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建立在小農社會流痞基礎的政黨，毀掉戰後憲政民主好機會，也自絕於國際共運的修正主義主流，靠槍桿子打出一個新王朝，現在依然故步自封，迷信暴力。政改必須撤銷中央軍委，讓軍權回歸1954年憲法規定的國家主席。】
中共打天下坐天下，忽忽已是一個甲子有多，六十三年。仍然是一個高度意識形態統治的國家，其演變，歷經五個「朝代」——毛鄧江胡習。鄧小平和毛的「反資」戰略相反，實行「走資」策略，造就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名的權貴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基本特徵是「實用主義」，被概括為「三論：貓論、摸論、不爭論」。中共意識形態的中心命題就是防止內外敵人顛覆政權。從毛時代「帝修反復辟，千百萬人頭落地」，到十八大強調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習近平上台大談蘇聯亡黨亡國的教訓，都沒有離開這個中心。
新皇少不更事，大談蘇共教訓
習近平接班，有兩個正式的講話昭告天下，一個是十一月就任總書記時，講「民族復興」；一個是三月人大就任國家主席時，高調號召「為實現中國夢奮鬥」。同時提出三個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這三個自信，顯然比發夢要嚴肅而沉重。本文著重探討「道路」問題。看看中共成立九十年以來，走的一條什麼路？
習近平在南巡講話中，談到政治改革時說，我們是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否則無法挽回。他指出：蘇聯崩潰就是源於「很多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改革」。示意他不會在中國實行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改革。他的坦白卻顯出他的歷史、政治經驗有限。可謂「少不更事」。
習和他的秘書們，忽略了老鄧1992年1月南巡的背景：「六四風波」不到一年，而蘇聯解體才不到一個月。鄧此時大駕南巡，高調走資，放言「誰不改革誰下台！」所為何來？鄧何等老道，「務實」。深知只有加大外資輸血，才可以救中共，挽狂瀾於既倒。其他不必爭論。鄧對蘇聯垮台，只說到此為止：「蘇聯東歐的問題，出在共產黨內部。」「我們要把自己內部搞好……」。隨後又有「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的指示傳出。老鄧為甚麼沒有罵人，氣急敗壞？無他，中國沒有誰比他更清楚中蘇分裂和反修的真相！（他領導九評時，向蘇共潑了多少髒水啊），八九年會見戈爾巴喬夫時，已羞於啟齒，他明白中國之「走資」又豈是蘇共當年可比？
而比習近平年長二十七歲的老江，也是中蘇恩怨的見證人，他心知肚明。前幾年不是傳他接見沈志華教授，讚揚赫魯曉夫嗎？他搞的「三個代表」讓資本家入黨，被毛派罵是「全民黨」的蘇修翻版，其中含有的「理論、道路」之玄妙，習近平不懂，胡錦濤也不懂。
習近平決心用武力保江山
蘇聯變天，其實從斯大林死後就已開始，其間經歷三十八年的演變，到戈爾巴喬夫執政六年，已是瓜熟蒂落。蘇聯演變的真相及其歷史必然性，在毛鄧頑固派統治下，被極端地妖魔化，並轉化成從反右到大饑荒、文革的巨大災難。中共官方及知識界，至今沒有把中共前三十年愈演愈烈的極左路線直到毛澤東無法無天的個人獨裁及其後果，同中蘇分歧、反修鬥爭的關係說清楚。不是有意迴避，就是刻意扭曲。有獨立思考的人看在眼裡，記在心裡，也不敢說、不准說。
1980年有四千高幹雲集北京討論黨的歷史問題，不少人訴苦、批毛，如方毅，敢於指控毛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但沒有一個人為赫魯曉夫說一句公道話。今天，習近平這代人能夠想像，文革已是全黨被癱瘓、全國經濟臨近崩潰，無異於「亡黨亡國」的邊緣嗎？戈爾巴喬夫和習近平都算共產黨的第五代，有道是「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到第五代，應該有點歷史的反省吧。可是他還在抱怨八一九政變放了戈爾巴喬夫，因為專政力量不在手上，「軍隊無動於衷，保持中立。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共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
習近平的結論是：「我們為甚麼要毫不動搖的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就是從蘇聯解體吸取的教訓。」他還說，「否定斯大林，是歷史虛無主義。」其實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正是中共這樣的領導人，他們一門心思想的，就是如何「江山永不變色」，而這個江山曾經使數以千萬計的人死於無辜，為什麼發生？誰應該負責？是不是可以避免？一概不理。
1946年和平民主的大好機遇
中共黨史專家李銳今年已經九十六歲，卻在不停地思考這些問題。在十八大後的座談會上，他第一個發言。說：「中共的封建傳統，要得到清算。黨是農民黨，毛澤東是農民領袖、民粹領袖，一直是一個人說了算。現在改革，要軍隊國家化。」
李銳提到的「農民黨」「軍隊國家化」，正是點中了中共「道路自信」的要害。也正是本文打算探討的重點。蘇共為什麼可以民主化，而中共不可以？分歧的根源正是在於黨的性質和對於武力、暴力的態度。馬列正統認為現代產業工人，「最先進，有遠見、大公無私」。而農民依附於小農經濟，狹隘，保守，自私。原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蘇共，瞧不起中共這個農民黨。
中共無疑是農民黨。1956年八大時，公佈全黨工人比重14 %，農民69 %。五十年後，工人比重下降到不夠10 %。八大後之黨大會，從來不提黨的階級成分，因為說出來顯得中共不正宗，在國際共運中沒有面子。而實際上，看看中共的「革命實踐」特別是實現毛澤東的個人獨裁之後，已經充分顯示農民造反的狹隘、無知與封建傳統的反動性。反右的以言治罪、大躍進的荒謬絕倫、文革的無法無天，那是人類空前絕後的醜聞與暴虐。一個黨淪落到如此地步，為什麼不能像蘇共那樣，獨裁者一死，就開始修正道路，改旗易幟，而踏上民主自由的光明大道？
這需要從歷史道路中尋求答案。不妨擇要地回顧1946年中國憲政民主得而復失的那段史實：從戰後和平走向國共內戰。一個關鍵詞是「不准革命」。
二戰結束，開啟世界歷史的新時代，也是中國走上憲政民主千載難逢的大好機遇。當時還是國共合作抗日時期，經受八年抗戰之苦的中國官民，無不渴望國家和平，浴火重生。美國也特別關心中國的戰後和平。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第四天起，蔣介石連發三封電報，邀請毛澤東赴重慶會談，共商國是。毛不想去，但終於在十四天後，和美國大使赫爾利一道飛抵重慶。原來毛之成行，是因為他收到斯大林三封電報，斯大林不僅要他去重慶，而且對中共戰後發展作出指示：要求國共兩黨不要打內戰，中共交出軍隊，參與在蔣介石領導下的聯合政府。此即毛說斯大林「不准革命」之由來。
斯大林要求中共放下武器走法國道路
蔣毛談了四十多天，簽署雙十協定，同意「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但是雙方都是陽奉陰違，都在調兵遣將搶地盤。尤其在東北和華北地區已起衝突。於是兩個月後，美國派馬歇爾來調停中國內戰。美蘇兩大國都主張中國和平統一，羅斯福甚至說，中國統一了，要請蔣毛來白宮喝咖啡。斯大林更希望中共走法共之路，放下武器，與國民黨合作。
1946年1月，國共雙方在馬歇爾調停下，簽訂全面停戰協定。二月一日，中共中央經過多次討論，毛審定後正式發出指示，宣布「中國從此走上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已從武裝鬥爭轉變為非武裝的群眾的議會鬥爭」、「我黨即將參加政府」、「軍隊即將改編為國軍」，黨將不再向軍隊發出命令。接著，毛起草電報，同意他等八人可任「政府委員」，周恩來任行政院副院長。三月份，毛還對張治中說，政府改組後，中共中央將搬到南京去，他住淮陰，開會去南京。
但是，另一面，兩黨關係仍然緊張。首先，是在談判席上，在軍隊改編限額和解散「解放區」上，雙方談不攏。同時，毛在內部不斷強調「人民武裝一槍一彈也不能交」，指示各地要針鋒相對。認定「美蔣要以統一來消滅我們」。蔣介石洞悉毛的心計，非常不滿，在日記中，斥中共「禽獸不如」。於是兩黨在東北的武鬥激化。中共成功的獲得蘇軍大量的可以裝備數十萬軍隊的武器支援。馬歇爾調停失敗。內戰七月全面爆發，不可收拾。
美蘇的和平願望，化為泡影，他們不了解國共關係的勢不兩立。
蔣介石在戰後，居明顯優勢：①國軍承擔抗日主戰場（將軍陣亡二百人，中共只一人），蔣有全國統帥的領袖地位；②中國抗日獲國際支持，美國出錢出兵出軍火，蘇聯亦有上億美元的援助，蔣在外交上有大國元首之位；③兵力上國軍有450萬人，共軍為127萬人；④美國蘇聯都強調中國統一只能是一個政府、一個軍隊，統一在蔣的領導下；⑤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和平、反內戰。因此，蔣在和談中居高臨下，在軍隊收編和取消解放區上，態度強硬，只允許中共保留12個師。蔣看到中共武裝割據的危險性，也利用了中央政府統一全國的合法權力。
但是，蔣的致命弱點是嚴重低估了中共的反叛能量，和蘇聯在背後對中共的支持。中共消極抗日，蟄伏八年，養精蓄銳，不僅保存實力（兵力從4萬擴充到130萬，統治區人口一億），而且透過「延安整風」毛體制的強化和國統區「第二戰場」對國府的拆台，充分作好一決雌雄奪取政權的準備。這一點，美蘇都估計不足。（當毛後來向日本客人情不自禁「感謝皇軍對中國的侵略」時，世人還以為他在說笑話呢）。
內戰到1948年底，可說大局已定，共軍三大戰役逆轉勝，國軍損兵折將二百萬，長江以北全部赤化，共軍已達350萬。毛豪情萬丈，號召「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反動派，公佈要嚴懲的四十三名戰犯，「蔣匪」居榜首。不料在此關頭，1949年1月，又突然來了一份斯大林電報，表示蘇聯接受南京政府的內戰調停要求，希望國共直接談判。毛閱電大為意外。疑斯大林要中共放棄勝利形勢搞「南北朝」劃江而治。毛表示不滿後，斯大林復提一招降式的談判方案，遂為毛採納。國民黨當然拒絕接受此城下之盟。後一年，中共佔領全大陸，「將國民黨趕到海島上去了」。（有說斯大林擔心中國內戰會引發美蘇大戰，那是並無根據的牽強之見。）
蘇共對中共的農民性質耿耿於懷
斯大林在戰後一而再地主張國共合作建國，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共勝利前夕，還在叫停內戰，有偏袒蔣方之嫌。其中必有某種更為深刻的內在原因，值得探尋。
早在1944年，斯大林會見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時，就坦言他同意羅斯福的看法，蔣介石是唯一能將中國統一起來的人。他說：「中國共產黨人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們不過是些『人造奶油』式的共產黨人。」——這段經典名言，流傳很廣，但是很少有人加以闡釋。研究中蘇關係的學者楊奎松，在描述米高揚西柏坡之行，談到佔領大城市問題時，寫道：
「讓莫斯科的領導人最為關心的問題，就是所謂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化』的問題。斯大林對中共長期活動在鄉村，黨員主要是農民這一點，始終耿耿於懷，因此，對中共的階級性質也頗多懷疑。」而毛向米高揚炫耀共產黨獲得農民的擁戴時，竟然說：「中國農民要比所有美國工人和許多英國工人的覺悟高得多。」
研究蘇聯問題的專家沈志華教授指出：戰後國際共產運動的方向，「法國道路是對斯大林路線的準確理解。」「斯大林要毛放下武器，走和平道路，但毛不放下槍桿子，要的是武裝割據；斯大林要求的聯合政府是長久的，毛加入聯合政府則是權宜之計。」
戰後，斯大林的中國政策，史料顯示的趨勢，可作如下解讀：
1、二戰的沉痛教訓。斯大林有意將蘇聯建成一個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示範，不惜和希特勒簽互不侵犯密約，而終未免戰並遭到二千萬人犧牲的重大損失，列寧格勒（聖彼得堡）戰後男比女已不足十分一。因此，在反戰成為創深鉅痛的主流思潮中，斯大林和歐洲各黨無不高舉和平旗幟。
2、國際共運的大國主義。蘇聯不僅在「帝國主義包圍」下，實現工業化，成為世界革命的燈塔和靠山，經過反納粹法西斯的勝利，更取得超強的世界大國地位。因此，拉大了和非正統社會主義的東方革命的差距。對中國山溝裡的農民游擊戰爭的陳見自然有增無減。
3、對蔣介石的好感。斯大林對外對內，不止一次肯定蔣介石是「愛國」「無私」的領袖，無人可及。他認為這是中國的「實際」。因此抗日期間援蔣經費數十倍高於援毛。1945年6月蘇與蔣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決定蘇軍出兵東北對日作戰等大事，並無知會中共。甚至可以回溯到西安事變，斯大林已明令中共要放蔣，擁蔣抗日，放棄蘇維埃革命。
4、鼓勵中共戰後走「法國道路」，就是後來被毛共痛斥的修正主義之議會道路。正是蘇共二十大正宗明義提出的理論突破。斯大林沒有也不可能像他死後赫魯曉夫那樣的整套構思，但是他畢竟在國際共運最核心的「暴力革命」路線上，作出了哪怕只是策略性的另類選擇，並以他的巨大權威推行之。這件事的內涵與影響，無論如何，不容低估。
國際共運主流從修正主義走向社會民主
1945—1946年，在國共兩黨間，發生的有美國、蘇聯深度介入的一幕「戰爭與和平」的大戲，非常戲劇性，當代中國的文武百官、名流雅士一一登台，陰謀與夢想齊飛，紅白共處天一色。當年好漢，現在無一倖存。留下的唯有「不准革命」，還在大陸當作佳話相傳。因為故事的下文是毛和他的共黨共軍，在內戰中把國民黨和國軍打得落花流水，建立起一個共產黨新王朝。像數千年改朝換代一樣，大家都奉「成王敗寇」為真理。連斯大林也認了錯：「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
不過，歷史並沒有終結。六十多年前鋪陳的這條武力奪權之路，已有幾代人掙扎前行留下斑斑血跡，承受暴力革命與專政的痛苦。億萬民眾對中國革命及操縱這場革命的共產黨的質疑，來自切身感受。例如那個「米高揚報告」事件，米高揚1960年曾揭露斯大林1948年回覆毛澤東表示奪取政權後，要取締所有政黨，實行一黨制的電報。斯大林明示不同意，要求中共組織聯合政府。——仍然是重慶會談的思路。1949中共建國有民主黨派進入中央政府任職，被宣示「長期合作」。可是沒幾年，毛就將那些追求民主建國的合作者打成右派，全部趕出權力機構，實行一黨專政至今。
毛自白一生只做了兩件事：打敗國民黨、發動文革。這兩件事其實是一件——崇尚暴力。無異說，毛自認一生，就是整人、殺人，國計民生，何足掛齒。他以殺戮為樂。他信奉列寧、斯大林，只因他們是兩把殺人的「刀子」。坐井觀天，完全無視時代的進步。治國瞎折騰，一無是處，終於發動反修，死於反修。六、七十年代不僅是資本主義高度發達時期（如亞洲四小龍），也是蘇東集團步入修正主義的成熟階段。毛卻把偌大一個國家一個黨，拖到萬劫莫復的絕境。中共當局只看到反修、文革給黨和國家造成的損害，而不敢承認，毛鄧之反修，政治上反動、道德上忘恩負義的惡劣性質。
而在蘇聯發生的一切，只是反映從第二國際到列寧革命、斯大林專政，再到二戰後修正主義泛起，而後民主化轉型——這條歷史軌跡上的必然過程而已。可否認為，發跡於西歐文明的國際共運主流的演變，必將回歸到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上來，成為當代普世價值的一部分？
否定暴力奪權，實現軍隊國家化
毛那一代靠在江西殺人放火起家的山大王當然不能理解蘇東的演變，但是成長在全球化的中共第五代應該有所不同，這是我們對習近平毫無歷史感，拿蘇共八一九政變說事感到吃驚的原因。
中共至今還在延續毛崇拜。中共十八大居然將毛的災難性政策造成的「嚴重曲折」，曲解成為黨「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學者指證，所謂毛時代奠定的基礎，就是蘇聯援建的前後共達三百三十個大中型項目，還不算導彈原子彈，而且絕大部分都是赫魯曉夫時期提供的。）
毛以來幾代領導人動輒以「亡黨亡國」作警告，作政治動員的綁架。更成為今天抗拒政治改革的憑據。那麼，本文的回顧，含義就在於，指出這種建立在「槍桿子出政權保政權」的暴力論基礎上的黨和政權，沒有歷史的必然性，將蛻變而滅亡。用槍桿子打下來的政權的合法性，只存在於短暫的革命時期。當共和國的立憲時期開始，革命黨與政權就必須轉型，實行憲政民主，這是死亡，也是再生。一九四六年的「和平民主新階段」，就是一次偉大的轉型。中國憲政民主的大門，已經打開。不僅有國際的強力支持和人民的熱切期待，中共甚至都已作出過交槍的回應。
但是，毛的槍桿子主義佔了上風。他嫌在國民政府「做官」不過癮，不惜血染中華，打平天下做皇帝。無視一個合法政府怎能容忍一個武裝割據的特區存在，內戰的實質無異於造反作亂。歷史無情地證明，毛共以武力推翻合法政府後，建立的是一個無法無天、殘民以逞的獨裁政權，其施政之苛暴，超過中國歷代王朝。六十年變遷，卻毫無還政於民之意，企圖打造一個「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共產黨法統。
蘇共確實在中共奪權中，功不可沒。但是，它也確實在戰後一再主張中國和平統一。中共上台後，不是沒有機會，納入國際共運的主流，追隨蘇共的道路，真正「走俄國人的路」，在戰後的修正潮流下，實行民主轉型。我們熟讀中共黨史，確知該黨也有一批明智的憂國之士，但他們不敵獨裁者的橫暴，九死一生而浩嘆大國沉淪，積重難返。
這就是今日中共領導面對的形勢，挑戰是艱鉅的、歷史性的。可以相信，針對中共傳統，在政治改革的舉措之前，必須衝破暴力專政的思想牢籠，將軍隊國家化擺在第一要務，取消中央軍委，讓武裝力量的指揮權像1954年憲法規定的那樣，回歸國家主席，以取信於民。憲政民主才有實在的前提。
（初稿原載開放雜誌2013年五月號，此係5月8日修改稿。 作者：開放雜誌總編輯）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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