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VOA图片：为2013年4月19日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3名死者的纪念牌位 |
2013年4月14日，“爱国者日”，波士顿第117届马拉松比赛 ，两个炸弹先后爆炸，制造出三人死亡、二百多人受伤的悲剧。正如马拉松比赛的目的是要增进全人类的友谊、维护全世界的和平，它超越国籍、种族、阶级和疆界带来的差异；当我们关注马拉松爆炸案时，也应该超越具体个人和族群认同限制，把它视为是对人类价值和世界和平的敌视和挑战。
但因为波士顿的连环爆炸的主要策划者持有俄罗斯护照，三个牺牲者中一个是中国公民，而且被劫持的奔驰车车主也是华人，它因此牵动了美、俄、中三国。三国的民众对此也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分析和比较三国公民的反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三国的民族精神、政治文化、和公民意识。
在美国国内，爆炸后的第一时间里出现了两种猜测：一个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分歧，断定可能是国内的右翼（例如“白人至上主义者”和一些“民兵”组织）的恐怖行为。另一个直接反应是：这一定又是国际伊斯兰教极端分子针对美国干的恐怖行为。
但在危机处理过程中，从奥巴马总统到联邦调查局，从麻省到波士顿市，从新闻媒体到地方警察局，都非常谨慎、克制和负责地避免跳入定势思维，匆忙下结论，以免给任何人群和社区带来伤害。这种谨慎后来证明是非常明智的。两个嫌疑人察尔纳伊夫兄弟呈现出许多意外的特征：他们是穆斯林，但却非来自中东或受训于基地组织，而是来自俄罗斯的移民。兄弟之中的哥哥是持俄罗斯护照的美国永久居民，弟弟是归化的美国公民。他们就居住在波士顿附近。他们的背景是与俄罗斯车臣的穆斯林极端分子有关联，而车臣以前并未出现过向美国进攻的先例。
这些恐怖分子的新特征引发问题反思：两个年轻嫌犯的父亲在2001年以旅行签证进入美国，而后申请政治庇护，他的子女也以此移民美国，在美国定居成长。为什么美国给他们提供了庇护所，两位年亲人却背叛和攻击美国？
《纽约时报》指出，如果要搞清楚察尔纳伊夫兄弟的动机和行动，我们“必须考虑下面四个因素构成的一个神秘的组合：民族认同、意识形态、宗教和个性特征”。其实，如果我们引入美国梦 作为观察分析的视角，我们就能解密察尔纳伊夫兄弟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源：它们既有个人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还有国际的因素。
从个人角度来看，察尔纳伊夫两兄弟里的哥哥似乎是更强势的，因而对弟弟产生影响和控制。据报道，哥哥塔梅尔兰喜欢穿鳄鱼皮鞋和高档衬衫。兄弟俩驾的车也是宝马、奔驰之类。从他们父亲一直是个挣扎着为全家糊口的蓝领修车工来看，同时考虑哥哥塔梅尔兰主要靠妻子养家，还依靠政府救助，两兄弟的享受期盼似乎与他们的挣钱能力有一定的差距。这容易产生期盼与能力差距形成的“相对剥夺”。
另外还有几个因素加剧了他们的“相对被剥夺感”。第一，其他家庭成员的成功。他们有许多叔叔、姑姑都已移民北美。其中姑姑在加拿大是律师，还有一位叔叔住在马里兰郊外的花园洋房里。他愤怒地谴责两位侄子的所作所为，并解释原因说：他们是两位“输家”（loser）。对于其他能够融入美国社会并取得成功的人，他们充满了嫉妒和仇恨。第二，他们的父亲曾是一位执法部门官员。至少从社会地位和尊重上可以这么说，他们在俄罗斯的家境优于他们在美国的处境。由于新移民的一些固有障碍，他们似乎在大学里都遇到了挫折。哥哥因为身份原因被禁止参加为奥运会选拔运动员的全国拳击赛后，心理发生急剧转变。他不仅放弃了拳击，还从一个两年制大学退学，选择了强化宗教约束和热诚的生活方式。他的异化心态加剧，如他所说，在美国生活的五年里，他没有一个美国朋友。弟弟作为二年级学生，在过去两个学期里有7门功课不及格。第三，我们可以猜测，这家人一直生活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双重世界里。而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外包和离岸生产让年轻人尤其是新移民就业困难增加。过去五年的金融风暴更是雪上加霜，让新移民的美国梦变得更加虚无缥缈。相比之下，俄罗斯经济逐渐稳定。尤其得利于石油价格上涨，国内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不难理解，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的父母在去年回到俄罗斯。尤其是母亲，在离美前还曾因偷窃商店物品被捕，对美国的仇视毫不遮掩。在波士顿爆炸案之前，弟弟佐哈就在社交网站上写道：在美国已经呆了十年，我想离去。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 在共产党下和今天的普京治理下的俄罗斯，都在不断制造仇美和反美的宣传。俄罗斯人对美国的不信任、甚至仇视有着悠久而深刻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根源。察尔纳伊夫兄弟作为车臣族的俄罗斯人，他们的世界观又受到车臣特定的种族背景和伊斯兰宗教观点的双重影响。由于信仰伊斯兰教，车臣族在斯大林、叶利钦和普京治理下都遭受了种族迫害和灭绝威胁。现在，美国和俄罗斯在反恐战争中，结成了联盟，共同对付极端主义伊斯兰教的恐怖组织。美国在国内、外与伊斯兰教国家的冲突强化了哥哥塔梅尔兰的穆斯林意识和认同，他更刻意地以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生活方式来指导自己的人生，对美国的“物资享乐主义”和“道德上的松弛”越来越感到格格不入。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塔梅尔兰回到俄罗斯，并停留半年（多次访问车臣，可能在那里与圣战组织有所接触或接受了军事训练），全面拥抱了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圣战意识形态，把俄罗斯和美国看作自己的双重敌人。
美国各级政府和执法机构在处理波士顿爆炸案上有两个重要特征可圈可点：第一是政府执法人员与媒体的关系。在追捕和擒获两位嫌疑人的最后二十四小时，美国的执法人员基本上是在成千上万架摄像机的审视下进行作业的。它展示了美国危机处理机制的实战运作，执法人员的专业精神，高科技的全面运用（例如，大规模处理信息、机器人干预、直升机利用红外线探测技术，等等）。它给美国和全球的执法行动提供了一个典范。
第二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当麻省州政府宣布整个水城（Watertown）被全面封锁、甚至整个波士顿全城都被关闭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最大的都市近百万人生活和工作陷于瘫痪。尽管瘫痪整个城市是否可取还有争议，但波士顿居民展示出了高度的公民觉悟和意识，在有序和克制中配合执法。最后，因为有了公民的这种合作，弟弟佐哈被发现并最终被生擒。晚上，成千上万的居民走上街头，向执法者致敬，共同庆祝波士顿大都会地区从恐怖中解脱出来。
与此相对照的是，察尔纳伊夫兄弟家人的反应发人深思。首先，他们的父母和在加拿大的姑姑坚决不接受察尔纳伊夫兄弟卷入恐怖行动的可能。同时，他们还指控，美国政府设下了陷阱来陷害这两个兄弟。早在几年前，他们的母亲就接受了“9.11”事件是美国制造的阴谋论，认为其目的是要掀起对伊斯兰教的仇视。她因此指控：“你不了解美国，这是个不诚实的国家，当他们要诋毁一个人，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难道你不明白美国的本质，和美国想得到什么？这是美国人策划的一场表演，这是一台戏，美国人出名的演技精湛，我永不会相信。” 她甚至指控电视画面上的血其实是油漆。
察尔纳伊夫一大家人为自己的亲人辩护似乎无可厚非。但他们对美国和美国体制的起诉则反映了他们对民主体制的不理解和对美国价值观的犬儒主义情绪。他们一大家人以受政治迫害的名义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但他们后来不断往返俄罗斯，父母二人并最后回去定居，似乎与他们遭受政治迫害的陈述相矛盾。从某种程度上，它反映出长期共产主义体系下生活造就出的专制人格、机会主义、犬儒主义和诚信丧失。再说，从共产主义极权体制下逃离，进入美国民主制，其实暗含着一个交易取舍：在前者，尽管没有政治和社会自由，但专制体系保障基本的衣食安全。在后者，民主社会给予每一个个人更多的自由和机会，同时保证不会饿死和冻死人，但并不提供物资安全。当习惯于专制体制下的计划性、稳定性和福利保障的人们面临自由主义和个人竞争的压力时，他们中的许多会选择弗洛姆所说的“逃避自由”。尤其，俄罗斯长期培养出了深厚的祖国情节，即便索尔仁尼琴遭苏联流放后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还是无法欣赏和融入美国，最终带着对美国的批评和失望回到俄罗斯。可见，政治体制和民族文化制造出了双重障碍，影响俄罗斯人顺利融入美国。而车臣文化则制造出了第三层障碍。正如一位研究高加索地区的学者奥利弗∙布洛（Oliver Bullough）所言，这里的民族特性具有强烈的反抗性：“不管他们在哪儿，他们都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做另外的事，变成另外的人。”
在穆斯林和美国宗教冲突、俄罗斯人与美国人文化冲突的过程中，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人一方面提高了对国际环境的敏感度，同时也增加了在国际环境中的脆弱性。在波士顿爆炸中，一位23岁来自沈阳的中国女留学生吕令子不幸身亡；另一位来自四川的名叫周丹伶的女研究生腹部受伤。如果说察尔纳伊夫兄弟二人美国梦断，主要是他们自我迷失的结果，那吕令子的美国梦变成了恶梦则是令人潸然泪下的悲剧。吕令子是无辜的，她的命运是不幸的。她的父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封公开信里是这样描述她的：“这个阳光、优秀的孩子原是我们生命中快乐的源泉。” “我们满心激动地看着她成长为一名智慧美丽的姑娘。对许多人而言，她是个积极的榜样。尽管她的梦想搁浅，但我们想鼓励那些和令子有着同样的雄心和梦想、希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们继续前行。”信中还说：“我们希望所有认识令子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正能量，并替她继续传递这种精神。”她生前就读的波士顿大学已决定以她的名字建立奖学金。她的朋友们也为她建立了“吕令子安息”面书专页，一周内就有八千多访客喜欢。
但不幸的是，吕令子年轻的生命被恐怖分子夺去，而她智慧、美丽的形象却又遭到她的同胞的污损。有人宣称“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系美国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开始借题发挥抹黑吕令子。面对自己同胞的灾难，有人表现出极度的冷血。光在“中华论坛”上，就出现了上百个帖子，对吕令子进行有罪推定的评论，而且绝大多数是幸灾乐祸，甚至是不堪复述、低级下流的。
在观察和反思中、美、俄三国民众对波士顿爆炸案的反应时，我们看到了一个惊人的相似点：在受恩于美国的新移民中甚至都会产生对美国及其自由、民主体制的仇视。由于专制体制长期塑造出的专制人格，共产主义宣传洗脑输入的意识形态，狭隘民族主义教育培育的仇美文化，在中国和俄罗斯，我们都可以看到一批因美国梦断而畸形产生出的美国梦仇视者和诋毁者。尽管他们有的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拿了美国的博士学位，甚至在美国的土地上生育了自己的后代并保留有美国国籍，但他们却成了占据教授职位、出镜央视评论、甚至介入最高决策的反美分子。恐怖主义和间谍活动成为部分不认同美国体系的新移民对美国施加的报复。
在波士顿爆炸案中，我们又看到一个巨大的差异：当美国人对所有受害者和受伤者（包括他们自己的同胞及来自世界的参赛者和旁观者）爆发出极大的关爱和同情时，他们并没有忘记以冷静、客观、人性和法治来对待他们的敌人。他们重续了美国精神。而察尔纳伊夫的大部分家人毫不犹豫地以血缘、宗教划线，以感情代替事实，为自己的亲人做无条件和无原则的辩护，暴露出残留下来的山区部落精神。而在中国，我们看到了部分中国人，会聚集成一大堆暗物质、释放出巨大的负能量，来诋毁无辜受难的同胞。
奥巴马总统在爆炸事件后的集会上说：“我们聚在一起祷告，哀悼失丧之人。但是我们今天也一起重新来找回恩典。来重申这座城市的精神是不屈不挠，这个国家的精神依旧闪亮。”他还说，“我们对彼此的信任，对彼此的爱，对国家的爱，不管表面有多么不同但共有的信念，这些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力量。”
最后，我们记住他的话：“通过这场悲剧所显露出来的恩典可以最好地说明我们是谁。”而在这场悲剧中所露出的丑恶面目和邪恶本性也最好地帮助我们认清他们是谁。无论袭击者是谁，无论他们是攻击民主价值体系、自由权利，或是诋毁个人声誉，他们都是奥巴马蔑称为的“只知毁灭不知创造的小人”。
——原载《阳光时务》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