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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冠中 |
廖伟棠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3月14日
被压迫者的传统告诉我们，我们所生活的“例外状态”不是什么例外，而是常规。
——本雅明
“你算是什么，不就是一条命，人命不值几个钱。像你这样的人，说你意外死你就意外死，说你是自杀你就是自杀。像你这样的人，叫你顶案你就顶案，说你犯过多少刑案你就犯了多少刑案.......”这是小说《裸命》里的维吾尔族打手阿力对主角藏人强巴演说“裸命”最赤裸的含义。
2013年1月，香港作家陈冠中继小说《盛世》之后的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裸命》在香港和台湾出版。读罢翌日，我在新浪微博上看到了上述虚构一幕的现实重现，但主角结局更悲惨。那是十五年前轰动内蒙的呼格吉勒图案，蒙古族青年呼格吉勒图夜闻呼救，惊见女子被奸杀，遂报警，竟被屈为凶手，62日后火速处决。九年后真凶落网并供认不讳，传媒哗然，而呼格吉勒图却至今未得到平反，其家人上访受压，近日老父赴京，下车即被“维稳”。原因很简单粗暴：制造冤案的原公检法人员，不少早已升迁，如何追究？
“裸命”二字，岂独蒙古人呼格吉勒图当之、藏人强巴当之，现实中还有河北人聂树斌、福建人吴昌龙......不胜枚举，盛世背后，人皆裸命。陈冠中预言的2013盛世早已满盈，如今他又以一本《裸命》来为刍狗百姓存照。
关于“裸命”的另一解释来自意大利当代哲学家阿冈本(Giorgio Agamben)：“藉由古希腊时期代表生命(life)所使用的两个词汇自然生命(zoe)及政治生命(bios)开启裸命(bare life)于生命政治律法内/外场域的表述。裸命为一种被排除法之外，置身阿冈本所云政治之原初结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中，介于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的生命态式。裸命是为现代政治建构的基本及主要单位，于法内法外有着悲情与困顿的样貌。”
陈冠中未必是去演绎阿冈本的理论，也许恰恰是他所书写的此时此国的人民都处于这么一种例外状态——无法、无天可以庇护的状态。或者作为香港作家的他还想到了“裸命”的粤语谐音“攞命”，乃是“真要命”、“纳命来”的意思，
小说《裸命》中的“裸命者”包括一个被视作小藏獒的被包养男人，一群飞蠓和一车狗，一车上访者与一间维稳宾馆里的上访者，一个自焚的藏人以及更多藏人——小说写的就是一个人的法外状态，一个群体的随时可以被消失状态，一个族群的被胁逼状态。
小说《盛世》中笼罩着主角老陈的那种寻找慰籍而不得的忧伤，也在《裸命》中笼罩着主角强巴。强巴的存在一度维系于包养他的汉族女人梅姐，亦一度维系于她送给他的车，甚至梅姐的女儿贝贝，一旦失去梅姐的关照，他的生命在北京就任人鱼肉。当强巴离开拉萨前往北京寻找贝贝，那一章进入一个压抑下去的例外状态，介乎《盛世》所写的好地狱与伪天堂之间。强巴开始渐渐意识到自己的裸命状态，通过思考那些无意义地死亡的蠓虫:“现在，蠓的命运与我的命运撞上了，那么撞死它们的也只能是我了，它们逃不掉，我也逃不掉。”逃不掉的不但是施杀者的命运，也是被杀者的命运——这一点他要到最后在维稳宾馆担任保安才觉悟到。接着他遇见尼玛——另外一个藏人，后者反复讲述的死亡冲动，由一场毫无理由的车祸来验证。陈冠中一直平实的叙述，在这一章带有公路电影感的场景中开始略带魔幻，现实的恍惚呼应着强巴的动摇：他之前一直习而为常的自得生活实际上危机重重。
爱比死更冷，在死亡的提醒下，强巴此前对性爱的焦虑获得了意义：强巴对梅姐的丧失性欲，实质上是对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产生怀疑，他靠观想“度母”的形态来获得性欲，绝非对本身文化的亵渎，而恰恰是一种返源式的寻求，就像古希腊的大力神安泰必须从土地母神盖娅那里获得力量一样。
藏传佛教中，白度母为观世音菩萨的眼泪所化身，象征其慈悲救难。对于作为自然人的强巴来说，他最早的救度来自性的救度，这部分情节是陈冠中最大胆的构想，随时会被追求政治正确的人指责他亵渎宗教。但是我要为之一辩：度母千万度必然包括性爱之度，未经此度难以语更高的救度，如同仓央嘉措说的：“默想喇嘛的面孔/不显现在心上，/没想的情人的容颜/却映在心中明明朗朗。”度母像顺利的担当了从信仰过渡到情欲的桥梁，强巴发现度母像与贝贝的相像，为他自己的背叛和觉醒提供了一个临时的正当性，驱使他脱离拉萨的悬浮状态（亦即被动的例外状态），渐渐进入一个主动的例外状态，亦即本雅明所说“真实的例外状态”中。
贝贝在北京的生活，就带有这种主动的成分。她是自由职业的设计师、双性恋者，爱护动物并行动去解救将被屠宰的狗——强巴和贝贝的重逢即以此为背景，这样一个人物为作家陈冠中所钟爱，就像是从他2004年的作品《波希米亚中国》走出来的典型，这样一个后现代社会典型与强巴这个几乎还是自然人的典型相碰撞必然有火花。贝贝也喜欢上强巴，并不只是因为出于报复母亲的欲望。狗的意象贯穿始终：强巴被视为藏獒——贝贝曾认为他不如狗——强巴拯救狗车上的伤狗得力终于获得贝贝信任——他们俩相恋并且在“狗窝”一起相依为命，这种生存是例外于北京城里的盛世的。
但贝贝毕竟不是白度母，她有自己的寻找。在他俩分手的最后一夜，强巴的内心独白最为感人：“我欲火焚身，你焚身侍我，我的救度佛母，慈悲的卓嘎，我的药，我的甘露......”这是诉说贝贝也是诉说度母。度母为强巴安排的最后一劫是让他置身于一个最为人间地狱的例外状态中，那就是北京的一间维稳宾馆。
阿冈本曾引用德国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论点来阐释裸命：“集中营是支撑集权主义统治之最基本准则”（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写：“集中营被视为例外在于其为一块被置于司法之外的疆域，正因为被置外才又必须被攫捕于司法之内加以控管。集中营里的人被剥夺政治公民身份，降为裸命，由主权(如纳粹)决断及法悬置/弃置之方式来定其生死。”），如此看来所谓维稳宾馆，实际上与集中营无异，它非法控制上访者的自由但以和谐的名义，里面关押的上访者生死与夺取决于保安打手的心情——而强巴，意外地受聘于此成为打手的一员。
也许是对自身的裸命状态的隐约有感，强巴从一开始就对裸命的上访者抱有同情，虽然他尚未能如解救狗一样解救这些被视为刍狗的人们，只是在他逃离这一例外异域之时把自己的手机扔给了被关押者。这里陈冠中的处理还是暧昧的，强巴给自己的遁词是不想手机留在身边暴露逃亡行踪，但亦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与刍狗们的同病相怜，他始终认为自己是自由的自然生命，直到维吾尔族打手阿力告诉他，他的命如何赤裸，直到“主权控制者”直接要“攞”他的命。
不是维稳警察，而是他的政治生命在最后一刻追捕到他，这个生命以藏人尼玛的自焚呈现，裸命之人强巴才终于与他裸命的民族相遇。他之前对贝贝/白度母的呓语在此刻终于落到实处：“你的烈火也焚烧尽了你心的魔障和身的不由自主，你就好像是脱了一层皮，消了几生业，更接近解脱了。你焚烧的时候，我是在你身边的。”关键是“身的不由自主”，这是裸命人的桎梏，在此时此地的困顿中竟只有最极端的方式方能消除。还好强巴不用以尼玛的方式解脱，现实中的贝贝救他出北京送他车子回西藏，精神上的白度母真正引领他回归其故乡，正如强巴的最后一句话：“现在，先把度母带去送给我的奶奶。她会喜欢。”藏人的身份认同必须以藏人自己的方式完成，无论是燃烧还是回归，还是回归之后的再出发。
再出发，去认识各个民族的地方，“跟各个民族包括汉族打交道，长见识。”这是强巴朴素的心愿，也是陈冠中的期许。陈冠中最后对强巴的期许也代表进步汉人知识分子对藏人的期许，诚恳而未必为藏人待见，但无论如何，我们要阻止的是例外状态变成常规，变成永远存在，如果人皆裸命，那么反抗裸命，应该成为无论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还是汉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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