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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乌鲁木齐的街景，你懂的。 |
今年4月23日，位于中国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的色力布亚镇，发生官民暴力仇杀事件，共造成21人死亡，包括官方的12名警察、3名社工人员。对抗的维吾尔人一方，则有6人被杀、8人被捕。
当局挑事，不准戴花帽蓄胡子披面纱
中国政府的解说是，当局社工人员走访一户居民，发现可疑人员和管制刀具，社工人员遭这家居民控制并被杀，由此引发对峙与枪战；境外维吾尔人组织反驳说，是当局粗暴闯入居民家中，首先挑衅，当局武装人员开枪打死一名维族青年。当局所谓“社工人员”，其实就是政工人员，就是便衣警察。
前往当地走访的外国媒体，从当地居民或目击者口中获知，事件是由中国官方扼杀当地民众宗教信仰而引发。官方在当地禁止男人蓄胡子、禁止女人披面纱。色力布亚镇的这一家人不从，政府官员就不断上门骚扰，最终酿成这一惨祸。
自2009年“七五”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管控日趋严厉，不仅限制他们的民族权利要求，更限制他们的宗教信仰，甚至限制他们的服饰，推行赤裸裸的汉化政策。比如，当局通知所有企事业单位和学校，上班或上学，不得戴花帽——维吾尔人的传统服饰之一。3月间，在乌鲁木齐第23中学，传出因维族学生戴花帽而遭集体罚站和威胁开除事件，激起维吾尔人愤怒。文化灭绝，等同于另一种形式的种族灭绝。
治疆怪事：维稳在先，出事在后
而论因果关系，还有直接的一环。4月12日，当局在新疆召开“维稳大会”，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会上号召：要“以铁的手腕、铁的决心，主动出击、重拳打击，坚决把暴力恐怖犯罪打掉在预谋阶段、消灭在行动之前。”“进一步明确对恐暴分子的现场处置原则。”
一个“主动出击”，佐证当局挑衅在先；一个“现场处置”，证明有意杀人灭口。无须调查取证，无须公开案情，甚至无须司法程序，只须用一顶“恐怖主义”或“
恐怖分子”的大帽子，就能将维吾尔人的任何诉求牢牢罩死、彻底封杀。
维稳在先，出事在后，张春贤治疆，与王乐泉治疆，原是一个模子。实际上，这才是恐怖主义——源自于权力中枢的国家恐怖主义；这才是恐怖分子——以反恐之名
、行恐怖之实的国家警察。
就像把几乎所有中国异议人士的政治活动都称为“违法犯罪”一样，中国政府把几乎所有少数民族争取权益的行为，都称为“恐怖活动”。4月23日发生的这起最新血案，照例再次被中国政府定义为“严重暴力恐袭”事件。
讲理也好，对抗也罢，中共一律镇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疆巴楚事件，紧接在美国波士顿爆炸案（4月15日）之后
，中国官方媒体刚刚以嘲弄的口气，奉劝美国：集中力量对付自家后院的恐怖攻击
，不必重返亚洲。孰料，仅仅一周之后，在中国的新疆，就发生死亡超过美国波士顿事件七倍的中国巴楚惨案，正应验《红楼梦》那句经典名言：“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
对源于中东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势力，货真价实的恐怖分子，中国官方舆论表现出同情、甚至纵容，视之为牵制美国的势力；对新疆境内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稍有抗议，中国政府就一律指其为“恐怖分子”。内外有别，双重标准，难免无信于天下，也难免失信于天下。
信奉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西藏人，坚持和平抗争，宁愿自焚，也不伤及他人，遭遇的却是，牵连镇压、漫长徒刑、甚至当场射杀；即便只是谈问题、写文章、表达个人观点的民运人士，也动辄遭遇重刑加身，如刘晓波、高智晟之例。
看上去，对中国政府而言，这一切都一样。不论民间以哪种方式，温和也好，激进也罢；劝进也好，批评也罢；讲理也好，对抗也罢；和平也好，暴力也罢；当局都不分青红皂白，统统镇压，监狱，酷刑，迫害，一样不少。于是，摆在中国民众面前的一道考题是，面对政府暴力，如何应对？
对和平主义者而言，暴力终究不是好事，不论发自攻击方还是还击方。然而，相比于汉人、藏人，维吾尔人表现得更有血性。维吾尔人以牙还牙、以血偿血，究竟是报复行为？还是为现实所逼？中共始祖毛泽东有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观察新疆形势，斯言信哉？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3年6月号）
当局挑事，不准戴花帽蓄胡子披面纱
中国政府的解说是，当局社工人员走访一户居民，发现可疑人员和管制刀具，社工人员遭这家居民控制并被杀，由此引发对峙与枪战；境外维吾尔人组织反驳说，是当局粗暴闯入居民家中，首先挑衅，当局武装人员开枪打死一名维族青年。当局所谓“社工人员”，其实就是政工人员，就是便衣警察。
前往当地走访的外国媒体，从当地居民或目击者口中获知，事件是由中国官方扼杀当地民众宗教信仰而引发。官方在当地禁止男人蓄胡子、禁止女人披面纱。色力布亚镇的这一家人不从，政府官员就不断上门骚扰，最终酿成这一惨祸。
自2009年“七五”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管控日趋严厉，不仅限制他们的民族权利要求，更限制他们的宗教信仰，甚至限制他们的服饰，推行赤裸裸的汉化政策。比如，当局通知所有企事业单位和学校，上班或上学，不得戴花帽——维吾尔人的传统服饰之一。3月间，在乌鲁木齐第23中学，传出因维族学生戴花帽而遭集体罚站和威胁开除事件，激起维吾尔人愤怒。文化灭绝，等同于另一种形式的种族灭绝。
治疆怪事：维稳在先，出事在后
而论因果关系，还有直接的一环。4月12日，当局在新疆召开“维稳大会”，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会上号召：要“以铁的手腕、铁的决心，主动出击、重拳打击，坚决把暴力恐怖犯罪打掉在预谋阶段、消灭在行动之前。”“进一步明确对恐暴分子的现场处置原则。”
一个“主动出击”，佐证当局挑衅在先；一个“现场处置”，证明有意杀人灭口。无须调查取证，无须公开案情，甚至无须司法程序，只须用一顶“恐怖主义”或“
恐怖分子”的大帽子，就能将维吾尔人的任何诉求牢牢罩死、彻底封杀。
维稳在先，出事在后，张春贤治疆，与王乐泉治疆，原是一个模子。实际上，这才是恐怖主义——源自于权力中枢的国家恐怖主义；这才是恐怖分子——以反恐之名
、行恐怖之实的国家警察。
就像把几乎所有中国异议人士的政治活动都称为“违法犯罪”一样，中国政府把几乎所有少数民族争取权益的行为，都称为“恐怖活动”。4月23日发生的这起最新血案，照例再次被中国政府定义为“严重暴力恐袭”事件。
讲理也好，对抗也罢，中共一律镇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疆巴楚事件，紧接在美国波士顿爆炸案（4月15日）之后
，中国官方媒体刚刚以嘲弄的口气，奉劝美国：集中力量对付自家后院的恐怖攻击
，不必重返亚洲。孰料，仅仅一周之后，在中国的新疆，就发生死亡超过美国波士顿事件七倍的中国巴楚惨案，正应验《红楼梦》那句经典名言：“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
对源于中东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势力，货真价实的恐怖分子，中国官方舆论表现出同情、甚至纵容，视之为牵制美国的势力；对新疆境内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稍有抗议，中国政府就一律指其为“恐怖分子”。内外有别，双重标准，难免无信于天下，也难免失信于天下。
信奉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西藏人，坚持和平抗争，宁愿自焚，也不伤及他人，遭遇的却是，牵连镇压、漫长徒刑、甚至当场射杀；即便只是谈问题、写文章、表达个人观点的民运人士，也动辄遭遇重刑加身，如刘晓波、高智晟之例。
看上去，对中国政府而言，这一切都一样。不论民间以哪种方式，温和也好，激进也罢；劝进也好，批评也罢；讲理也好，对抗也罢；和平也好，暴力也罢；当局都不分青红皂白，统统镇压，监狱，酷刑，迫害，一样不少。于是，摆在中国民众面前的一道考题是，面对政府暴力，如何应对？
对和平主义者而言，暴力终究不是好事，不论发自攻击方还是还击方。然而，相比于汉人、藏人，维吾尔人表现得更有血性。维吾尔人以牙还牙、以血偿血，究竟是报复行为？还是为现实所逼？中共始祖毛泽东有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观察新疆形势，斯言信哉？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3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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