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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在一九八九年以開天窗的方式刊登了「痛心疾首」四個大字，以抗議北京的戒嚴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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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香港人反對捐款給雅安地震，背後是不滿專制的擴張，及由此產生的愚蠢與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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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倘若李子誦看到香港《文匯報》四月二十六日的評論文章，他會做何感？正是在他擔任這家報紙的社長時，該報在一九八九年以開天窗的方式刊登了「痛心疾首」四個大字，以抗議北京的戒嚴令。
二十四年後，該報的評論文章宣稱： 「反對派以內地善款缺乏監督為由發起所謂『抗捐運動』，其實是一個站不住腳的藉口，其本質是將賑災政治化，對內地進行政治攻擊……這其實是『反國教』的延續，目的在於反對愛國、仇視內地同胞和對抗中央。」
文章針對的是香港社會的新情緒。剛剛發生的雅安地震與五年前的汶川地震，在香港激起了截然不同的反應。在上一次，香港群情感沛，政府與民間捐助了一百億港幣，而這一次人們則發起了「抗捐行動」，反對民間與政府的任何捐助行為。
很多因素造就了這五年來的變化。最直接的原因來自於中國官方機構的信任破產。香港人發現，他們的捐助被紅十字會與各級地方政府的腐敗與無能所濫用，它化作了政府的豪華車與公款吃喝，援建的學校則不僅仍是「豆腐渣工程」，甚至還因地產項目被拆毀。其次，它與中國再度擴張的專制制度有關，經由二零零八年奧運會的成功和隨後的西方金融危機，共產黨政權變得更為傲慢，它加緊了社會控制、打擊異議分子、卻面對一連串的社會危機毫無作為，它還把這「維穩」的思維與形式引入了香港，讓早前它作為中國復興者的形象大打折扣。
而在這五年中，也正是「中港融合」的加速期，北京原本以「輸血者」的姿態出現，開放「自由行」來幫助香港經濟，未料到卻引發了新的衝突，內地人反而變成了香港資源的掠奪者，「蝗蟲論」不脛而走，一些香港人不僅厭惡中國的政治制度，甚至對「中國人」也表現出某種反感，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既是這制度的犧牲品、也是支持者。緊接著，在政治改革與特首選舉上，北京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干涉姿態，人們發現，香港不僅沒扮演未來中國的引領者的角色，反而有「內地化」的趨勢。
面對這新變化，《文匯報》的評論表現出的態度是，它不準備理解這一切，而準備把它置於新的「敵我矛盾」中，香港的「顛覆性」再度突顯出來。
從「痛心疾首」到「反對愛國、仇視內地同胞和對抗中央」的論調，從李子誦到此刻的社長總編輯，《文匯報》的變化再好不過的折射出這個政權的變化。在八十年代，不僅李子誦，還有許家屯、金堯如、李菊生等人物，他們或為北京派來的官員、或為本地左派機構的領導人，他們仍以一種開明的態度面對香港事務。這與中國內部的失敗有關，在經歷了無窮的運動與鬥爭之後，這一代共產黨員發現自己的努力完全錯了，他們對自己缺乏自信；也與中國大陸和香港兩地的差距有關，比起中國大陸的貧窮與落後，香港繁榮而先進，有他們無法理解的複雜性；也與他們的成長與教育背景有關，他們大多是在一種民國式的理想主義環境中度過少年與青春，但即使被政治運動摧殘，他們還保有個人特質。
二十四年後的今天，跑馬地的新華社變成了西環的中聯辦，北京成了世界新強權的中心，《文匯報》與《大公報》依舊出版，一切風格卻變化了。天安門事件清除了共產黨黨內殘留的開明派，在中國經濟崛起時，一股嚴重的政治退化則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發生。除去眼前的權力與利益，新一代的官員們什麼都不在乎。新獲得的財富滋生了權力的膨脹，也鼓舞了他們的傲慢與無知。新貴們在一個文化匱乏、充滿無謂鬥爭的環境中成長，不要說中國情懷、理想主義，就連基本的理解他人的能力都缺乏。而為了獲取更大的資源，他們也傾向於誇大問題，以便為自己贏得更多資源。
或許，我們也不應誇大李子誦等人的理想性與重要性。中國共產黨對於香港態度的轉變，不過反映出這個組織本質的根本特性，它是高度實用主義的，當它處於弱勢時，它要「統戰」你，當它強大時（哪怕暫時），它就要藐視你、踐踏你。
它的愚蠢也從不是來自於真的愚蠢，而是高度的傲慢與封閉，它也可能隨時因需要而放低姿態。香港的抗爭道路，註定曲折而漫長。■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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