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夫：我要到美国上大学了

董一夫 （Yifu Dong）

美国时间3月28日（中国时间3月29日）是“常春藤日”。这一天，布朗(Brown University)、哥伦比亚(Columbia University)、康奈尔(Cornell University)、达特茅斯(Dartmouth College)、哈佛(Harvard University)、宾夕法尼亚(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普林斯顿(Princeton University)、耶鲁(Yale University)这几所美国“常春藤盟校”宣布了它们2017届本科生的录取结果。

我是在期待加忐忑中等到这一天的。这种心情，我似乎还从来没有体验过。记得“幼升小”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着急。当时考试的情景我现在差不多全都忘记了，只是依稀记得在家长和候选学童一起参加了入学考试后，一走出考场，老爸就在育才学校小学部的走廊上踹了我一脚！据爸妈回忆说，引发暴力的原因是我对一道考试“题”无动于衷，沉默以对。这道题是：你现在找不到家了，那么，哪个小朋友能够把你们家的电话号码告诉老师？我之所以沉默，是因为爸妈曾告诉我说，不要把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陌生人。所以，在老爸问我为什么不举手答题时，我的回答是：“我又不认识她！”就是这句根源于他们告诫的回答，让我受了当年的皮肉之苦……

“小升初”时，我适逢随同在哈佛访学的老爸在美国读了一年书，得以错过国内的升学考试，也因此，我对已然残酷而凶险的“小升初”全无感觉。

在参加哈佛面试的前两天，妈妈看我依然故我，问我为面试做了什么准备。我回答说：“准备什么？中考我不也是这样？”不想，爸妈异口同声地“吼”道：“这不是中考！”是的，中考前一周，我参加了一场耗时半天的桥牌比赛，听了一场延续到很晚的音乐会，没感到有多紧张。中考时，我既没有“钟点房”伺候，也没有中午加餐的待遇，更没有家长在考场门口拥抱迎接的“恩宠”，当然也就因此失去了可能的“皮鞋加身”的“礼遇”。记得中考第一天，在学校吃午饭的同学不到10个人，饭后只能在学校初中部礼堂的后台上小憩。第二天，只有我一个人还坚持要在学校吃午饭，而学校因为人少取消了学生餐，我只能到老师食堂“蹭”了一顿质量远在学生餐之上的免费午餐……结果，我以全校第二的中考成绩升入了高中部。这样的中考经历，也许真的是对需要紧张一下的面试无益。但之前布朗、普林斯顿和耶鲁的面试，我也都是这样应对的。

哈佛的面试，是我在申报美国大学过程中的最后一次面试。也许是准备最充分的原因，表现似乎也最紧张。但是，我清楚，实际上，不管你在面试时紧张不紧张，能不能去这所学校，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运气——因为申请“常春藤盟校”的这些人，真是太优秀了。4月1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说，常春藤盟校和斯坦福(Stanford)、麻省理工(MIT)等学校在2013年的录取率几乎都创下了历史新低。这篇文章举例说，在申请普林斯顿的26498名高中生中，有10629名高中生在初中最后一年和整个高中的平均成绩（grade point average，简称GPA）达到了4.0（满分），13802名申报者的SAT成绩达到了2100分（满分2400分）或者更高。但是，普林斯顿只录取了1931名2017届的学生（同时把1395名申报者列入等待名单）。即使这样，普林斯顿在2013年创下历史新低的7.29%的录取率甚至还排在斯坦福、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之上！

所以，即使单以GPA和SAT成绩计，我在普林斯顿这一所学校的竞争者也有万余人之多，更何况，美国大学的录取标准还不只以GPA和SAT为准。因此，在申报美国大学的竞争中，“幸运”既可成为幸运者的谦词，同时也是不幸者的最好慰籍。只不过谁都不愿意成为这场竞争中的被慰籍者罢了。但是，无论如何，这么多具有竞争力的高中生申报这几所大学，与其说是接受这些大学的挑选，还不如说是给这些大学出了个大大的难题。 

“常春藤盟校”宣布录取结果是在“常春藤日”下午，而这正是中国时间清晨。在“常春藤日”前夜，临睡前，老爸说：“明早你要早起查出结果，别来叫我们。有好消息，你就发个短信给妈妈，否则就别打扰我们睡觉……”我注意到，从来不把手机放在枕边的妈妈，那天还真把手机放在了床头柜上。

由于“上火”而在鼻子上起了小泡的妈妈说，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垫底”录取通知，所以她在那天晚上睡得自认为“很踏实”。但是，几乎从不起夜的老爸，在那晚1点多起来了一次，而这个时间正是妈妈记住的。爸爸说他在那晚做了两个梦，其一是他帮我“刷屏”看录取结果，由于电脑放在一个高处，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费劲地登梯去查看结果……他的这个梦被我起夜的动静打断了，据他说，这个时间是早晨3点多。老爸的第二个梦是我被哈佛录取了，然而，他不是高兴醒了，而是惊醒了，因为他相信“反梦”——现实与梦境是相反的（此梦有些“灵验”的是，我未被拒，而是被哈佛列入了等待名单）。后来，6点多的时候，老爸来到我的房间，问“结果何如”时，据他说我把iPad递给他时的动作和他做梦时梦见的情形一模一样……

不知道在“常春藤日”那天，有多少中国人的中国梦，是去美国上大学的梦。那天晚上，妈妈回家说，她的一个刚去南京工作的前同事，在祝贺她时，说她是“幸福的妈妈”。妈妈说，其实，她不仅是幸福的妈妈，也是省心的妈妈——除了这次申报美国大学的过程让她有些着急以外，她没怎么操心我的学习和升学，同时她也是“省钱”的妈妈。

我的学习过程，的确为父母省了不少钱。从上小学始，除了我自己感兴趣的围棋和手风琴外，我基本上与课外班绝缘。在初中毕业时，我报了一个价格相对不高的SATⅠ培训班，上高中后我没能抽出时间再去参加SATⅡ和托福考试的培训，都是自己解决了问题，并且在相应的考试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次申报美国大学，我也是自己动手准备了所有申报材料。尽管后来在长时间没接到录取通知的时候，有点hold不住的妈妈后悔“当初还不如找中介花钱买个踏实”，但通过自己做申请材料，我得到了许多通过中介得不到的经验与教训。

在“常春藤日”那天，我看到有人转发《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写的一段话，大意是已经被录取的学生，应该有勇气去度过一个“空档年（gap year——即‘停学留籍’一年，第二年再注册入学）”，以在社会上学习更多的课本以外的东西……这真是一个好主意。对照这个建议，我的勇气当属不足。拿到了录取通知，我有点迫不及待地要去美国读大学了。

董一夫现在北京四中高三年级就读，他已被耶鲁大学录取为2017届学生。

——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