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卓爾夫人去世，許多媒體在回顧她的從政經歷時，都把焦點放在中英會談時她的角色上，不少人認為她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是出賣了香港人。時任記者的劉慧卿當年在記者會上問她：把500萬香港人交到一個獨裁共產政權手上，道義上是否說得通？戴的回答是：「我相信絕大多數香港人的確欣然接受這份協議，你或許是唯一例外。」劉慧卿絕不是唯一例外，事實上，她反映了當時相當大部份香港人的心聲。
自從1980年香港「九七」問題浮現以來，香港人一直在抗共的社會思潮中掙扎。筆者當時主編的《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是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媒體。1981年，筆者參與勞思光教授發起的「香港前景研究社」，此後幾十年來都把心力傾注在對香港抗共思潮的關切上。筆者經歷和觀察這社會思潮幾十年的變化，並感覺到近年有了新趨勢。在戴卓爾夫人去世和社會思潮出現新趨勢的關鍵時刻，且把個人的一些觀察提出來，供高明之士作討論基礎。
在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華，與鄧小平會見後，估計當時麥提出九七問題而鄧已表示收回香港的意願。麥並沒有把這訊息告訴香港人，卻在81年提出了民選區議會的政改步伐。當時香港因為經濟與文明均起飛，市民漸有了對香港的歸屬感，民主步伐的開始，使歸屬感增強。1982年中共收回香港的消息漸漸曝光，香港即出現相當強的拒共情緒。拒共思潮的主流，是認為離開了英國，在中共的主權下，港人治港不可行。社會上提出種種延續英國管治的方案，主要的有：英國交還主權去換取延續治權；延長九七年到期的新界租約；香港在中共主權下實行聯邦制並加入英聯邦；香港在國際社會的保證下實行全自治而不是「港人治港」的半自治；也有建議用香港的儲備在亞洲某地買一個島而香港市民遷往此島生活的有點妙想天開的方案。香港獨立的主張在香港的美歐留學生中佔相當高的比例，但居於香港的市民大部份不認為這是現實主張。那時香港人的主要拒共表現在移民。移民的地點居然找到多米尼加、東加這種地方，所獲的東加護照申明只在東加本島之外的一塊大石頭上有居留權，可見當時港人恐懼到甚麼程度。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很多，主流媒體和社團幾乎沒有主張回歸中共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
不反對回歸的社團，如匯點，如司徒華的教協，如學生團體的國粹派，所主張的回歸是民主回歸，也就是說，民主是回歸的必要條件。當年趙紫陽總理答覆港大學生會的信表示：回歸後香港實行民主是理所當然的。以總理的信去穩定民主回歸派的意志。
關心香港前途的人士，也會觀察中國的局勢。來香港為回歸作統戰的許家屯，主要的說辭就是希望香港人不要只看中國的過去，還要看文革後中國的逐漸開放和改革，更要看中國的將來。當時中國在胡耀邦、趙紫陽的主政下，也確實有些新氣象。因此，在抗共思潮中，也有認為既然中共收回香港的決策已無法改變，也擋不住，就寄望中共改革，並且也疑信參半地認為中共再經十多年的改革後，香港的回歸未必是不可接受之事。
總括來說，在六四之前，香港的拒共主流思潮是不接受中共提出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接受現實覺得中共回歸不可擋的思潮，也基於兩個條件，一是寄望於中共的政治改革，期待中共在自由法治民主等方面能趕上現代文明；二是期待香港可以實行民主，在民主體制下港人治港。
香港的抗共思潮，到1989年的北京民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香港市民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廣泛同情和支援，主要原因是中國民運與香港的抗共思潮連結在一起。港人感情投入民運，認為中國的命運就是香港的命運，只有中國實現民主，在九七回歸後香港人的自由法治人權才有保障。在抗共思潮中，大中華民主派興起並佔居主流。國際派、延續英國治權派、聯邦派都漸漸銷聲匿迹了。
「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魯迅
89年六四後，大陸進入「萬家墨面」的政治低氣壓中，但在「於無聲處」，還有香港的「驚雷」。
殘酷鎮壓，趙紫陽下台，民運失敗，香港抗共思潮受到重挫，但大中華民主派已居抗共思潮主流。在香港回歸不可避免的形勢下，主流派相信在香港自由紀念六四的活動，仍可以推動中國大陸的民主發展。每年六四的萬點燭光，齊呼「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主流抗共思潮要讓香港成為中國民主動力，並要薪火相傳給下一代，向他們灌輸六四悲情，和民運的歷史經驗。抗共的主流意識是：中國無民主，香港也難有民主；香港的自由呼聲，將推動中國民主。香港與中國的命運是連結不可分的。
2003年的沙士疫潮和23條立法，香港人開始有了對中港融合的恐懼。50萬人大遊行推倒了23條立法，不但顯示香港人決心一意就有對抗中央龐然大物的力量，而且也顯示只要香港人堅持維護法治保障下的自身權利，完全可以與大陸人的命運不一樣：大陸人在國安法之下無權，香港人可以在反對23條的情況下無懼和保權。
03年大遊行，使中共加緊對香港的干預，但也使香港的抗共思潮有了新的變化。接下來是一連串的文化保育社會運動，在爭取保留港英時代建築的懷舊中，也潛藏着對舊歲月的懷念意識。
2009年是中港矛盾開始激化的一年。03年開始的大陸客自由行，到09年發展成一簽多行，香港人的生活空間受到越來越嚴重的擠壓。最新數字是今年1月大陸來港簽注達120萬人次，較去年同期上升超過五成。09年由網民發動的反高鐵抗爭，針對的是不顧香港利益、一味迎合中共發展全國高鐵連線需要的特區政府。從那時開始，就不斷爆發反對中港融合、反對大陸全面侵蝕香港的社會運動，反蝗蟲、反雙非、反新界東北發展、反水貨、反搶奪奶粉、反國教等連續出現。陳雲的城邦自治論興起，香港自治運動出現，連續幾年在7.1遊行中都出現備受矚目的龍獅旗。城邦自治和香港自治運動都很明確表示並非尋求香港獨立，而是要推動港人民主治港的全自治。各政黨沒有在歷次社會運動中現身，似乎沒有感覺到本土民主派已經興起，並佔領了各網站的主流論述，尤其在年輕人當中。本土民主派並非排斥六四，他們也支持劉曉波、艾未未、趙連海，他們對李旺陽事件也憤怒，但主要是基於正義感，大體上不是與香港人的處境相連繫。也就是說，六四平不平反，香港年輕人不覺得跟自己的利益那麼相干。
與此同時，中國在過去20多年，不斷升起過一個個希望，但結果都一一破滅。中國以權貴資本主義發展經濟，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貪官權貴手中，對維權者的壓制無日無之。中國在過去20多年，不僅沒有政改，而且越來越專制。中國特權階層形成的權貴資本主義，成為中國不可能進行政治改革的結構性障礙。80%以上的貪官都是已經或正密謀把家屬財產轉移國外的「裸官」。而香港，則是部份權貴的轉移中繼站。在這種政治結構之下，香港的新聞自由、法治、廉政以及包括公司查冊這類制度，都成為中共貪官轉移家屬和財產的絆腳石。因此，香港的核心價值，不可能不成為中共權貴集團的敵人。
無論從大陸政治結構看，還是從香港政經社被全面侵蝕的形勢看，又或者從近幾年的本土民主派興起來看，抗共思潮已漸漸脫離中港兩地民主不可分的意識。香港政黨想要得到廣大市民支持而不被離棄，必須在所有爭取本土利益的社運中現身，也必須擺脫「中國無政改，香港無民主」的脫離實際的論述。
立足本土的抗爭，有沒有實現民主的機會呢？坦白說，機會有如以卵擊石般微小。但若等待中共賜予民主的話，那就可以說全無機會了。以卵擊石的抗爭，最重要是顯示我們站在自由法治民主的現代文明的道德高地，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由的靈魂，而我們的抗爭對象則是僵硬的體制。
發起佔中的學者，原來都是大中華派。佔中，說明他們不再與北京派來的說客打交道，在不同程度上投入本土抗共思潮當中了。儘管本土論述各派仍有分歧與區隔。
——《蘋果日報》，17、20/0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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