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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1989年上海作家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游行队伍，中间者为王若望 |
王若望“代人受过”说蜂起
年初，一生追求自由民主的先贤许良英病逝，他的不少亲友学生著文怀念，其中傅国涌等人都提到一件事，“一九八六年，许（良英）、方（励之）与刘宾雁共同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赵紫阳向邓小平口头汇报这件事时，把他（许良英）错成了王若望，所以邓随口要开除三个人的党籍，没有他。他这样逃过了一九八七年，却没有幸免于一九八九年。”[1]
许良英本人二零零一年后也多次在访谈和文章说过几乎完全相同的话，可推测傅国涌说法的来由。
另外，方励之在一九九九年接受访谈也说，“所谓‘自由化分子’第一批就说我们三个，实际上邓小平要点我、许良英和刘宾雁三个，但是忘了许良英这个名字，点成王若望了。许良英、刘宾雁和我在这之前，曾经在一九八六年冬天提出要举行一次反右三十年学术讨论会，当局非常恼火，就怕提反右这种事。王若望先生在上海，没有参与我们的活动。”[2]方励之的判断来之许良英，还是另有出处，没见说明。
有趣的是，海外还流传着另一个版本。同样参与筹备反右三十年学术讨论会的刘宾雁也说邓小平搞错了，不过，搞错的对象不是许良英，而是王若水。二零零一年底到二零零二年初，王若望和王若水先后在美国去世，刘宾雁接受采访谈王若水时提到，“当时我听说（邓小平误将王若望当王若水开除他的党籍）这个消息时将信将疑，上月去参加王若望追悼会时，又有人提出王若望还是王若水的问题，我仔细回忆了当时的情况，的确，当时王若水的影响力比王若望大，王若望的影响力主要在上海，而王若水是在北京，在人民日报，他的影响力更大。”“很可能是老邓讲错了。老邓的本意，十之八九是开除王若水。”[3][4]
一九八七年一月，邓小平撤销胡耀邦总书记，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党籍，是改革开放的转捩点，也是两年后胡耀邦逝世引发八九民运的导火线，更是邓小平六四镇压的预演。既然那么多人在意邓小平点名的“谁”是“谁”非，厘清这桩不算公案的“公案”非常必要，以免时过境迁，成为“罗生门”式无法定说的历史“疑案”。
邓小平原话并无歧义
邓小平是否点错名，得看他当时的原话。一九八七年初中央发布内部文件，内容是邓小平召见胡耀邦、万里、胡启立、赵紫阳、李鹏等人的讲话，也是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党籍的蓝本。邓小平如此谈方励之和王若望的问题：“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象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上海的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上海群众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
这里若把王若望换成许良英或王若水是否说得通呢？
邓小平召集会议的时间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事由是科技大学学生十二月五日发起游行，触发全国二十九个城市一百五十六所大学学生上街呼应，其中上海的规模最大。邓小平最怕学生上街，视任何示威游行为闹事动乱，两年后他在天安门广场大开杀戒就是明证。所以，导致邓小平发火的原因是学生游行，而不是“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一个学术讨论会，且还是胎死腹中的筹备会，哪里值得邓小平大动干戈？
再看内容，设若邓小平说“北京的王若望”，还有可能是错漏了许良英和王若水，但他清清楚楚说“上海的王若望，”且咬牙切齿说“王若望猖狂得很”，几个人酝酿反右学术讨论会，谈得上“猖狂得很”吗？何况，许良英和方励之、刘宾雁商议讨论会的时间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如果邓小平针对这件事，从时间上讲，邓小平召人训话更应该在十一月三十日。
接下来的话更有所指了，“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邓小平曾提过开除许良英或王若水党籍吗？许良英此前并没做什么有影响的出格事，王若水在八十年代初因写有关“异化”和“人道主义”等文章挨批，早被撤销人民日报副主编职务，已处于消声状态，没有让邓小平追着不放的事由。
倒是王若望八十年开始，写了许多广为传扬的反左文章，还到处演讲，内容都是报纸不敢刊登的过激言论，他口陈肝胆直指要害，反思文革痛批毛泽东。此后他愈战愈勇，直斥陈云等保守势力，一旦邓小平站到胡乔木、邓力群那边也照样发难，是闻名上海的“横竖横（上海话“豁出去”的意思）”。
笔者在一九八五年夏天一家杂志的笔会上相遇王若望。会间，我们几位青年请杂志主编安排王若望演讲，主编说，“王若望属于内控（其中一条是，中央和地方的大报不得刊登他的文章）对象，请他参会，杂志已经顶着压力了，不能再出面举办演讲，不然会影响杂志的生存”。我们就自发组织座谈请王若望讲话。王若望讲到自己被内控的来由：八四年，他公开批评干部在用人问题上是“武大郎开店”，成为他“恶毒攻击邓小平的罪证”，再加他多年来呼吁补资本主义的课，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让上海市委处理王若望，意思是开除或劝其退党。
王若望无视高压我行我素，就在邓小平点他名的一个月前，八六年十一月五日，他在《特区工人报》发表“两极分化之我见——与邓小平同志商榷”，接着在十二月十二日的《深圳青年报》发表《一党专政只能导致专横》，都是直接挑战邓小平的檄文。十二月十五日，胡耀邦视察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送别他时询问：“王若望的问题怎么处理？”胡耀邦一如既往地宽大为怀说：“党内批评帮助就行了嘛！”[5]这就是邓小平说“早就说要开除（王若望）”和“上海群众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的来源。
邓小平没看错人
从以上的来龙去脉不难看出，邓小平一直盯着王若望，而王若望却顽固不化，“内控”期间仍顶风而上，公然指名道姓向他叫板，让他恼羞成怒，必欲除之而后快。对公开反对他的人睚眦必报，是心胸狭窄的邓小平的一贯德性，早年魏京生因提醒民众邓小平是新的独裁者而被重判十五年。由此可知，邓小平非但没搞错王若望的名字，还比谁都清楚，谁是他真正的敌人，谁对他和中共威胁最大。
王若望没有“辜负”邓小平的“青睐”，他出党后的表现也佐证了邓小平的“远见”。
在八九六四剑拔弩张的时刻，王若望不惧自己带罪在身，再次挑战邓小平，在海外发表《致邓小平的公开信》，规劝邓小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要做历史的罪人。王若望还多次带头参加上海全市大游行，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他在集会演讲中直斥邓小平垂帘听政，大声疾呼“十一亿人民听命一位帝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六四后他被整肃关押了十四个月。
王若望被捕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翁，不可能逃跑，公安却故意在他走出楼门时给他戴手铐，有四、五个人跟着拍照和摄像，待他上囚车后又反常地立即去了手铐。事后，在市委工作的熟人向王若望透信，当时邓小平在上海，当局把录像呈送邓小平领赏，显见他对王若望的入骨仇恨。
方励之的自我否定和刘宾雁的道听途说
上述粗析和拙见并不深奥，以方励之、许良英、刘宾雁等人的水平，不难理解邓小平的原话，以他们的政治敏锐和对邓小平行事风格的了解也应明察原委。事实上，方励之在另一个场合已作了自我否定。二零零一年，方励之在“许良英先生九秩贺”文中说：一九八五年，他受浙江大学学生邀请讲“开放改革”，内容被印成小册子散发全国，中央纪委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因胡耀邦的作用推迟了一年，后来该小册子仍是他被开除党籍的罪名之一。[6]
在此，方励之确切地指出，和王若望的情况类似，他也早被邓小平盯上了，这次不过是借学生游行斩草除根，与他参与筹备反右学术讨论会并无关联。
而刘宾雁的“王若水说”更带有喜剧性，在此转录马悲鸣的有关文字：早先，有朋友说邓小平搞错了王若望和王若水，因“王若水的理论水平确实高于王若望，而且提出的理论挑战性也更强。”我打电话向刘宾雁核实，“但他回答说不可能错，就是王若望，而不是王若水。……等王若望去世的当时，我又在打给刘宾雁先生的电话里旧事重提。他仍坚持是王若望而不是王若水。”王若望追悼会后，“网络上报出重大热门新闻：刘宾雁说，当年开除党籍的应该是王若水，而非王若望。邓小平搞错了两人的名字。”我一见大喜，以为“他找到了确凿证据。等刘宾雁从纽约回家以后，我打电话过去询问：您是否看到了确凿证据，证明当年确实把王若水错搞成王若望了？刘宾雁说他没有得到新的材料，就是我说的那些。他觉得我说的有道理。”马悲鸣叹道，“如此重大的消息发布，出自刘宾雁先生这样著名的大记者之口，居然就得自我道听途说来的胡猜乱想，……”[7]
马悲鸣的解说，正好对上刘宾雁的话“上月去参加王若望追悼会时，又有人提出王若望还是王若水的问题，”应该说可信的，也就是说，王若望和王若水被邓小平乱点鸳鸯是子虚乌有的猜测。
其实，刘宾雁还另有一说，“当时传说本来要开除的是两个人：方励之、王若望，并没有我，邓小平在讲话中再三地提这两个人的名字，说着说着，旁边有人说话了：刘宾雁比这两个人还坏！于是把我加上，也就一起被开除了”[4]
这个说法也与“王若水说”自相矛盾，似乎更接近事实。
最后的结论
最后，许良英念兹在兹的赵紫阳把他误报为王若望的依据，随着赵紫阳《改革历程》一书的出版已得到更正，书中说：“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在最后解决耀邦问题的党的生活会上胡启立发言透露，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邓（小平）曾单独找胡启立谈过一次话，邓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谈耀邦的问题。耀邦不仅是在对待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望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8]
这里赵紫阳是转述胡启立的话，内容是八四年的事，那时的三个人是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望（邓力群在转述胡启立同样的话时说，三人是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水[9]），这里王若水确实被搞成了王若望，当时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水三人是一档事，他们都因人民日报发表自由化文章惹祸。是赵紫阳在转述时弄错人名，跟八七年邓小平开除三人党籍完全是风马牛。
不忍说出的几句话
本来，邓小平开除三人党籍的讲话十分明了，所指的人事也非常清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歧义，最后演绎出罗生门式的乌龙争议？笔者不惮诛心之嫌，细究琢磨当事者的言说背景，似可窥寻解读他们的微妙心态。
首先，许良英无视邓小平话中的“上海王若望”“猖狂““早就说要开除”“上海的群众”等属于王若望背景的内容，硬把自己往上套，且大谈特谈重复讲述，已经令人费解。而方励之明知中央（应该是邓意）早在八五年就要开除他党籍，却依然追随许良英的说法，弄到前后自我否定的地步。至于刘宾雁的“王若水说”更是为道听途说代言，不辨也罢。
耐人寻味的是，方励之和许良英皆为物理学家，又有亦师亦友的关系，刘宾雁和王若水同在人民日报社共事，又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否受潜意识影响，因认同许良英和王若水的理论水平，便不加辨识地轻信了许良英或王若水被取代说？
值得深思的是，上述乌龙异议出现在事件落定的十年后，此时的邓小平已是千夫所指的暴君，而被开除党籍的三人则留下了千古英名，所以，读他们讲述这件“公案”，尤其是许良英的再三“毛遂自荐”，丝毫感觉不到忍受迫害的切肤之痛，倒像是邓小平这个皇帝钦点了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而方励之和刘宾雁好似在为许良英和王若水争功，觉得他们两人比王若望更具上榜的资格。
我忍不住苛刻地设想，如果退到一九五七年或者文革十年中，他们还会四处表白申明本该列入“坏分子”行列吗？再进一步反刍，在八九六四的历史紧要关头，方励之、许良英等人以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避免黑手之嫌为由，畏怯地远离天安门广场。事后，方励之躲进美国大使馆，引起许多人的失望和物议，惺惺相惜的许良英为之辩护，“方励之是学者，不是搞政治的。”刘宾雁六四时已到美国，但一九八六年底筹备那个没开成的“反右讨论会”，他也顾虑重重地中途退出。[10]
事发时临危而惧急流勇退，事息后患得患失“自告奋勇”，如此言行着实让人嗟叹，也使人终于憬悟，由他们启蒙肇始的八九民运的结局其实早已注定。
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都是老一辈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也是笔者至今敬重的为中国自由民主事业作出贡献的先贤，因此，他们人性中的弱点最能反映那代知识人的整体缺陷，也在在显示，长年生活在残暴恐怖的极权社会，即使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人性也难免遭受扭曲，他们能敏锐而深刻地揭示中国社会的异化现象，却不能逃脱也被不同程度异化的命运。
[1] 傅国涌：泪别许良英先生 2013，2，28
[2] 方励之访谈：1999年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张敏访谈[3] 八十岁仍在寻找共产党——专访刘宾雁/心远） 2002-1-16
[4] 多维社记者吉辰丘采访刘宾雁2002，1，16
[5]王若望自传《自我感觉良好》
[6] 方励之：许良英先生九秩贺 2011，3，4
[7] 马悲鸣 刘宾雁发布重大消息的背后 2005，12，14[天下论坛]
[8] 赵紫阳《改革历程》
[9] 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
[10] 许良英：当代中国大灾难的开端：反右运动──纪念反右50周年（2007年5月11日）
原载《自由写作》2013年5月号，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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