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睡翻书，顺手从枕边摸出一本《孟子》，看到白话译文，生出一番感慨。
“孟子见梁惠王。”——这是《孟子》的第一句话，通俗易懂，本来不译，今天的人也完全能懂。可能嫌“见”字单音，读起来不能朗朗上口，于是就“今译”了一番。
这句话被译为“孟子谒见梁惠王”。
查找结果，这句话今译为“孟子谒见梁惠王”，或“孟子拜见梁惠王”者，竟然极其普遍。
译为“孟子谒见梁惠王”的，见之于鲁国尧马智强译著、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孟子全译》；李双译释、中国书店出版的《孟子白话今译》；百度搜素，《翻译<孟子见梁惠王>》、《<孟子梁惠王上>全文及其译文是什么》、《信宜：玉都风情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等诸篇，无不如此。
译为“孟子拜见梁惠王”的，同样多多。百度搜素，举凡：《百度百科・梁惠王上》、《中国经典文化<孟子见梁惠王>教案》、《人教新课标版高二中国文化经典研读<孟子见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导学案》、《<孟子见梁惠王>课文详解》、《四库全书之<孟子>》、《<孟子见梁惠王>参考译文》、《孟子见梁惠王的翻译》、《翻译<孟子见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翻译》、《<孟子见梁惠王>原文和译文》等等，都是。
那么，这个“见”字能够今译为“谒见”或“拜见”吗？
不能！绝对不能！
什么叫“谒”？“谒”者，名刺也，就是今天的所谓“名片”。要去会见某人，先递上名片，以示对对方的尊重。此字后来逐渐演化，敬意大增，等同于：请见，进见，晋见。“谒见”，就是指看望地位或辈分高的人，一般用于下对上，幼对长。
什么叫“拜”？“拜”者，行敬礼也。“拜见”者，以礼会见，示尊崇，示倾倒。其意，与“谒”接近。
以上对“谒见”“拜见”的解释，权威的《辞海》、《词源》、《汉语大词典》等，无一例外。
那么，孟子见梁惠王是下对上、幼对长、贱对尊吗？是孟子的社会地位或血缘辈分低于梁惠王吗？都不是。
《史记》：“惠王三十五年，卑礼厚币以招贤者，而孟轲至梁。”孟子是梁惠王“卑礼厚币”招“贤”的时候，作为“贤者”，应招而去的。所以，梁惠王在接见他的时候，尊称其为“叟”；“叟”者，长老之称。在会见时，孟子的社会地位是完全独立的，和梁惠王在政治上是完全平等的，没有丝毫的上下、高低、尊卑、贵贱的区别。
梁惠王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所谓“有利于吾国”，是问：在帮助我国富国强兵方面，你有什么高见、可以贡献给我吗？称“叟”后，梁惠王请孟子陈述自己的治国方略，以供抉择。于是，孟子滔滔不绝，大段大段，讲述了早已熟烂于心的见解，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操作，并且针对梁惠王的种种疑虑，对自己的治国方案作了精辟地论证。
孟子完全没有仰惠王鼻息的意思。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人格是独立的。只看他是如何开始回答梁惠王的一段：
梁惠王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
孟子对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不是顺着梁惠王、“逢君之意”，讨好他，以图“录取”，相反，他简直就是“婴逆鳞”，直面匡正梁惠王。他说：惠王啊，你为什么一定要说“利”？只讲仁义不就行了嘛！国君问：怎样可以利于我国；大夫问：怎样可以利于我家；老百姓问；怎样可以利于我自己。这样一来，上上下下围绕着一个“利”字打转，彼此争夺不休，国家岂能不危！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必然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卿大夫；在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必然是拥有百乘兵车的卿大夫。在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家，拥有千乘兵车；在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家，拥有百乘兵车，那兵车的数量不能算不多。如果这些卿大夫把利摆在前面，把义摆在后面，不夺取国君的地位，他们是不会满足罢手的。但是，却从来没有求仁的人会遗弃自己的父母，也没有行义的人会把君主的利益放在自己利益的后面。这样看来，王只要讲求仁义就行了，何必谈利呢？
可以设想：孟子在讲这话的时候，一定是昂着头的，坚信真理在自己手里，情绪一定是激昂慷慨的，讲起来滔滔不绝，直言不讳。精神状态与唯恐被轻视、受慢待、担心被斥责、不能如愿、有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谒见”“拜见”，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一个“谒”字，一个“拜”字，人格独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诸侯的孟子就消失了，死亡了。
不唯孟子，整个先秦时代，知识分子的人格都是独立的，腰杆是硬的，不依附于任何势力。他们思想自由，靠自己的思维成果过日子，合则留，不合则去，不看任何当权者的脸色，不拍任何人的马屁。正因为知识分子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先秦时代才能那样群星灿烂，人才辈出，成果累累，成为我国思想文化上一个“黄金时代”，空前而几近绝后，滋养了后代两三千年，并将继续滋养我们的后代，直至永远。
不要说是对“王”，就是对一般领导，甚至也不要说是对一般领导，就是在一般报刊上，在普通的讨论会上，像孟子这样，能够理直气壮，口无遮拦，以这种口气发表自己的政见的，在民众的脊梁骨早已被打断了的今天，还能够看见几人？
孟子这种大无畏的、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当然不会受到统治者的欢迎。“老子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你是何人，竟敢这样与老子讲话！”我们知道，《孟子》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今天容易看到的普及本，一个是朱元璋令人删节了的本子，后一种本子今天只在个别图书馆残存。朱元璋删节《孟子》，阉割《孟子》，所有鼓吹民主思想的段落，悉数被砍。我的看法，内容的不能容忍，尚在其次。首先，这种与“王”平起平坐的态度，就为大明开国皇帝所难以接受：不匍匐臣服于我，垂头低眉，都这样同我讲话，我的权威何在？我还再怎么统治这个国家？难怪他读《孟子》，见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数语，勃然大怒，恨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坚决命在文庙“罢孟子配享”，凡有谏者概以“大不敬“论处。幸亏孟子早死，否则，朱元璋非砍了他的头不可。
明明是梁惠王、孟子两个人格各自独立的人在平等对话，而且孟子显然居于强势一方，在今译时，人们为什么会反过来，在有意无意间，加一个“谒”字，加一个“拜”字，把孟子置于弱者、卑者、下者的地位，好像孟子匍匐于王前、有求于梁惠王似的？
这与译者的精神状态有关。
先秦时代，我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势力。但是秦和其后就不同了，而且是根本的不同。
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我国的政治制度大变。从此，皇帝一人说了算，专制独裁制在我国延续了两千多年。辛亥革命以来，皇帝制度名义上没有了，但是遗毒严重存在，变相的帝制时隐时现。
皇帝的统治，用口欺骗，用手镇压，民众的自由完全丧失。长期在帝制下生活，社会心理于是畸形。民众一听见皇帝、官府，往往胆颤兢兢，条件反射式的，本能地双膝跪地，张口呼喊“万岁”。被压迫、被奴役的社会地位的代代相传，使臣民意识积淀于民众心里的深处，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视服从为当然。
在此社会大环境中，知识分子的情况自然也不会好。秦始皇在灭六国、实行中央集权的同时，我国知识分子的独立地位也一并被消灭。从此，知识分子只能走官场之路，为政治服务，依附于权势者们，当他们的工具，帮助他们治理国家，管理、欺骗、统治民众，以此为生活的唯一出路。不在“南书房”求生的，人数极少，而且生存艰难，难以为继。
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有思想。人类是依靠思想而不断前进的。所有其他动物社会，千年万年不变。人类则独异。由创新思想带动，人类社会日新月异。而最能够贡献创新思想的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社会前进的领导力量。两千多年来，我国社会发展缓慢，根本的就在于知识分子“异化”；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由此而来的独立人格、独立思考丧失。他们日夜考虑的已不再是客观真理的探求、社会的治理、民众的幸福，而是自己在险恶的环境里如何能够生存下去和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如何更好地依附于当权者，为他们出谋划策，确保自己的不被淘汰，并能过上更好的生活。——火车头既然已经失灵了，火车如何能够快速前进？
我国知识分子群体独立地位丧失，完全成为依附于统治者这张“皮”上的“毛”，仰当权者的鼻息生活。处于这种社会地位，知识分子不能不自卑自贱，在官府面前，不能不低头，不能不自认为是下者、卑者、弱者。就像臣民意识积淀于整个民众心里的深处，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视服从为当然那样，知识分子一见官家、强者，也同样无意识地自然屈膝以从，而根本谈不到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
本来，1949年，全国人民“解放”，顾名思义，其中的知识分子自然应当同时从当强权的压迫下翻身“解放”，但是，不幸，他们的处境竟比从前还不如。他们整体成为“臭老九”，被列为“改造对象”，不断受整，一批一批地被暗算、被出卖、被杀害，遭际比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糟。知识分子作为“卑贱者”的社会地位由是更加凝固化，依附成为一种不喻自明的社会心理；而知识分子自己也更加习惯于自卑自贱，视自己的低人一等为当然，在领导、强者面前，“自惭形秽”，已经不理解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按其本性应该是独立的，而从历史上看，在秦前也曾经独立过。对这一切，知识分子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理解力。他们对“王”，当然只会本能地“谒”“拜”，不知道作为知识分子，对“王” 也可以平等地去“会见”、“面见”。
今译“孟子见梁惠王”为“孟子谒见梁惠王”、“孟子拜见梁惠王”，就是习惯于对权势者依附，而知识分子本性则早已模糊、历史早已遗忘的、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流露。唯其不自觉，更觉可怕。
（2013.4.14）
(原载“李蔚的博客中国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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