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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厚泽 |
张博树按：今年5月9日，是“三宽部长”朱厚泽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日。这篇访谈纪要记载了厚泽先生的故交、好友、青年时代的同窗对故人的深情回忆，记录了中共党内一代思想者的不朽人生。本文已作为附录收入《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朱厚泽文选》，该书近日由香港溯源书社出版。
时间：2010年8月6日
地点：贵阳，安粤家
参加人：
安 粤, 中共地下党代表，朱厚泽入党宣誓时的领誓人，1950年代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关押20年，1979年平反。1980年代曾出任贵州民族学院院长。
赵西林，朱厚泽清华中学同学，“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成员，中共建政后进入贵阳市委宣传部工作。
毛希谦, 朱厚泽清华中学同学，“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成员, 1980年代在贵州人民出版社主持工作。
梅 放，朱厚泽清华中学同学，“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成员。
幸必泽，朱厚泽青年时代好友，退休前在贵州文史馆工作。
刘学洙，朱厚泽好友，1980年代曾任《贵州日报》总编辑。
张博树：很高兴在贵阳见到各位前辈。大家都是厚泽先生的故交、老友，好几位是他青年时代的同学。我和厚泽老直接交往的时间并不长,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但在我和他的交往当中，的确感到朱部长在现有的党内老同志当中，他的思想是走得很远的，很开放，有大眼光、大战略。很难得吧！在我们和朱部长的交往当中也聊过很多的话题，特别是中国今天的转型，到底大家能做点什么？也做过不少的讨论，可惜的是他老人家走得早了一点，但是他的这笔思想遗产很重要，还是应该把它整理出来，把它继承下去，这个对未来的中国转型是有益的。
上午我拜访了王民三老先生，[1] 还有正在住院的姚礼乾老先生，[2] 当时姚老讲了很多---他已经不能说话，但可以写。他这两天刚刚写了一封信，是写给厚泽老的夫人——熊振群阿姨的，把他关于这个方面该做些什么的一些想法做了表达，实在令人感动。
安老，您是当年贵阳中共地下党的代表，又是厚泽入党的见证人。您先开个头，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安 粤：1949年中共地下党员姚国安被特派员接走了，转移了，他把手上留的地下党关系都转给我。这个名单里就有一个人叫朱厚泽。我去找朱厚泽，那天好像是礼拜天，他们本来告诉我朱厚泽姐姐的家，在言路街那一带，他姐姐、姐夫在那个地方，他姐夫当时是在贵阳邮政局工作。
在那里找到了朱厚泽，我把我的名字（化名）说了，他就晓得是组织上来人了。他说他还没有宣誓，要我领他宣誓。我就先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侃侃而谈，谈了一二十分钟，我想这个小家伙不简单啊！
张博树：宣誓的时候就他一个人吧？
安 粤：对，只能单线，否则就是违反纪律的。谈了一二十分钟，从中国的三座大山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我想这个小家伙不简单啊，高三的学生就懂那么多！之后就领他宣誓了。这就算是建立关系了。然后多次的联系，他就介绍情况：他下面有什么人，张三李四王五，名字都告诉我了。以后，关于青年的发展工作情况我们就共同商量研究。
有一次见到他们的五人领导小组，清华中学的五人领导小组（赵西林，姚礼乾，梅放，李惠华，陈庐山）。按地下党的规矩，我不应该见他们五个人的，只能单线联系，但是后来还是见了。因为姚国安走了之后下面的人就感觉好像组织没有了，大家都很担心，这才和他们一起见了面。
那个时候，贵阳的学潮刚刚过了，应该是3月份或者4月份“反极右游行”，学生还到大城市最繁华的地方，到省政府请愿。这个风潮已经过去了，很多大学都提前放假，大概5月底6月初就放暑假了，让学生们早点回家，免得闹事。我是从香港派来的，具体领导我们的是上海的钱瑛同志。鉴于淮海战役已经结束，解放军已经兵临长江，形势发展很快，地下党城市工作的方针是：麻痹敌人、隐蔽发展、调查研究、迎接解放。这是我们当时地下党的工作方针，不要求再搞武装暴动了，也不希望在城市再搞学潮，轰轰烈烈的，这些都不用了。就是发展组织，培养干部，搞调查研究，准备迎接解放。保存有生力量最重要，干部要是有问题，就要赶快转移。
我是1948年12月到贵阳，又到了香港，从香港回来已经是3月底了，那个时候学潮已经过去了。另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梁燕是1948年9月份到的清华中学，大约11月份姚国安也到清华中学。所以清华中学成了青年的基地，发展了很多的年轻人，我到贵阳也发展了一些，还发展一个入党，就是朱厚泽。
张博树：7月份您是不是又回到香港了？
安 粤： 是。到了7月中旬我在贵阳待不住了，我命大，上海有特务来抓，没有抓到我，走掉了。离开贵阳前，我把所有组织关系交给厚泽，这个时候才告诉他我真实的名字，本来是用化名见面的。这一别就是几十年。解放后我到四川工作，打右派就是在四川被打的，到了1958年被捕，又把我押回贵阳。从1958年到1978年，判了我20年。
张博树：我打断您老一下，这右派怎么一下判您20年啊？
安 粤：两个事情。当时我在西南民族学院，是马列教研室主任。反右时，西南民院还有一个右派指标没有完成，那么给谁呢？就给了我。为什么给我呢？据说贵州省公安厅正在调查我，准备要抓我，说我是特务。院领导就想，既然省公安厅都要来抓这个特务，就干脆把右派也给他吧。我就是这样成了一个右派。以后我又去了解贵州公安厅为什么说我是特务？回答说有一个中统特务说安逸夫（安粤）是中统特务，可是档案上没有，又没有人证。就在贵州省公安厅觉得怀疑，可抓可不抓的情况下，西南民院把我打成右派，这下他们可以抓了。它们两个就这样相互抬举。这样，我就被抓了，不但是右派，还是反革命份子，足足在看守所和劳改营关了20年！
张博树：难以想象!
安 粤：1978年底出来，还是反革命的帽子戴着，右派的帽子也戴着，出来没几天我就去看厚泽，他看到我就抱着我哭起来啦！他说真想不到你会坐20年牢，要是你是特务，我们这六十几个那就全完蛋了啊，真是！这说明厚泽很重感情，看到我就哭起来了。那个时候我也才知道，他也是三反份子，到农村去了。这是这一段。
以后我到民族学院工作，厚泽又是省委副书记，又是省委书记，这段时期来往很少。特别是当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的时候，我不去他那儿了，不去给他添麻烦，他就跑到我家里来，还时常来，我们住的很近。吃完晚饭，他回家, 很多时候我都是和他一起走回家的，我说你这个省委书记不安全啊，他在大街上散散步，自己走回家。
后来有一天，厚泽到我这里来说，要调他到中央宣传部去，他很犹豫。中央又不认识什么人，没有后台、背景和关系，他到中央党校学习过，就这么一个关系，这个工作太难！我就鼓励厚泽：有这个机会就去干干。人家没有好下场，不一定各个都没有好下场。那个时候也流传：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统战部，大鱼又大肉；跟着宣传部，天天犯错误。流行语就是这样，他就不想去，当然最后还是去了。
到了北京之后我们来往更少了，偶尔就是全国人大代表开会的时候我去看他，时间也不多，也就是在一起说说话，但是对于他的情况我们都很了解，都很关心他。
厚泽说过“权为民所授”，当时的三民主义，[3] 他又加了一个，成了四民主义，关键是权为民所授，说的多好啊！现在这个“和谐’，怎么和谐啊？这样你整我我整你，你斗我我斗你？要宽容嘛！你看厚泽说得多好啊！他去世之后，看到网上悼念厚泽的文章，包括你写的，网上的很多，我都收集了，姚礼乾也帮我搜集，攒到我这里来了。网上很多文章给他定性，称他为党内民主派的领军人物。厚泽本来才80岁，不能说英年早逝，但也是早了一点，现在正需要像李慎之、朱厚泽这样的人物，因为这是普世的价值嘛！宪政和民主人权是好事情啊！现在挺危险的，这些人反正是被扫地出门了，到了这种程度！我们入党的时候，我们理解共产党就是要民主法治和普世价值，为这个奋斗的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都是讲这个，当时说是建设自由民主的新中国。那时天天批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什么党化教育、党政治，就是骂这些。我们就搞游行，搞学生运动反对这些。这些话应该说的是很好的嘛！
我就说这么多吧！
张博树：谢谢您，介绍了这么多情况！
赵西林：我把厚泽在学校开展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和地下党的活动介绍下。清华中学民主空气比较好，它是受清华大学传统的影响， 清华中学本身就是清华大学的校友在1938年毕业后到贵州创办的。他们依靠的是在清华大学学习过的周诒春先生，当时他在国民党贵州省政府卫生厅，当厅长。清华大学的校友找到他，他很支持。当时的清大校长梅贻琦，秘书长潘光旦，还有一些学者也都支持在贵州办清华中学。他们最初想在武汉办，但是武汉这个地方很快就不稳定了，还有敌人的飞机炸，汉口《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就建议他们到贵州来办学校，所以当时的几个校友：王万幅、唐宝鑫、宋士英、徐步墀、索天章、李振麟、赵永昌、冀吉甫几位创办人全部到贵州来办学校，他们本身都是清华出身的，所以就把清大活跃的学术风气和民主风气带进来了。
清大的校训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个校训也被带到清华中学，我们校歌实际上也是清华大学的校歌，歌词周诒春先生改了，调没有变，毕竟是在贵州来办中学，就做了一点调整。学校本身浸润着清华大学优良的传统，学术民主风气比较好。学校创办以后，周诒春先生定了一个校训：爱国、诚实、治理、合作。
在学校里，本来那个时候在抗日战争后期也建立了三青团，但是三青团基本上没有活动，有活动也是那种游山玩水的活动，政治色彩很薄。清华中学没有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中共党组织，但是在老师当中有共产党员。他们虽然没有组织，但是他们的思想言行有共产党的观点，对我们也有影响。
1948年，在清华中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开始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为什么这个时候来建立？为什么会出现在清华中学？从大背景看，1948年，国共纷争已经出现转折点，那时候毛主席的战略观点是从内线到外线，从挺进大别山开始，整个是一个战略反攻，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再一个大背景就是北京上海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北京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有很好的社会影响，但同时也暴露了我们的地下党员，每一次运动后都要暴露一些共产党员，暴露一些进步人士，党的组织要把他们有计划地转移，就是保存有生力量，这是一个情况，还是一个消极的情况。更大的是在战略反攻上，要打到外线这个情况，要开辟新区，要为开辟新区做积极准备，其中很重要的准备就是干部的准备，，当解放军占领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要了解当地的情况，要有干部可用。
张博树:那就是说，当时在贵阳清华中学建立党组织或党的外围组织，是为了适应这个大背景的需要。
赵西林：为什么派梁燕和安逸夫他们到贵阳呢？因为贵州地下党很薄弱，多次被破坏。
安 粤：在我来之前，贵州党组织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我们来是一批人，另外还有一批，他们是贵州工委，有组织的就是这两批。当然边缘的也有一些，云南啊，还有广西游击队。但是主要的就是这两批。
赵西林：贵州有地下党。贵州党是在三十年代初期建立的，当时贵州的共产党书记叫林清，原来在上海地下党工作，那边受到破坏以后转移到贵州，在贵州建立地下党的组织。1935年，红军过遵义的时候，林清找到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林文瀚，汇报了地下党的情况，中央批准地下党在贵州建立。那个时候整个地下党破坏很严重，但是贵州的还是保留下来，还在发展党的组织，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
下面我谈谈中共地下党梁燕和姚国安的情况。梁燕是清华中学八年级的学生，学习成绩非常好，保送到清华大学去学习的。当时我们清华中学的学生每年推荐五个去北京清华大学。梁燕进入清华大学以后，大概二年级他就加入了地下党，直接领导他的是姚国安。当时党要派人来贵州，梁燕应该是很合适的人，他对贵州很熟悉，也是这个学校出去的，再加上当时清华中学正需要教师，校长就写信给清华大学的校长，请他们推荐毕业生来贵州支教，这样一拍即合。梁燕到贵州是48年8月，后来他感到自己力量太单薄，希望能再派人来，然后就派了姚国安。
那么梁燕和姚国安来之后又怎么找到我们，开展活动呢？
清华中学继承了清华大学优良的传统和学风，学校除了上课以外，课外活动很活跃。上一次我们开座谈会，陈庐山他们就谈到我们是学校搞学生会的先驱。我们的校长出了一个点子，让学生自己组织党派，选学生会的主席，大家自己组织党派然后竞选、竞争。这种东西就是民主的教育。当时在清华中学这些活动都是比较踊跃的，建立的学生组织比较多。 1943年建立清华文学会，同年建立清华科学会，喜欢科学方面的学生就参加科学会，喜欢文学的就参加文学会。当然还有其他组织，这两个组织对学生影响比较大。
我和厚泽就是在1943年，在初中一二年级的时候加入清华文学会的。这个清华文学会有很多的活动，有老师来讲《少年维特之烦恼》，讲诗经、红楼梦、杜甫。西方古典和中国传统都有。最初就是讲学术，到后来发展到组织艺术活动。那时我们唱歌先是外国的歌曲比较多，到46年、47年的时候又开始唱民歌，唱解放区的歌，唱《生产大合唱》，还改编自编自演的《雷雨》。这个时候梁燕到贵阳，他和我舅舅是同班同学，他就住在我们家里，他一听我们当时都唱《生产大合唱》、《山的那边好地方》之类的歌，就知道这些都是进步青年，于是决定把清华文学会转变为党的外围组织。姚国安、我、厚泽和梁燕几个人交谈过，把清华文学社转变为团结同学、参与进步活动的一个组织。梁燕、姚国安既然了解我们有进步要求，他们的目的也是要在清华中学建党，所以第一个就要发展组织，就是说这里有很多的必然性，他也必然要发展我们。在48年冬天寒假的时候，梁燕就要朱厚泽组织我、陈庐山、梅放成立一个读书小组，当时主要是读鲁迅的东西，我们也写一写作品，分析研究我们自己的作品，而且学着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自己写过的东西。
张博树:当时进步青年都在学唯物史观。
赵西林：在学习当中就逐步提高，实际上组织也通过这个考察你，看你有没有进步，你进步了，就吸收你入团、入党。我是1949年3月加入青年团，不久后入党。
青年活动的开展，地下党活动的开展也有一个过程。刚刚安粤同志讲了，他们来到贵州，上海党组织给他们的指示就是隐蔽发展、调查研究、培养干部、迎接解放这十六字方针。他不主张搞大的学生运动，暴露。在那个背景下并不倡导这个。但是呢，在49年的3、4月份，贵州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几所大学反饥饿、反迫害游行，贵阳的八所学校学生游行，学生运动已经起来，这个情况下，作为地下党来讲，学生运动起来了，你也要支持，不要去泼冷水，不要去压抑它，要引导。这样搞起来以后，国民党从5月份开始大逮捕，首先是贵州大学，开始抓人，白色恐怖也来了，城里也抓人，抓一些进步师生。六月的一天，我和厚泽还有梅放、李惠华他们吃晚饭，然后在公园里散步，李惠华碰到一个人，向他打听姚国安，问他认不认识他，住在什么地方。这个时候李惠华已经参加青年团了，他也意识到这个人是特务，就赶快向厚泽汇报，厚泽马上告诉姚国安和梁燕，当天姚国安和梁燕就不敢住在学校了，清理一下文件，工作交代一下，在背后的山上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早就从贵阳转移走了。党组织没有遭到破坏，这一点就是厚泽的机警。
地下党转移以后就把工作交给安粤，当时五个人实际上四个都撤离了，就留下他。刚刚安粤同志也讲了，他待到几个月之后也待不下去了，就把工作交给厚泽，而厚泽刚刚入党不到半年，他又发展那么多的组织，发展了大概27个人，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
张博树：就在那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发展了27个青年团员？
赵西林：对，都是青年联盟，相当于后来的青年团。这还不光是一个清华中学，当时姚国安的组织系统已断绝联系，还有三条线，哪三个线呢？一个就是厚泽，他抓了清华中学的学生这个系统；一个是梁燕，他抓了贵州大学的一个系统；还有就是安粤同志，又抓了一个系统。都是单线联系的。这个情况在当时也不是很清楚，后来，姚国安病危的时候，那已经是文革结束以后，当时他在上海工作，病危的时候，我、梅放、姚礼乾三个到上海去看他，他是癌症，已经快要见马克思了，他就口述了当时的情况。
安 粤：还搞了一个录音带，讲得很好，很感动！
赵西林：青年联盟成立以后，你不要看短短时间，做了很多工作，在极端艰难环境下，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做了很多积极的事情。
安 粤：最后发展到60几个人。
张博树：确实很不容易。
安 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之后全部都是正规军的。但是他“五子登科”，[4]越来越腐败，老百姓都反感了，特别是那些先知先觉的青年学生，更是不满意，就想找出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一来点个火儿就燃起来了。为什么共产党在短短几个月就发展了那么多人？当时我们出版一个小册子《理论与实践》，就是这么一个刊物，都是干柴了，这个热火一点就燃起来了，青年学生就起来了，星火燎原。
张博树：国民党1945年光复以后 ，到1949年短短的4年之内，他这个“五子登科”确实很厉害，人们对于国民党的信任很快就掉下来了。
安 粤：腐败就垮掉了嘛。
张博树：对于共产党，就把它当成一个新的希望。
赵西林：青年联盟成立以后，按照方针，主要就是团结教育青年，发展组织，我们办了一个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
安 粤：这个小刊物，姚礼乾起大功劳，他还保存了完整的一套，文化大革命破坏的时候，他放在墙里面保存下来了，现在就剩下那一套了，已经交给档案馆了。
张博树：那就很珍贵了！
安 粤：出这个刊物是我和厚泽一起定下来的，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在里面。
张博树：当时一共出了几期？
赵西林：7期。
安 粤：不要小看几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写的文章，还是很精彩的，马列主义水平还是很高的！搞青年运动也很有一套！
张博树：应该把这些刊物给今天的大学生看一看！
赵西林：从内容看，有理论文章，有经典著作的摘抄，有新华社的战报，都是新华社的消息。也有怎么开展工作的工作方法研究，怎么调查研究，怎么搞工作等等。
除了在清华中学发展以外，我们想把我们的活动扩大到社会上去，就找了一个基督教青年会，那里有工人、学生等不同人群。还有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合唱团，我们都派一些同学去参加，我和梅放还有很多同学都参加了。我们进去以后就逐步地掌握领导权，逐步地把他们领导起来，通过这些活动，团结更多的青年。快解放的时候，我们印发了告全市人民书，以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的名义，号召保卫工厂，保卫学校。这些都是符合党中央政策的，因为都是新华社来的东西。告市民书印好以后，准备散发出去。当时我们就研究，是不是要找报童去散发？能否放心让他们去散发？要是暴露了怎么办？用什么办法？最后决定就是我们几个青年同志自己去散发，全市散发。短短几个月做了不少工作，始终坚持斗争，一直到贵阳解放。另一方面，梁燕和姚国安转移以后到哪里去了？当时他们是虚晃一枪，说是要往重庆方向走，虚晃一枪是让特务注意你到那边去了，实际上是去香港了。他们当时想去找钱瑛，但在香港没有找到。后来就跑到武汉去找，武汉当时已经解放了，他们化装成小贩，从香港转移到武汉，找到钱瑛汇报，钱瑛那时是中南局组织部部长。
张博树：解放军进贵阳是1949年11月14日。
赵西林：解放军进来了，也全都公开了，他们当时到武汉汇报的那个提纲，在解放初期的时候我也看见了，部队进来之后也参考了这些资料，所以这也起到了作用。本来梁燕是留在武汉工作，后来可能这边需要，他自己也希望回来，组织上又派他回来，他又回到贵阳了。1980年代梁燕曾先后主持四川人民出版社和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工作。姚国安后来在华东局给钱瑛当秘书，后来又到了上海农办局。
张博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开始出版《走向未来》丛书，那个时候梁燕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到贵州来，而《传统与变革》丛书也是在这个时候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我才弄明白了！这真是个意外收获。
赵西林:贵州解放以后，朱厚泽到省委组织部，汇报贵州地下党和青年联盟，省委组织部还了解了原来的地下党，还有贵州省工委组织的贵州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有其他的青年组织。解放以前是单线联系，现在都公开了。以前彼此的活动都知道，但是不能打通组织关系。解放以后大会师，在贵阳召开了一个会师会议，青年就转团，办一个手续就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大会师以后这些人就参加了团省委和贵阳市团委合办的青年工作干部训练班，大概有一百多人，我和厚泽都当队长，后来分配工作，他就分在团市委，我和梅放分在贵阳市委宣传部，陈庐山去了团省委。
张博树：会师以后，全部进入各个岗位。
赵西林：我们这个组织活动脉络很清晰。
厚泽一生大概可以这样概括：读书、参加工作到四清以前是一个阶段；四清被打下来，起落！落下来又是十几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 ，恢复工作，当市委副书记、秘书长，然后当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再到中宣部。从中宣部被贬到全国总工会，然后再度落下来这20年，这是他的理论、思想上最成熟的时期，就是在北京的这最后20年，离开工作岗位以后的20年。他观察问题都比较超脱。
他前面和后面20年的思想脉络是有关系的，为什么把他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啊？他那些所谓的修正主义观点实际上都是今天我们改革开放的观点。
张博树：60年代厚泽就在讲商品经济啊、价值规律啊这些东西！
赵西林：当时的思想冲突，就落到今天这个结果。80年代初他在贵阳市委、贵州省委这一段，短短的几年时间，我认为他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两个：一个是落后地区的农村改革，另一个就是贵州的经济发展与全局关系的问题。
张博树：实际上就是贵州和全国经济的关系，贵州和“上游”、“下游”地区之间的关系，这是战略性的考虑。那么您觉得厚泽当时政治上有什么考虑？
赵西林: 这个我说不清楚，我们就是老同学，闲聊比较多。当时他到宣传部说的“三宽”，邓力群等人不以为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要搞耀邦下台，厚泽并没有意识到是要搞耀邦，他最初以为人家提这是要搞他，所以他马上辞职，后来才逐步意识到主要是搞耀邦。
毛希谦：厚泽去世非常可惜，他在我们同学里面算是身体好的，但是他得了这个病就没有办法控制，所以非常可惜。这么多年，我们跟他实际工作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但总的情况都了解。特别是年纪老了以后，我们这一帮人还是要想一些事，退下之后思想就比较自由了， 总要反思反思这辈子干了些什么事情啊，有什么价值啊，甚至还做了哪些错事啊？都想这些问题。朱厚泽在这些方面比我们考虑得深，他接触的事情也多，他的经历和我们也不一样。所以厚泽每次从北京回来，我们这些老同学首先把他抓住，想从他那听听有什么新情况，他有什么新想法，总是想办法掏一些。对他的评价，在网上看到一些，但不是很完整。严格地说，我对他思想的了解也不是很深，但是知道他在下台以后，考虑了很多问题。我们原来就很亲近、很熟悉，这些年觉得他思想的深度和高度比我们强多了，我们跟不上，有这样一种感觉。我认为不但在年轻的时候，他在思想上是引领我们前进的，就是到了退休以后，到了七八十岁这个阶段了，他仍然是在起领头的作用，给我们很多启发，使我们想到更多问题。
他去了，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了。这一辈子能交到这样的同学和朋友，很难得。
张博树：我打断您一下啊，我有一个感觉，这次来和周老[5] 联系以后，周老也提议和各位前辈一块儿聊一聊。以前我对很多情况也不是很了解，这次来我觉得有一点发现。80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传统与变革》丛书，还有其他好书，过去只知道这些书的作者、编者是谁，但是出版社方面究竟是什么人在推动，支持这些事情？过去我不了解，这次贵阳之行才知道，就是清华中学这样一批老同学在做这些事情！当初40年代清华中学的一批年轻精英，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仍在发挥影响。朱厚泽的出现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实际上是有一个群体的，我不知道这么说是否合适。
安 粤：这一批精英里面又出了一个精英。
毛希谦：朱厚泽在这些方面给我们很多启发，他在职的时候倒没有多少具体联系，他还在市里或者到省里的时候，见面时间也不多。后来他到了中宣部，提倡“三宽”那段时间，我们出版社的人感受到贵州确实是宽松了一些，思想更加解放了，比如说《传统与变革》丛书，总觉得很多年轻的作者是有思想的，出版社编辑叫许医农，她的活动能力很强，就觉得应该支持她。
但是六四发生后，这些就全停了，不能有独立思考了，擦边球都很难打。现在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厚泽去世以后，他的思想需要很好地研究。他的很多想法都是通过谈话或者开会发言这样讲出来的，真正成文的东西，他自己从头到尾修改完成的文章并不是很多。贵州一般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都觉得朱厚泽这个人挺聪明，很能干，在贵州也做了一些好事，贵州有这么一个人很难得。他受冤枉了，被赶下台了，现在又去世了，大家都觉得很惋惜，但是对朱厚泽的思想可以说并不了解。我的印象是，他应该是到了北京以后，大起大落，最后彻底靠边站，这种情况下，思想反倒更自由了，更放得开了。他到处考察调研，思想上有一个非常大的飞跃。原来他是一个共产党的优秀干部，省委书记，有才能的干部，现在他彻底下台了，思想上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自己非常努力，一辈子都是这样的，有天分也非常勤奋，见多识广，这一综合就使他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到底怎么评价朱厚泽，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但是我觉得需要把他的思想和没有成文的东西很好地发掘和整理，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看法，我们也多次跟熊振群说，希望她能够推动。但是看来主要还是要靠学术界有造诣的年轻学者来推动，包括像你多做这方面的工作，希望能有比较好的、比较系统的东西拿出来。直到现在，好多人还不知道他的思想。
张博树：“三宽”大家都知道，别的就不一定知道了。
毛希谦：所以我们觉得你做的事情太好了，是我们盼望很久的，特别是他去世以后，非常盼望。但这件事做好也非常不容易，因为材料很分散。
梅 放：他们两个都说了，我补充一下。朱厚泽之所以成就现在的状况是和家庭有关系的。就我接触看，他们朱家实际上在贵州的两次革命中都起到作用，一次是在辛亥革命，那时叫光复，达德学校，当时是贵阳第一个私立学校，王若飞、黄齐生他们都在那儿读书，赵西林的母亲也在那里读书，朱厚泽的二姨和爸爸也是。我看资料讲，当时学生上街游行，朱厚泽的爸爸就是学生队的队长，和王若飞是一块的。朱厚泽的二姨、姨夫也是地下党员，后来被杀害了，他二姨是民盟的。到了1949年，贵阳地下党是两支，都是朱家的人在领导，一个是朱厚泽，贵阳特支的，当时清华中学学生实际上都是他领导的，另一个在贵州大学，八大学校反饥饿游行的领导主要还是贵大，贵大的学生领袖是朱文达，朱文达也是朱家的。朱厚泽年纪轻但辈分高，朱文达算是他的侄子。
所以朱家在贵州的两次革命中都起到作用，这对朱厚泽也有很深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清华的环境，清华中学的教育对朱厚泽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对一些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看法，应该说是和清华的教育有关系的。在抗战期间，大西南成立过3个清华中学：贵阳清华、成都清华、重庆清华。抗战胜利以后，孙立人在东北又搞了鞍山清华。四个清华解放以后都改名了，现在也都恢复名字了。这四个清华中，贵阳清华是最早成立的，也是办得最成功的，能够更好的把清华大学的民主思想和学风贯彻到清华中学来。清华有很多特色，考试的时候老师不用在现场，谁也不作弊，靠自觉。清华的一位校董
晚上坐着车子来看我们上晚自习，来了以后谁也不惊动，就一个人在窗子那儿看，结论是，不管是留美的还是哪儿的学校，像清华中学晚自习这么安静的从来没有见过。
张博树：当时清华中学的校风很好
梅 放：当时的民主自由，民主空气也很强调。刚才赵西林讲了，1946年我们进高一的时候，要求民主科学的空气在大后方是很高涨的，很多地方搞学生运动。唐宝鑫校长鼓励成立学生自治会，采取组党竞选的办法，清华学生里面就成立了三个党，朱厚泽和赵西林他们成立的党，叫民主自由党，还有一个大公党，还有一个叫清华党。每个党都有党纲，党纲就是怎么办好自治会、怎么办好学生食堂之类。
赵西林：后来不断有人来贵阳清华中学查清华党、民主自由党都是干什么的，怕是有特务活动。因为清华中学在全国各地都有啊，清华中学怎么搞清华党啊，怎么搞民主自由党啊，有没有政治活动啊，等等。
张博树：解放以后调查的?
梅 放：对。有的人就说我在清华中学参加了那个党、那个党。人多就成问题了。还是朱厚泽写了证明，以后就没有事了。总之，我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清华中学培养了一批人，这中间突出的是朱厚泽，真正在我们国家起到很大作用。朱厚泽自己的努力也很重要。像我们这些人，到学校读书就是读书，老师讲什么就学什么，朱厚泽阅读范围就广得多。那个时候图书馆的书也不少，有很多高尔基的长篇小说他都看了，真正理论性的东西，政治经济学读本，他也借来看。我根本看不懂，也不敢看这些。
张博树：您说看政治经济学读本是在什么时候？
赵西林：解放前。
张博树：那很早了，厚泽还是个中学生。
梅 放：我还看见他拿着看过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这本书以前我还真不知道是谁写的。所以他读书涉及面很广，这样他就开阔眼界了。朱厚泽去世以后，有的人说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许多人的敬佩和信服，很重要的是他的穿透力。他这个人不摆架子，很平易近人。对他了解的人都认为，他这个人能推动工作、抓住工作要点。前段时间我生病住院，一个公安厅的副厅长来看我，就谈起来，要是朱厚泽不在中央在贵州，一定对贵州起很大的作用。这确实是实情，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哪怕是政治观点不一样的人也这么认为。
张博树：厚泽到北京，对贵州来讲是有些损失，但是如果他留在贵州，没去中央，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朱厚泽了。
赵西林：是这样，很多人说朱厚泽不去中央就好了，这很错的，这样中国就少了一个朱厚泽。
安 粤：是啊，这是错的，这样就不会有今天的朱厚泽了。它不过反映一种心情，很惋惜很惋惜的心情。
梅 放：很多人说除了《东张西望》摄影集，厚泽也没有出什么东西。那是因为很多都不准出版啊！
安 粤：胡耀邦推荐他做总书记候选人，没有当成总书记是朱厚泽最大的惋惜。不过要是做了总书记啊，思想局限也许更多些，还达不到现在这个高度。
幸必泽：我说几句题外话，我和朱厚泽的私交很好，学生时代我们两个是在不同的学校，但是同一级，常有来往，而且也都是国民党所认为的左倾学生。
安 粤：这个幸必泽可干了一番大事情，我简单介绍一下。当时我们有两支地下党，他是贵州省工委办的新青团的，高三毕业一个暑假到遵义去搞曙光社，发展了100多个社员，他是主要负责。然后又和当地的驻军联系上了，跑到驻军哪里去策反，很多国民党的大军官都是他们策反过来的。厉害啊，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幸必泽：按照现在流行的风气，人走茶凉，这个朱厚泽已经是倒霉了，现在还有人愿意为他写书，还有这么多老同志支持，我很感动。我这个年岁马马虎虎也82岁了，一半的应酬都不参加了，包括会议，今天我赶来是向你们表示感谢，我是朱厚泽的战友，也是对老友的一种怀念。
我觉得刚才张博树讲的一个意思很好，就是不要孤立地研究厚泽， 一个是说不清楚问题，二个是某种意义上贬低了他。我这几年思考厚泽的问题，觉得他是注定要倒霉，不但是在北京倒霉，在贵州也要倒霉。因为中国的国情啊，一个是知识分子问题，一个是地下党的问题，容不了他。这个中国党是什么党呢？我思考了很久，作为一个老党员，我觉得我们是知识分子的党，中国共产党写的是工人阶级政党，后来我看来看去啊，看毛老头的书，瞿秋白的书，还有李大钊的书，我的看法是，他们都不是精通马列主义的。
毛老头看的马列的书总共不超过四本。中国知识分子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的一些概念，为什么他们能容纳这些概念呢？因为我们中国几千年有一个传统，就是用一种思想教育孩子，从小就学习三字经，爱国爱民，无私奉献，用这个来教育子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毛主席叫毛泽东，字润芝；他兄弟叫毛泽民，江泽民也叫泽民，都是这个思想体系。
在最近二十年，我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跑过，当然不是去旅行，我是住在那儿，因为孩子的事情。我就看国外的资料，没有哪个国家、那个民族像我们一样，几千年用一个思想来灌输孩子，从小就教育孩子爱国爱民，无私奉献。我们的最高理想就是世界大同，我们的天国是在地上，不是在天上，这个东西和马克思主义要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通的，所以我们很容易接受。根据我的了解和观察，我能得出一条结论就是，我们参加革命没有多高的马列主义。我们就是接受了一些概念，比如说要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个概念是一种信仰，我们当时是真的相信，不是共产党欺骗我、控制我，我们当时真的是相信。像安老那么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好的家世，他完全可以不革命，安老家是孙中山先生秘书，是大元帅府的秘书长，是贵州的革命老前辈。
张博树：其实您可以不革命的。
安 粤：我还是走上了这条路。
幸必泽：这是我们的思想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基础。我观察了一些国家，比如说印度，印度也是亚洲的，也是文明古国，也是内部阶级矛盾很尖锐，都受帝国主义侵略，为什么在印度马克思主义就吃不开，没有中国这样星火燎原？因为印度没有这个基础，没有这个内因。这也注定了中国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主力和前锋，也最容易中弹。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以后，接受了民主主义那一套以后，对资本主义是仇视的。因为这是两张皮，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这一划就把我们大家都“资”起来了，都姓资了。朱厚泽参加共产党或者没有参加共产党，都是属于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那是跑不了的，只是早晚的问题。这是一个事儿。
第二个事就是从地下党这个角度，毛主席有四句话你们知道的，就是：对原地下党干部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我在国外看见这个文件，当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着。我们还在白区和国民党打仗，生死搏斗，毛主席却把我们都画成一个圈了，要“逐步淘汰”！张博树你看啊，就说安老吧，安老是国立浙江大学的学生，电机系毕业，少数民族，怎么看也是个宝贝啊。这种人解放后可以当省长的，但是他过的是什么日子啊？！
安 粤：我介绍下我夫人，云大社会系毕业，也是右派份子，我们夫妻都是右派。
幸必泽：所以，因为这个大背景啊，朱厚泽是发展不了的。他的思想是另类的。这个不能孤立来看。对于朱厚泽，我建议不要单从一个角度研究。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干部被丢在一边，这也太平常了，既没有教育意义也没有说服力。这是一个事。第二个事，就是对于朱厚泽应该怎么评价。我是在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混饭吃的，我这个文史馆有个左派给我汇报过一个事，说是贵州有一个知识分子叫戴敏贤，他说朱厚泽是贵州的思想家。那时候我是党内的支部书记。我说这有什么不对吗？这个左派说，朱厚泽怎么能算思想家呢？他有书吗？我当时就批评他一句，我说戴敏贤能够提出朱厚泽是思想家，他本身就够思想家。
赵西林：但是戴敏贤有一个观点很错的，他跟我辩论过，他说朱厚泽不去北京、留在贵州就好了。
幸必泽：朱厚泽上北京啊，现在我都悔。当时我在遵义地委工作，我听说这个事了，他不愿意去，我吃完晚饭专门坐车到他那里去，我说我们这一帮人都报废了，你到中央还可以做一点事情。厚泽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一个月的大学生，到中宣部那不行啊。我说你去吧，慢慢的一步一步走。他说我也想过这个事情，恐怕到那儿先观察、不说话为佳。后来到北京，一年都没有说话，一说话就是说这个“三宽”。
我觉得要从思想家角度来研究朱厚泽。他思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他为什么说“三宽”呢？朱厚泽有一次和我闲谈,谈的很短，没有伸展开，他说我们中国党的出路啊,就是不要搞权谋政治。“权谋政治”这个东西我想了好久，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这是我们致命的要害，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成也是搞权谋政治，我们势力很小的时候，就提出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我们打不过蒋介石的时候还拥蒋抗日啊！后来这个权谋政治，我们的毛主席没有好好研究马克思主义，他研究中国的老东西太多了。而这些东西全都是搞权谋，搞到什么地步呢？搞到一二把手都在互相搞权谋。你们看看毛主义和林彪一面好像火热，一面又写一封信，又是霸气，又是猴气。林彪的信里则写“要注意老东，还有那个婆娘”。一二把手就是这样互相斗。毛主席说“你们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其实正确的读法应该是“你们要光明正大，不要搞我的恶阴谋诡计”，换句话说就是，我可以不光明正大，我可以搞你们的阴谋诡计。
现在中国许多的问题，有的认为是开着窗子苍蝇跑进来了。我的看法是虚假的发展，很多东西都是假的，全世界古今中外全部抹黑，就剩下毛主席一个人。这种情况下，我们信什么？我们都是老共产党员，我们还相信这个理想，因为多年来我们形成了这个思维定式，但是现实却在无情地粉碎我们。一些职位相当高的干部，比如说省级干部，和他们打麻将吃饭，一谈就发现他们第一不了解民众的生活疾苦，第二也没有什么想法，第三还没什么理论，比如我问他知道不知道辛子陵的看法？他说辛子陵是谁啊？所以这个问题的确很令人担心。我们的待遇是很好的，在老百姓看是高官厚禄啊，但我们也并不好过。
所以我觉得研究朱厚泽应该从更高一点的层面来看，不要当他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我就想过这个事情，比如说安老，学生时代我是优秀学生，从不缺课，一听说安粤打球，什么时候该去看球记得清清楚楚，当时他在我们心目中按现在话说就是乔丹，安粤骑个马出来，那女生就站在旁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粉丝成群啊。但是他在解放以后却是这样家破，只差没有人亡，太残忍了。古今中外这样的事是都很少见。朱厚泽有一个兄弟叫朱宇，我和朱家有很多关系，他的哥哥朱厚安是我的老师。朱宇就跟我讲他哥哥朱厚泽不认错，有一次开会坐在一起，我就对厚泽说，听说你不认错。他说我又不想做官，我认什么错？他后来是不是认错了？我不清楚。但是从北京来的同志说呢，朱厚泽是有这个硬骨头的。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的发掘。
梅 放：我插一句，朱厚泽还是去北京以前，我就听他说过这个话，意思就是以前几十年中，跟着党说了一些话，不说也不行，最多打一些擦边球。现在已经一把年岁了，可以说自己的话了。
幸必泽：朱厚泽最后有一句话讲得很好，我在网上看到，他说你们这些年轻同志啊，都看着我们这老的，把希望寄托到我们这里，但是没有什么希望！这句话讲得实在太好了，也太深了。中国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又究竟要怎么解决？这才是根本。我看了张博树编的书，觉得里面有的话说得非常好，这种话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要我跑腿、出钱，我都可以帮忙，我们支持啊！通过出这本厚泽的文集，可以教育我们的人民，也是中国新的启蒙时代。现在我们十几岁的孩子就抢劫杀人啊，因为他没有理想和追求。我们当官的那些人，江苏的建设厅厅长，他写给儿子的信，一句话最生动，就是“和官员最相近的职业是当妓女”。妓女就是人家给钱，你就要全方位的服务。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厅级干部就是这样一个思想水平。你说我们国家还有什么指望呢？
刘学洙：博树这次来真是正中下怀。厚泽去世之后，我和他的夫人有一次在贵阳议论过，我说这个书要编，一定要北京的学者，虽然厚泽是贵州人，但是他的思想是中国的，不是贵州的。我当时就讲你们能够请谁呢？肯定有很多人愿意啊，就讲到张博树先生，我说要是张博树能来编就好了。你能够来做这个事情，来领头就好了。我们看到你发的最后那篇文章，讲全面改革的宣言，这既是他的东西，也是你的东西，但主要还是他的，因为主要根据他的讲话。还有就是冯兰瑞，她写的很好。最近几天，我在看吴象的，吴象对他的分析很好，他真的是动了脑子的，很费心。
安 粤：我想《炎黄春秋》会有很多悼念厚泽的文章，可是没有。
赵西林：以后还会有的，他们不会一次都登出来。
张博树：我前段时间遇到徐庆全，《炎黄春秋》的副主编，他说《全面改革宣言书》这一篇九月份要用，但是会做一些删减。
幸必泽：《炎黄春秋》内部大概有底线，很多问题不能碰。比如朱厚泽的穿透力，为什么讲“三宽”呢？我觉得他在政治上非常敏锐，据说他从贵阳临走前，一些老同志在公园聚会给他践行，“祝你凯旋归来”。他说很难讲，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背着“011”回来，就是那个劳改服。我对朱厚泽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有非常敏锐的穿透力，他提出的这个权谋政治太深刻，我们坐在一起只说几分钟，但是这个事情我研究了几年。不能再搞权谋政治了！再搞我们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民心，背离了中国的传统道德，最后共产党只剩下卷铺盖走人了！
现在真的很难，我知道你们干这事啊，也要冒风险。搞文字的，都怕被整，因为现在都没有文件，都是口头通知，说停你的文章就下课。有编辑说的好，我没有老婆孩子，我自己还要吃饭啊！国家不像国家，人民不像人民！朱厚泽反对权谋政治，他反对有理由，所以他提出“三宽”政策，你再不宽，就要完蛋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刘学洙：你们搞这个事情很好,我们议论过,姚礼乾等人都有这个愿望,就是出来一个北京的学者做这个事情。.
张博树: 我跟您解释一下,现在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做,还有很多朋友在一起努力。
刘学洙：但肯定要有个人来主持这个事情。关于厚泽，今天谈的很多，对我来讲有很多启发。应该说我还是很了解朱厚泽的，但很多事情还是领会的不深，认识的不深。我赞成你的意见，就是思考朱厚泽的时候，思想要打开。
朱厚泽在贵州55年，在北京25年，一共是80年。他的思想并不少，我有个大口袋，20多年来，凡是朱厚泽的东西我都收集。别人打压他，现在才知道他的影响力之大，超过官方的预料。
辛必泽：我再插一句，国外对厚泽的评价一直都很高，我儿子给我打电话说，美国的一个刊物讲到朱厚泽，我说麻烦了，外国一捅，中国就要倒霉。
刘学洙：现在有这么多下载下来的文章，别人对他的评论都有这么多，很丰富的。我觉得思想资料要充分地挖掘出来，这个是第一步工作。至于怎么研究，只要有东西在那里，张三可以研究，李四也可以研究；中国可以研究，外国也可以研究。最重要的是要抢救资料，充分把朱厚泽的思想资料集中。别人研究朱厚泽的资料也很重要。姚礼乾有一篇文章，《一面党旗能掩盖朱厚泽的光辉吗？》，这是贵州唯一的一篇研究作品，我们写的都是过去的事情。
总之，资料最重要。朱厚泽还有一个已经整理成文的十万字的录音，这是他儿子朱华在厚泽去世前一两年搞的，厚泽很重视这个东西。我们贵州还有一个青年叫吴建兵，和厚泽交往20年，很密切的。北京也有很多朋友，包括你们，都催他要把东西搞出来，但是他一拖再拖，谁也不晓得朱厚泽会走得这么快。
张博树：确实如此。
刘学洙：我脑子里还在想一个问题，朱厚泽的“三宽”不是在北京才有的想法，他是从自己55年的切身体验中感悟出来的。不知道我这看法对不对？
张博树：您是说“三宽”不是凭空出现的。
刘学洙：对，“三宽”出自他的人生经历和感情理想。
梅 放：我补充一点，厚泽在当省委书记的时候，第一步就是把贵州的专家走访遍，各行各业都上门求教。
刘学洙：他在贵州有几件事可以一提。70年代末、80年代初贵州有个启蒙社，相当于北京西单的民主墙，对于启蒙社当时中央还没有精神，贵州市委就是朱厚泽和徐建生他们几个老同志，对这些不同意见的年轻人采取了非常宽厚的态度、宽容的态度。
赵西林：朱厚泽确实比较宽容，当然他也有他自己的观点。
刘学洙：我再举个例子，我当《贵州日报》主编的时候，贵州大学一位教授翻译了《教父》，新闻界的某知名前辈看了之后写了篇文章发在《贵州日报》上，说这是打砸抢的教科书。当时我在泰国，我在家也不会把关这些东西，我没有这个水平。朱厚泽当天就打电话批评贵州日报社，说你们《贵州日报》怎么能随便给外国名著定性啊？！我从泰国回来后，他看见我，眼睛瞪得大大的，“你凭什么给中外名著定性啊？！谁都没有这个权利！”。1983年搞“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他已经在省委当书记了，又是分管这一方面的，他通知贵阳市公安局和贵阳市委宣传部说，绝对不要再搞左的那一套。很快，那些左的东西在贵州就搞不起来了。
那个时候朱厚泽还没有到中央，你说他这个时候是什么水平？他不是简单地奉命执行；他认为不对的，就把它淡化了。他当然没有本事直接反抗，但是他会悄悄抵消它。像这些，从领导艺术、思想水平，特别是他的理念，对于问题的判断，那都是非常高明的。文化革命中两派斗争，他当时也到过我家，我听他说，“天上神仙打架，地上百姓遭殃”，他对问题看得清楚得很！他有自己的判断，对于政治问题、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非常有自己的底气，而且能够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处理得比较好。所以他到北京以后，能够以这样特殊的方式提倡“三宽”，东一句、西一句，毛毛雨这样地搞，太精彩了。这就是领袖！
张博树：当时上面还有“五层袈裟”在制造麻烦。
刘学洙：但他还是讲出来了，他要是不讲出来，怎么能影响现在呢？这“三宽”还真是不朽的。虽然不是他的全部，但还是他的一大贡献，超过历代的中宣部长。中宣部就是管意识形态的，他则要宽，就不管。所以对朱厚泽的研究，我是这样的看法。姚礼乾的信，我是很赞成的，重点应该摆在在北京的25年，还有就是六四以后，他思想升华的结晶 。他到最后临终的时候还讲了中国模式的问题，看得出来，他是打了大问号的。所以到最后厚泽都没有停止对大问题的思考。“四大思潮，五个一般”，他概括这些东西时思想还在不断地发展。
我说对于朱厚泽的研究一定要放在北京，但是又不可能把它割断，在贵州的55年也很重要。另外，现在他已经走了，我认为我们现在研究他，不是把他当作一个顶峰，不应该有这种思想，这种思维方式。我们要跳出那种一个人伟大了就伟大得很，一点都没有错误的观念。他自己也会这样说的。他不是对你说，不忙于发表，我还要考虑下么？我觉得这也不是谦虚。他跟我们的另一位朋友也讲过，对新民主主义的一些看法，“我还要想”。应该允许厚泽再继续想。但他现在不能想了，就以他已经发表的东西为基础，我们去研究它。总之，不要绝对化，评价朱厚泽也不要绝对化。我们可以说是他的粉丝了，很崇拜他的，私人感情也很好，非常崇敬他。但是作为学者，看问题要客观，不要拔高，作者的思想还在发展，他现在去世了，他的思想达到什么水平，大家可以研究。我的感觉，恐怕在他这一层次的人，可能没有人超过他了，他已经不在这个体制内思考问题，他对这个体制是要超越的。
张博树：我们也经常讨论这个问题，确实有这个感觉，在党内的这些老先生里面，厚泽是走得最远的。
安 粤：他的话也要分析。
刘学洙：他说：你们不要认为我们在就有希望，其实这个希望是没有的，不是未来，不是明天的明天，而是明天的明天的明天。这个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你去研究他，看他的思想，看他的情绪。但是他不是失望，他也不是说没有希望。
辛必泽：我赞成，不是说共产党就无可救药了，那我们大家都集体自杀。
刘学洙：对于共产党，要怎么超越，这是他不直接说的。但是他说：思想是不能够保持一致的，行动可以保持一致，思想怎么可能保持一致呢？
梅 放：他是说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帮老人身上。
张博树：感谢各位老前辈，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学到很多。看来这件事情大家有个共识——应该做。无论是纪念厚泽老，还是我们国家未来转型的需要，这件事都是值得做的！我们今天来的几位也会尽力。据我所知，北京还有一些朋友有这个想法。所以这件事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来做，大家的心愿是一样的。也可以多渠道、多版本。再次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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