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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翩然挂冠后的李慎之在家中 |
“慎之同志去世了，你知道了吧？”
2003年4月22日上午，一位前辈来电话，第一个告诉了我这条消息。
此时，距朱学勤先生通报的慎之先生去世的时间——10：05时——仅只有一个小时。虽说在此之前，“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已经告诉我，慎之因肺炎入院，但这个消息还是让我觉得有些突然。
两天之后，我收到学勤寄来的悼念长文，可惜是一堆乱码。但我知道，作为“自由主义”的战友，学勤很痛苦，是动了感情的。可能是因为我历来有重精神、轻肉体的倾向，对于生和死的界限一直比较模糊；或者因为自己已被宣判为“心力衰竭”，并正在有条不紊地整理“后事”，对于死亡的信息也没有学勤那么敏感。但我对于学勤的悲伤是理解的：那或许是一种类似亲人失落的空寂；那孤寂是排他的、自我周延的……
慎之先生的人品与追求，是配得上这样隆重的哀悼的！
两天之后，我收到学勤寄来的悼念长文，可惜是一堆乱码。但我知道，作为“自由主义”的战友，学勤很痛苦，是动了感情的。可能是因为我历来有重精神、轻肉体的倾向，对于生和死的界限一直比较模糊；或者因为自己已被宣判为“心力衰竭”，并正在有条不紊地整理“后事”，对于死亡的信息也没有学勤那么敏感。但我对于学勤的悲伤是理解的：那或许是一种类似亲人失落的空寂；那孤寂是排他的、自我周延的……
慎之先生的人品与追求，是配得上这样隆重的哀悼的！
我和慎之先生不算很熟。但他作为前辈和领导，是有恩于我的人。
第一次见到慎之先生，是在“六 四”清查的当口。他那时还没有被“罢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个院长中，依然分管着政治学所。那次他到政治学所，是为了谈如何“保住”这个所和《政治学研究》这个刊物的问题。大家合计的结果是，请中国政法界元老张友渔出面斡旋，我们以他的名义写个象征性的检查，由他来担当。
“你们帮帮张老，也就是帮你们自己”——慎之先生如是说。那是他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一句话。
如此地推心置腹，令我们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共同体”负有责任，在“船沉”之际，大家都应为之尽一份挽救之力。但在那之后，我们听说，慎之先生在自己的去留问题上，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面对专制的淫威，他翩然挂冠而去，并留下了那句掷地有声的名言：
“决不能在刺刀底下作官！”
今天，慎之先生的这句名言，已经永远地铭刻在了每一个有良知、有骨气的知识分子的心中！也化作无数人身体力行的行动。不过，以上的背景告诉我们，在“六 四”事件上，慎之先生对于不同的问题是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的：他要求我们做的，与他要求自己做的——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表明，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血气、有正义感和有胆量的人，他还是一个有宽广胸怀和坚强责任心的人。他个人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他就毅然选择了牺牲；但他不鼓励那些羽翼未丰、还没有作好出航准备的雏鹰，去与暴风雨作前途未仆的、低层次的险恶决斗！正是他的这种博爱、仁慈与远大眼光，使得初出茅庐的青年们有时间、有机会对自身作进一步的完善与充实；也正是因为他的立场、精神的榜样鼓舞，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政治学所，才可能出现一种前仆后继的局面……
我与慎之先生的交往，始于工作关系。那是在“六 四”以后“中国政治学会”的首次年会上。那时，慎之先生还兼有这个学会的领导职务，仍是会议的主持人。我则奉命担任会议的记录。会议结束时，慎之先生借助我的笔记作了总结报告，几乎全盘照搬了我的归纳语言。当时，我感到自己的工作成果能够为他那样顺手地使用，是十分荣幸的。
1995年秋，一位前辈告诉我，慎之先生逢人就说：“李泽厚被一个小姑娘给教训了一通！”待问详情，才知道是我的那篇用历史外衣包装得很严密的《谁应该对辛亥革命负责？——与李泽厚先生商榷》受到了慎之先生的青睐。于光远先生读此文后，对我表示：“从今以后，我不能说你不懂理论。但我不懂历史，所以我不能对文章作什么评论。”尽管他没有像慎之那样，公开地站到现实政治的前台，但是，在这个万马齐喑的时代里，正是这两位院长的器重，以及他们身后的大批志士仁人的支持，给予了我某种自信，不仅在以后的学习中凭添了不小的动力，而且有意识要使自己的行为配得上他们的关切。
1995年秋，一位前辈告诉我，慎之先生逢人就说：“李泽厚被一个小姑娘给教训了一通！”待问详情，才知道是我的那篇用历史外衣包装得很严密的《谁应该对辛亥革命负责？——与李泽厚先生商榷》受到了慎之先生的青睐。于光远先生读此文后，对我表示：“从今以后，我不能说你不懂理论。但我不懂历史，所以我不能对文章作什么评论。”尽管他没有像慎之那样，公开地站到现实政治的前台，但是，在这个万马齐喑的时代里，正是这两位院长的器重，以及他们身后的大批志士仁人的支持，给予了我某种自信，不仅在以后的学习中凭添了不小的动力，而且有意识要使自己的行为配得上他们的关切。
1998年，我与王鹏令先生交往之中，得知他当年也是被慎之安排，出访苏联的。那时，鹏令正面临中宣部组织的、哲学界御用文人的围攻，被打成“六 四”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猖狂反扑”的典型，正是主管社科院外事工作的慎之先生劝鹏令暂时到外面“休息一下”，并“网开一面”提供了各种手续的便利。为了感谢慎之先生，旅欧前，我借一次聚会的机会，把自己的《八 九民运史》送给了慎之先生，并请他指正。后来我才得知，正是那次小型聚会，开启了兹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先声。
旅欧期间，我得知此前慎之先生访问欧洲时，并没有避讳与 “民运人士”的交往。但很不幸，也许是旅行的过度劳累，使他罹患脑中风，不得不中止访问计划，提前返国。
自那次病愈后，慎之的行动仍不利落，但文章却写得更多、更快、更尖锐了。在题材上，也出现了“扩张”之势。无论是对他身处其中的执政党的历史反思，还是对一代人思想历程的总结，处处体现了一种尽可能无保留的“坦诚”，并且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彻底”。我隐约地意识到，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列入了“倒记时”程序……
1999年秋，我在协和医院偶然遇到了前去看病的慎之先生。分手时，他把曾彦修先生看完的一份从多维网下载的王力雄的《毛泽东与经济文革》给了我。并说：“还有点道理。”兹后，我便写了那篇《毛泽东主义，并非一种传说》。（详情链接：http://kan.weibo.com/con/3528358080540170）
1999年秋，我在协和医院偶然遇到了前去看病的慎之先生。分手时，他把曾彦修先生看完的一份从多维网下载的王力雄的《毛泽东与经济文革》给了我。并说：“还有点道理。”兹后，我便写了那篇《毛泽东主义，并非一种传说》。（详情链接：http://kan.weibo.com/con/3528358080540170）
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慎之先生的思想，仍在留意所谓“新左派”问题，所以，我按照自己的感想，仅只就事论事地作了一番“毛研”。2002年末，一位前辈看了我的《宋庆龄开除胡适》一文后，建议我送给慎之先生一阅。因为当时我自己也病得不轻，所以决定暂缓执行。未料，这一延缓，竟成了“下辈子”的事情！
最终，慎之先生还是先走了一步……
最终，慎之先生还是先走了一步……
不过，我发现，他以自己的终结，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生命的“奇景”：他的晚年，是在与“自然规律”作顽强搏斗的、并最终战胜了“自然规律”的晚年。这并不是说，他战胜了肉体的死亡。相反，在迎接肉体死亡的同时，他一反所有老人在生命迟暮之年走向暗淡、走向平凡的规律，居然创造出一个不断走向“绚烂”的过程——达到了精神的永生！
我深切地体会到，这是慎之先生的意志的结晶！仅只这一点，就是他生命存在的见证！
这一见证，能不使对“生命之美”的审视，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
我深切地体会到，这是慎之先生的意志的结晶！仅只这一点，就是他生命存在的见证！
这一见证，能不使对“生命之美”的审视，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
2003年4月27日 于北京
关于《未来思潮谁引领？》的链接：http://kan.weibo.com/con/3525072669572419
——作者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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