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文革”中的几件“灭门处决”案例

图：文革群众专政的杀人的场面

方子奮先生《南京“12•10”公判四十年祭》，談到“文革”時期南京“一打三反”運動中的一次“滅門處決”事件。方先生寫道：“在被綁上審判台的死刑犯中將有一對母子，他（她）將因‘現行反革命’罪同時在今天被處決”。又說：“這對母子，正是我年僅26歲的摯友李立榮，和他六十歲的母親林舜英。”

方子奮先生就此感慨說：“古今中外數百年來，從未有過同時處決母子政治犯的案例，那一天的公判大會，給了十萬觀眾大飽眼福的機會。也給當代歷史創造了一項‘中國之最’。”

過去中國古小說和傳統戲劇中，常有“滿門抄斬”、“誅九族”的說法，大致指的就是這種“滅門處決”。不過，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這種“滿門抄斬”、“誅九族”，也隨著滿清王朝的結束而退出歷史舞臺。沒料，1949年之後，這種“滅門處決”竟然在中國大陸上，以另一種更為時髦也更為冷酷的形式復活。所以方子奮先生要發此感歎。

以筆者掌握的資料，這種被人為創造出來的“中國之最”，早在1950年代初的“大鎮反”中就出現過。而且表現得更過份，更冷血。同時，在南京“12•10”公判之前，“一打三反”運動中的北京，早幾個月就出現過類似的夫妻被同罪處決，父子同場被處決的“滅門處決”。

北京25中教師王守亮、楊淑辰夫婦“一打三反”中被處決

以下談“文革”中的“滅門處決”。須說明的是，這裏談的是當局以法律名義用國家機器判處並執行死判的“滅門”，不是“文革”初期在“文革思潮”及“暴力文化”作用下的群眾暴力行為的“滅門”（如北京大興縣及湖南道縣那種情況）。

筆者所見的最早文革“滅門處決”，是1970年初北京市“一打三反”運動中，對北京25中教師王守亮，及其妻子楊淑辰的處決。略有不同的是，夫婦兩人的處決，是一前一後相隔了兩個多月。

最先被處決的是其妻子，48歲的楊淑辰。對她的處決，是在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正式下發之前，北京市的“一打三反”運動還處於“預熱期”的1970年1月27日。

筆者在《遇羅克的處決令是誰簽署的》一文中，提到過的“北京市公法軍管會”於1月9日發佈的那份《通知》所列的20人名單，排第一位的就是這位楊淑辰（名單上遇羅克排第10，另兩位著名“女性文革思想者”王佩英排第11，馬正秀排第15位）。在通知正文中，還特別提到，“現將楊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發給你們，……組織群眾認真討論，提出處理意見，速告市公法軍管會”云云。

這份《通知》上，當局對楊的身份及所謂“罪行”之介紹，全文如下：

一、現行反革命犯楊淑辰，女，四十八歲，北京市通縣人，地主出身，國民黨員。其母系地主分子，被遣送原籍。

楊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對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懷有刻骨仇恨。楊犯於一九六六年充當外國特務，大肆盜竊我國機密情報，書寫反動文章，並領取了大量特務活動經費。僅一九六七年三月楊犯出賣情報數百份，同年四月向外國駐華使館人員遞交情報時，當場被我抓獲。

看來，當局將楊身份定為“外國特務”，“罪行”是“向外國駐華使館人員”“出賣情報”。筆者曾在《遇》文中對此表示質疑。理由是楊一個無業無職的普通中年婦女（當時尚不知其夫是普通中學教師），根本沒有任何可能，在一月內（1967年3月）竊取數百份“我國機密情報”並完成出賣。其時，全球尚無電子文本，任何情報都是紙文本。機密材料一般十數頁或幾十頁，幾百份材料須裝幾大箱。要在一個月之內竊得數百份機密檔並完成遞交轉手，以一個人之力，筆者認為世界上最有名的美國中情局或蘇聯“克格勃”的超級特工，也不可能做到。何況乎如楊這樣的一介無職無權、無特殊背景的普通婦女？她從哪個途徑或管道，能一月內竊取幾百份“機密情報”？

因此，筆者在文中推斷，這位楊淑辰出賣給“外國駐華使館人員”的所謂“機密情報”，不過是當時北京街頭隨處可見的文革小報，傳單和其他文革資料之類。楊貪利收集來，向駐華使館人員售賣並因此被捕。“一打三反”運動正式開始前，北京市奉命為全國樹“樣板”，楊也作為“反革命犯”典型，被定性為“外國特務”慘遭處決。

1970年1月27日，這位楊淑辰與材料上除遇羅克之外的19人（包括王佩英、馬正秀），在北京當局10萬公審大會後被處決。

本文完稿時，從《記憶》上讀到周七月先生文章，證實了筆者推斷。當年與遇羅克一起被處決的19人中，有一對情人。他們是北京挑花廠的醫生田樹雲和醫士孫秀珍。2月11日《通知》上給的罪名是：“竊取我大量重要情報，先後在國際俱樂部，友誼商店等處，將反革命信和情報投入外囯駐華使館汽車內十九次”云云。周七月獄中與田，孫相識，與田尤熟。周在所著《四十年前的死刑回憶》（《記憶》2011年1期）中說：“以他們的職務和社會地位，不可能接觸到罪狀名單上公佈的所謂竊取我大量重要情報。”又說：“據田樹雲說，他們投遞到某些社會主義囯家駐華使館汽車裏的僅僅是社會上公開賣的紅衛兵報和首長講話之類。”楊淑辰賣的所謂“情報”，應是此類。

這次處決之後，北京市公法軍管會3月5日再開公審公判，處決了遇羅克、顧文選等19人。之後的3月24日，北京市公法軍管會發出了當年的第三份類似《通知》。讓人沒料到的是，這份《通知》中，楊淑辰的丈夫，北京市第25中教師王守亮也赫然“榜上有名”。

北京市第25中，雖不如高幹子弟雲集的101中學，北京4中有名，但“文革”中也風光過一回。1967年7月，北京25中高三學生“曲折”（上山下鄉時改的名字），向全國學生發出創辦“紅衛兵大學”的“倡議書”。兩天內，北京有300多人報名。正式“上山下鄉”時，僅剩10餘人。被當局安排到內蒙古錫林格勒草原落戶。當年10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專門文章，讚揚此次“革命行動”。第二年底，《人民日報》傳達了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指示。全囯掀起了大規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知青運動”即由此而來。所以，有些史家將北京第25中，稱為“上山下鄉運動”的“策源地”。

這份《通知》中，對王守亮身份及“罪行”的介紹，幾乎就是其妻楊淑辰“罪行”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

五、現行反革命犯王守亮，男，四十七歲，山東省人，地主出身，系蔣匪軍上尉軍官、國民黨員，原北京二十五中教員。

王犯自一九六六年以來，夥同其妻楊淑辰（外國特務，已處決），大肆盜竊、出賣我國機密情報，書寫反動文章，僅一九六七年三月，王犯就夥同其妻出賣我國重要情報數百份，並領取了大量特務活動經費。

看來，當局認為僅僅將楊淑辰處決，似乎還不夠，還未能充分顯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於是這次將其丈夫王守亮株連治罪。而且，特別在簡介中注明，其妻楊淑辰系“外國特務，已處決”字樣，表明了這種株連治罪，而且必須“重罪施重刑”的意圖。

筆者收藏的這份經某位權勢人物批註過的《通知》原件上，這位王守亮所謂“罪行簡介”後，被黑筆批有“死。”字樣，表明將之正式列入下一批處決名單。

由此，可以認定，這位北京市25中教師，與“北大才子”沈元等，於1970年4月18日北京市當年第三次集體處決行動被處決。離其妻楊淑辰處決，相距兩個月零21天。當局至此完成了“夫妻滅門”之舉。

也不知這位北京中學教師王守亮、楊淑辰夫婦有無子女？子女其後遭遇、經歷如何？王、楊夫妻兩人此案“文革”後是否得到“平反”？深望知情者提供相關資訊。

侯坤、侯建民父子同一天被處決

北京市“一打三反”運動中的另一起“滅門處決”，是北京通縣的侯坤、侯建民父子兩人，於1970年3月5日被同時處決。

北京市公法軍管會於1970年2月11日發出的當年第二份類似《通知》中，有其父子二人的情況及“罪行簡介”。全文照錄：

九、現行反革命殺人犯侯坤，男，五十二歲，北京市通縣人，系反動資本家。

現行反革命殺人犯侯建民（侯坤之子），男，二十三歲，北京市通縣人。

反革命殺人犯侯坤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抗拒社會主義改造，長期在其家埋藏鉛二千餘斤，並散佈反動言論，向其子女灌輸反動思想。侯犯為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唆使其子，反革命殺人犯侯建民於一九六八年五月六日夜，將其家中八口人全部砍殺和威逼跳井、跳水坑致死。

筆者認為，侯坤、侯建民這個案例，應算是“文革”中的一個典型案例，有雙重研討價值。

所說“雙重研討價值”，一是說其作為北京市“一打三反”運動中，父子同天同場被處決的“滅門處決”案例。二是侯氏父子殺人“罪行”，發生在1968年5月，而且所殺及所逼其自殺者，均為自己家人。

其時正是當局搞的“清隊”運動大規模開展之際。所謂“清隊”，就是“清理階級隊伍”。對每個人的出身，經歷，進行全面清理審查。各地開展運動後，搞得極為慘烈，極為恐怖。全國許多知名人士，獲是在這場“清隊運動”中自殺身亡的，甚至夫妻自殺，全家自殺。

査出身資本家的侯坤，是迫於“清隊”運動的恐懼，況且，又被抄出“長期在其家埋藏鉛二千餘斤”的“罪證”，不惜讓全家人集體赴死的。

此案由此也成為了研究“清隊”運動中，被清物件決心“自我尋死”，作為全家人最後“出路”的典型案例。侯坤是資本家，也算有知有識階層，身上肯定有古代士大夫階層那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心理和意識。

其家躲過了“文革”初期的群眾暴力，卻躲不過其後的“清隊”。當然，更躲不過再其後的“一打三反”。顯然，侯氏父子，在殺了家人（或逼家人投井跳水坑自殺）之後，其兩人也是打算身死的。

但不知何種因素影響，父子兩人未及自殺，或相互殺死，以致被捕。但在獄中足足關押了近兩年，才被當局在“一打三反”中拉出來同時處決。

筆者保存的那份2月11日《通知》，亦是被權勢人物批註過的原始文本，侯坤、侯建民父子“罪行簡介”之後，黑筆批有“死刑”二字。在姓名之前，亦被紅筆劃了“√”記號，表明為被處決之列。

1970年3月5日，侯坤、侯建民父子，與遇羅克、顧文選等人一起被當局處決於同一個刑場。

馬正秀：另一種形式的“滅門處決”

馬正秀1931年出生，原籍重慶市，是北京自然博物館講解員，一位有獨立意識的知識女性。其丈夫趙光遠，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也是著名作家艾蕪的學生。

艾蕪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回憶說，趙光遠在1940年代是他當年在重慶育才學校的學生，中共地下黨員。曾聽過艾蕪在“社會大學”講文學課，並在重慶《大公報》上艾老主編的《半月文藝》上發表過散文。1950年代初趙參加志願軍，赴朝作戰。因病退伍後，是艾蕪幫他在北京找到工作，即進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在戲劇編輯室任編輯。1960年代初，趙曾擔任過在全國影響甚大的劇作家孟超劇本《李慧娘》的責任編輯。

馬正秀在“文革”中因反對亂批亂鬥，反對打倒一批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反對打倒共和國主席，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在獄中馬正秀也始終拒絕認罪。由此，在北京市“一打三反”運動正擬拉開帷幕時，其與遇羅克、王佩英等“文革思想者”一起，上了北京市公法軍管會1970年1月9日《通知》所附的20人名單。該《通知》對馬正秀的介紹如下：

十五、現行反革命犯馬正秀，女，三十八歲，四川省人，商人出身，學生成份，北京自然博物館講解員。其父系歷史反革命分子，其長兄系軍統特務被我鎮壓。

馬犯思想反動透頂，刻骨仇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經常散佈大量反動言論。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間，馬犯多次書寫和公開張貼反革命標語、傳單，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窮兇極惡地污蔑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馬犯在押期間，仍瘋狂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反革命氣焰囂張至極。

這份名單上的20人，都是當局內定的“處決犯”，《通知》發出後僅10多天的1970年1月27日，除遇羅克一人因故暫時“刀下留人”外，馬正秀隨18人一起被處決。

從《通知》上的文字介紹看，馬正秀的親哥已于1950年代初的“大鎮反”中被處決。尤為值得一提的是，馬正秀的丈夫趙光遠，已於一年前的“清隊”運動中，在所謂“工宣隊”進駐人民文學出版社時，於1969年3月15日，因妻子馬正秀被捕及所謂“社會關係複雜”，遭到審查拘押。不堪壓力，從四樓上，跳樓自殺身亡。如今作為妻子的馬正秀，又慘遭處決。由此，筆者認為趙光遠、馬正秀夫婦遭遇的，是另一種形式的“滅門處決”。

也不知趙、馬夫婦有無子女？馬正秀被處決後其子女遭遇如何？老作家艾蕪“文革”後曾著文《夜深我走在北京的街頭》，深情緬懷追憶這對年輕的“文革遇難者”，感歎他們遭遇的不幸。

1980年2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對馬正秀一案於做了改判。1981年秋，重慶市與北京市公安局在重慶殯儀館聯合舉行馬正秀追悼會，為其徹底平反。

著名詩人屠岸，曾是馬正秀丈夫趙光遠的同事和好友，兩家有10餘年的交往。屠岸先生于2000年末發表長詩《遲到的頌歌》，這首68行的長詩，全詩就是獻給馬正秀的。其中有這樣的詩句：“三十年前一個凜冽的寒夜裏/罪惡的槍聲響了，她倒在血泊中！”“啊，布魯諾、張志新式的女英雄，讓我用歌聲伴你到永久，馬正秀！”

筆者拙作《遇羅克的處決令是誰簽署的》，其中就談及馬正秀及丈夫趙光遠。該文後來被有些人的博客轉載，並有網友留言。其中，有位網友留言說：

博主提到的趙光遠我見過。文革前兩年我剛上小學，放寒暑假時經常隨家長到出版社去。當時象我一樣情況的小孩有幾個，大人在辦公室工作，小孩們就在樓道裏玩，或者跑到樓下大院裏去捉迷藏。其中有一個小女孩就是趙光遠的女兒，她比我小一兩歲，很會講話，膽子也比一般小姑娘大。我對她爸爸印象較深，個子不是很高，眼睛亮亮的，有些謝頂，面脥骨微突，講一口南方話。文革後某一天聽父母講趙光遠跳樓自殺了，也聽說他妻子是現行反革命被抓起來了，而他們的女兒（忘了名子）後來據說是被她姑姑接走。今天才知道馬正秀的名子，我們不能忘記他們。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工體遇羅克等人的宣判會我也在場，目睹了那最後的一刻，當巨大的災難降臨時他們挺身面對，他們才是我們中華民族真正的脊樑！

很榮幸能為此補充，這也是對他們真誠的紀念。

“大鎮反”中一家三口跪成一排被處決

應當說，共和國歷史上最典型的“滅門處決”，發生在1950年初的上海市。筆者在關注“文革”的同時，也在關注共和國的歷次“鎮反”運動這個課題（其中包括“文革鎮反”），力盡所能收集相關資料。其中就收集有這次“滅門處決”的資料。

這次“滅門處決”，被處決者是父陳小毛、母張金庭及其子陳磊一家兩代三口。時間是1951年4月30日，地點是上海市郊某刑場。

臨刑前的照片顯示，夫、妻、子三人被反縛雙手，從左到右跪成一排，頭頂上高插著特大的寫著其“罪名”的“死刑標”。當局給出的罪名分別是：父陳小毛，“特務、漢奸、惡霸”；妻張金庭，“特務幫兇”；子陳磊，“特務、漢奸”。（見《上海公安畫報》第2期）

其實，這陳家兩代三口，僅是當天全上海被處決的285“反革命分子”中的三人而已（另有資料說上海市當天處決數為294人--《建國以來大事紀實》第94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1951年4月30日，（上海）“市軍管會軍法處將被判處死刑的285名反革命分子押赴刑場執行槍決”。此前兩天的4月27日深夜12時（實為28日淩晨），在“上海市鎮壓反革命行動總指揮部”統一指揮下，上海當局出動3.5萬名軍警、幹部，及工農、學生組成4445個行動小組，實行全市性大逮捕（捕人數不詳）。兩天后即有這次“大處決”。從被捕到處決，其間僅兩天（有的甚至不到兩天），可見未經認真證據收集及審判，幾乎是即捕即殺。

“二戰”後非戰爭狀態下的和平時期，一個城市一天處決285人（或294人），不知是否是創造了一個方子奮先生所說的“中國之最”，或者說是“世界之最”？此前，人民共和國的“處決紀錄”是一個月前的3月5日，北京市處決199人。3月29日，天津市處決193人（《建國以來大事紀實》第93頁、94頁）。“上海紀錄”出來後，北京市又於5月20日至22日，三天分批處決221人。不過，仍未能趕超“上海紀錄”。

關於上海“鎮反”成果，資料顯示，僅高潮期“自1950年10月中央下達‘雙十指示’至1951年10月，一年間，（上海）全市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5100余名，其中依法被判決死刑2546名”。（以上見山西《黨史文匯》1997年第8期）。

大概為了顯示“鎮反”對社會的震懾力，在死刑執行前幾分鐘，將這一家三口單獨跪成一排，給照了一張照片，而且是“特寫鏡頭”。然後發表在《上海公安畫報》上，對社會公佈。

筆者曾多次審視這張照片。驚奇發現，被即將處決的父母子三人，竟然表情相當平靜沉穩。既沒有通常所見臨死前的激烈掙扎甚至反抗，或大喊大叫，也沒有被嚇得半死，縮成一團。三人都是直起腰跪在那裏。尤其是父親陳小毛，那臉色之平靜，超乎想像。只有妻子張金庭神色陰鬱，多少有點怒目而視的樣子（也許她平時就是這神情）。兒子陳磊大概20多歲，眼神多少有些茫然，身上穿的竟然是當時的“幹部服”（可能被捕時即如此裝束）。一家三口平靜沉穩接受處決來臨，大概是以為全家人命中註定該“遭此一劫”，應當坦然面對。

最後，還須多說幾句的是，中國歷代的“滅門”，大都是殺男不殺女。被株物件，是年滿一定年歲的男丁，而家族中的女人，是沒為“家奴”，或發配充軍邊塞之類。人民共和國的“滅門處決”，卻是男女一起殺。不管是夫妻，還是母子，只要定性為“反革命”，一律株殺。

審視從“大鎮反”到“文革”時期的這種“滅門處決”，當局的意圖是清楚的，就是給全社會和民眾造成震攝及恐懼感。它傳遞的資訊就是：只要你敢反對（不管是行動反動，還是僅僅是語言或文字反對），我就敢殺你全家！

筆者在《周恩來與“一打三反”運動》一文中，談到一直被當局塵封了幾十年的一樁史事，毛澤東批“一打三反”中的周恩來說：“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其實，從“大鎮反”和“文革”對所謂“反革命”的各類處決事實來看，自他本人為首建立政權，一直以來，到“文革”時期，實在都是“靠殺人來統治”（當然還借助範圍和強度更大的“勞改”和“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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