，她說她不知道自己還能撐多久，我說你可以採用錄音的辦法。那一次我們在電話上談了大概一個多小時。

完成方勵之擱置二十年的事情

培瑞和我，繼續跟李淑嫻通電郵。初夏她的電郵裡，突然談到一本自傳！

我完全瞭解，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在大陸出版方勵之的任何東西，都是不可能的，至今我們兩人的那怕是純物理的教課書，不僅不能再版（盡管有很多需要），也不能出售⋯⋯一般來說，普及的、人文的作品影響面更廣；連在科學範圍內，優秀的科普讀物比專門的文獻更會廣為流傳。關於方已寫成的，因受阻未出版的書，我只和你們兩人說過，未和任何其他人談過⋯⋯。

電郵裡「關於方已寫成的」，原來是方勵之在美國大使館客居三百八十四天期間寫的一本自傳。九零年夏天他們離開北京到英國劍橋時，有個出版社感興趣這本自傳，並開始英文翻譯，最終卻因新聞熱點轉瞬即逝而放棄。一九九二年方勵之受聘亞利桑那大學後，香港明報出版社曾來要這本自傳，卻送去讓楊振寧「審核」，後者警告該出版社「不要開罪中共」，旋即退稿。

今日我們回頭去看，方勵之二十年前就寫好了自傳，他並非閒散之輩，而是面對顢頇的專制者，有防不測之虞；還因為，他乃二十世紀末對中國歷史影響最巨事件的中心人物，何能不留下親筆記錄？正如李淑嫻前不久對世界日報記者曾慧燕所言：「現在此書得以出版，為研究中國近代史和華人知識份子心路歷程提供第一手資料。」她也寫電郵給我：「我們這些人必須讓真相在身後不被歪曲。」

她做了方勵之猝不及防未做的一件事情。她最終完成了他。

方勵之出身北京男四中，中國的頂尖高中（王蒙、北島皆為男四中生）；考上北大物理系，就受南方來的一個女生「管轄」，並暗暗與之較勁，他說乃是男校生的一種「本能的抗拒」。殊不知，這個叫他不容小覷的優秀女生，影響了他一輩子。

方勵之晚年總結自己和李淑嫻，皆「簡單」的人——因為物理系就是「簡單運動系」。他用物理語言描述：「大自然是簡單的」；「簡單是真實的標記，而美是真理的光輝」；世間萬物的至極本質，是優美、簡單和統一；「簡單」也是純淨和專一。

反右風暴中倖存的一對情侶

他說環視周圍的同學和朋友，所有他們知道的反右運動之前的年輕情侶，凡被階級鬥爭波及者，無一不被打散。「李和我是倖存者。」這句話有某種「劫後餘生」的雋永。

一九五七年底李淑嫻被鄧小平「補」劃為右派時，方勵之跟她只是戀人，她立刻切斷聯繫，下農村「勞動改造」去了。但方勵之就是不撒手，他給她寫信：「我曾勸你向黨交代一切⋯⋯我們還年輕，我們還可以譜寫未來」。並未劃成右派的方勵之說：「一九五九年初，幸運降臨：我終於也被開除黨籍，高興極了。按定義，我同李的階級地位一樣了。」還有比這更簡單而優美的境界嗎？「我們沒有背叛自己的心，沒有背叛真誠的愛，不顧別人的白眼，組成小小的家庭。」李淑嫻在這本自傳前言中回憶說。

方勵之二○一一年罹患「山谷熱」住院治療期間，寫了一篇動情文字〈金婚年感恩節致友人〉，回憶他們結婚十年時，正當文革高潮中，兩人被拆散在合肥南昌兩地勞改，卻秘密分赴黃山「度蜜月」，何等浪漫的故事！那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林彪墜機蒙古的那個月，方勵之為李淑嫻在著名的「猴子觀海」身後留下一幀側影：李淑嫻「遠望『猴子』，『猴子』則在『觀海』。」——方勵之當然是在「觀」李淑嫻了。文學或電影裡從來不缺落難夫妻不棄不離的哀歌，但是方勵之李淑嫻把它譜寫得淒美、幽默、悲壯。

方勵之絕不背叛愛情，令他「婦唱夫隨」李淑嫻，淪為「賤民」二十餘年。反右這場劫難，將他逐出核子物理界，否則他很可能成為一個中共最寵愛的核彈專家（如鄧稼先、錢學森）；而他換軌到天文學，則由於更徹底的科學懷疑精神，又勢必在日後跟這個體制發生衝突。

他們第二次跟體制的衝撞，到了「夾在兩個大國之間」的境地，就近乎震動世界了，而這一次，方勵之又是「婦唱夫隨」。

賤民二十年，一再婦唱夫隨

八十年代初方勵之因倡導人權的前衛理念，而銳不可當，既被社會奉為「青年導師」，也被鄧小平視為「意識形態大敵」。所以整個八九學運期間，他和李淑嫻沒有去過天安門廣場一次，卻註定要被中南海羅織為「幕後黑手」。

今天已經公開的中共檔案顯示，早在學潮初期，北京市委陳希同李錫銘就認定，北大學潮「就是方勵之的老婆李淑嫻指使的」；因為方勵之從合肥科技大學被撤職後，去了北京天文臺，他們抓不住他的任何把柄，只有去栽贓仍在北大教書的李淑嫻。所以即使按照共產黨的邏輯，方勵之也是「受妻子株連」的。四月二十四日陳希同李錫銘先向萬里匯報這一點，接著第二天向鄧小平匯報時，又強調「北大非法學生組織的幕後人物是李淑嫻」，鄧小平因此定性學運為「動亂」，「四二六」社論出籠，從此不可逆轉。

方勵之是個坦蕩君子，又兼科學家的不信邪，心裡一直很泰然。直到五月底聽說北京郊區農民遊行焚燒方勵之模擬像，他還幽默：「燒模擬像，在國際上或中國歷史上，我記得只有國家級或領袖級的人享用過。我今天竟有此殊榮？他們要這樣作，我不介意。」照常去天文臺上班、答研究生問。

李淑嫻開始也很坦然，對在美國讀書的大兒子方克說：「我們等他們來抓」，急得方克大叫：「媽媽！你們千萬千萬不要作這樣的『英雄』！」。直到六四開槍，李淑嫻才考慮「躲一躲」。他們不願連累親友，只能去外國使館，六月五日下午第一次進美使館，又離開；第二次被作為「總統的客人」請回去，林培瑞說：「方勵之並不是很願意回到美國大使館，是方的妻子李淑嫻和兒子都覺得最好去吧，因為中國官方發瘋了，前一天在天安門廣場殺了那麼多人，即便不判你入獄坐牢幾年，也可能找流氓殺你，李淑嫻對此感到害怕，最終勸動方勵之進入美國大使館。」後來方勵之又幾度想走出大使館，都被李淑嫻勸止。

不想做中國薩哈洛夫

說實話，在政治判斷上，方勵之不如李淑嫻清醒、透徹。所以他患病未知生死之際，曾對李淑嫻留下類似遺言的話：「這輩子，我們這個小家，在重大問題上，往往是你做的決定，執行了，結果良好；未執行的，給這個家帶來嚴重後果⋯⋯你的決定為我爭得這二十年有意義的生命。」

最後，我想再談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方勵之為什麼不想當「中國的薩哈羅夫」？首先，非得拿中國去比附蘇聯或西方，諸如「中國的戈巴契夫」、「中國的曼德拉」等等，本身就是一種貧乏，顯示中國凡事都很平庸，要向他國攀比才比較舒服。中蘇的專制蛻化程度、兩黨的演變路徑，都有巨大差別，皆受其深層的歷史文化制約；薩哈羅夫發揮影響的社會條件，也根本沒有提供給方勵之。

但更重要的是，在八九年的時代局限下，方勵之硬要扮演「薩哈羅夫」，就只能去當「烈士」，儘管這本自傳第一次披露，方勵之的使館日記裡赫然已有「應準備：一、為民族而獻身，獻生命。二、長期監禁」的字句。但是，方勵之的理念非常西化，不可能再有「引刀成一快」式的「烈士情懷」了，而且即便他有譚嗣同式的死難決心，也對整個局勢無補，中國變革已不是靠「英雄流血」就能奏效了的。

許多人以「道德資源流失」的理由，責備方勵之李淑嫻走進外國使館「避難」，卻沒有發現，這種價值預設前提，恰好是將西方、國際社會、人權價值，統統視為「與中國為敵」；又好像方勵之不是「走進使館」而是「走進監獄」，就能喚起民眾革命了。我們或許可以說，中國政治變革至今唯賴「民族主義」一個有效動員力，是很尷尬的；方勵之遭遇這種尷尬後，及時返回他的天文學領域，去遨遊宇宙，仍可以施展抱負。只有最知道方勵之價值的人，才能從一開始就洞穿這個結局，這個人正是李淑嫻。

——开放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