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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加，外交家（尤其是职业的外交家）虽然也有了发言人等增加明星效应的手段，但在决策系统的地位事实上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图为中国1949年后历任外长（电话卡网络销售照片） |
汪铮 2013年03月20日
上海
很多西方分析人士都把目光集中在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中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势力平衡上，但大多数却忽视了中国权力最高层中，缺少职业外交官和外交事务专家这一事实。
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但是，外交政策在中国政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却非常低。
上周六，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政府宣布了新一届外交政策团队的组成人员。
自2007年担任外交部长的杨洁篪晋升为国务委员。其继任者王毅曾负责两岸关系和中日关系，还曾就朝鲜核计划问题代表中国与西方对话。中国还任命了新的驻美大使崔天凯。崔天凯是一名职业外交官，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然而，无论将继续负责外交的杨洁篪，还是新任外长王毅，都不在中国政治体系的权力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的25名委员之列。
而权力更大的政治局常委会的七名常委，包括习近平和新任总理李克强，也都不是外交政策专家。只不过其中一名常委王岐山曾在协调应对2007年至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与前两任美国财长小亨利・M・保尔森(Henry M. Paulson Jr.)和蒂莫西・F・盖特纳(Timothy F. Geithner)开展过紧密合作。
中国观察人士倾向于夸大中国外交政策和野心的复杂，但事实是，中国的外交政策非常欠缺。虽然外界经常把中国视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和威胁，但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感到紧张和不安。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迅速提升，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紧张的局面，但中国领导人并不确定该如何应对。对于新“当选”的领导人而言，他们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填补外交政策的真空，以及中国应该如何在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进行抉择。
诸如“咄咄逼人”、“强硬”和“傲慢”之类的词经常被用来形容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涉及中国与日本之间，就东海几座争议岛屿展开的长时间的口角时。
然而，判断一国的外交政策，既要听其言，也要观其行。在对中国的政策和行动进行仔细研究之后就会发现，中国的外交政策其实很矛盾，甚至可以说很薄弱。从争端岛屿到朝鲜问题，再到气候变化，中国在很多问题上都没有明确而成熟的政策。强硬的措辞往往是为了掩饰薄弱或前后矛盾的政策。
实际上，中国往往是虚张声势大于实际行动：自从1979年与越南发生短暂的武装冲突以来，中国没有再与其他国家打过仗。南海海域一些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屿，处在邻国控制之下，而中国在处理与这些邻国的关系时，一直十分小心谨慎。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有时会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过于软弱和宽容。
缺乏清晰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即使对依赖中国支持的战略性盟友，如朝鲜、缅甸和巴基斯坦，中国也缺乏决定性的影响力。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并决定撕毁1953年结束朝鲜战争的停战协定，只是最近的例子。如果一个国家缺乏清晰的外交政策，就会不知道何时运用实力、怎样运用实力。它无法给盟友提供一条可供遵循的路线图。
在这种外交政策真空的背后，是该国所面临的双重身份危机。首先，北京并没有准备好像其他国家期待的那样，扮演更为重大的角色。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是中国真正地全面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员之后，领导中国的第一位国家主席。北京仍然需要花些时间适应自己作为全球大国的新地位，适应近几十年里经历的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
其次，中国政治精英正面临着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重大冲突。一方面，领导层出于战略考虑，会偶尔允许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服务于提升政权合法性、促进内部团结的国内需要。另一方面，鲁莽好斗的爱国主义又让中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难做到专业，表现出合作的精神。
从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这个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成为自由市场威权主义体制，中国共产党将民族主义当成了维系统治的一张牌。这种宣传中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它集中讲述中国在西方面前备受屈辱的现代历史。当然，这种课程把党表述为解救软弱、分裂的中国的出路。
与此同时，中国实际上也勇敢地接受了全球化。即便是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之前，中国也可以说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尤其是美元储备，为政府提供了开展多项任务所需的庞大资源，包括其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实施的巨额刺激计划，以及压制国内动荡的举措。
中国新任领导层可能会想要迎合国内民众，采取民族主义色彩更加浓厚的外交政策，中国有不少国内问题，从腐败到经济放缓。然而，新任领导层必须要确保他们完全理解中国沿着民族主义路线继续前进的后果。
中国高度依赖全球的市场、资源、投资和技术。民族主义色彩更浓厚、更强硬的路线，不可避免地会让中国与其邻国产生更多冲突和直接对抗，甚至到战争的地步。这种后果，会严重妨碍中国想要承担更重要角色的意愿，而中国认为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才与其财富和规模相称。
对于在北京最高权力层没有自己的声音的中国外交官来说，他们面临的挑战在于，要向政府阐明，对抗性的外交战略十分短视也不明智。我希望这是习近平主席从幕僚那里得到的第一则外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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