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宪法的罪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杜光）

——2013年随感之一

杜光

                   
    2月9日农历除夕之夜，我在腾讯网上写了一条微博，全文是：“在我的第七个本命年即将过去、新的蛇年即将来临之际，谨向所有为维护公民权利而斗争的维权人士致以诚挚的祝福，向所有因敢于直言干政而被蒙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之罪、冤屈入狱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慰问。你们是我们民族的精英，祖国的希望所在，尽管或被监控、或蒙冤狱，我的心永远是同你们在一起的！”
   这条微博发出后，很多与我有同感的朋友加以转发，并在跟帖中向我致以节日的祝福和鼓励，但也有一条评论提出质疑。我考虑到他所持的见解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有必要作出适当的回应，而微博的园地过于狭小，不宜于展开充分的论述，所以决定把手头一篇纪念文章完成后，再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不料今天（19日）查看那条微博的评论时，有八十多条跟帖，唯独没有那条向我质疑的评论。是谁删掉它的？为什么会这样？我无法理解。
   好在我还大体记得那条评论的内容，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为了反驳那个评论，而是阐述我对它所提问题的个人见解。阐述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并不因跟帖评论被删除而消失。
   那条评论的主要内容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人是人民的敌人，怎么能向这样的人祝福慰问呢？你的心怎么能同这些人在一起呢？本文准备就这个问题进一步谈谈我的看法。

     （一）

   近几年来，有不少朋友因为发表不同于官方传统思想的见解，而被加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刑入狱。对于这种现象的是非，可以从当代的文化思想轨迹来加以探讨。
   毛泽东一手策划、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亿万民众陷于苦难，社会濒临崩溃。粉碎四人帮后，朝野上下，痛定思痛，深感改弦易辙的必要，于是就有了包产到户、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西单墙、理论工作务虚会等等，中华大地，奔涌着思想解放的大潮。人们回顾那个苦难的岁月，反思社会和个人的遭遇，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索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途径。这就不能不触及现有制度的缺陷、共产党的错失和毛泽东的责任、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等等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但这个正常的、健康的发展趋势，却引起了专制制度维护者的惊恐，他们通过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截断了思想解放的洪流。
   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完全可以扬弃官方传统的党思维，把它逐步转换成为符合于社会发展规律和世界进步潮流的思想导向。但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却把社会思想推回到僵化的牢笼里。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刚开始启动就被扼杀了，四项基本原则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支柱。
   尽管如此，社会思想渴求解放的趋势却是不可遏止的。一些明智的出版家、思想家，组织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的政治思想书籍，掀起了一波新的西学东来的高潮。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的落后状态，在近现代的历史上，西学东来往往成为促进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力。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对几十年来社会历史的反思和西方先进思想的学习研究，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形成了一股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潮流，成为同僵化的传统思想相对立、相抗衡的社会力量。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各地兴起了以争取民主自由为主旨的学生运动，此落彼起，蔚为大观。1989年胡耀邦去世，引发了学生运动的新高潮，却遭到残酷的镇压，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损失殆尽。可是，民主自由的潜流，仍然涌动在人们的心头，它逐渐苏醒、复原。进入新世纪后，关于宪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探讨和研究，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日益深化，各种思想观点异彩纷呈，为改革提出许多不同于传统思想的、可供选择的的理论见解。
   这个历史回顾表明，不同于官方传统思想的言论和文章，近因是对文革的反思和对毛泽东的批判。它本质上是从十九世纪中叶的洋务派引进西学开始的自由民主思想，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批判与讨伐。毛泽东专制独裁统治的空前酷烈，无疑加强了人们对民主自由的渴求。文革末期的“四五运动”和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学生运动，是见之于行动的诉求。行动可以打击，可以遏止，但思想却是难以禁锢的。“8964”之后，官方仍然固守毛泽东的传统思维方式，拒不改革政治体制，迫使有识之士探求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正确途径，这才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官方传统政治思想的言论和文章。正是这些政治异见，引起了官方的不安，于是才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二）

   近些年来，有些朋友因为发表不同于官方传统思想的言论和文章，被定为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判刑入狱，这是非常荒唐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颠覆国家政权罪”指的是“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则是“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那些被判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人，不过是发表了一些不同于官方传统思想的言论和文章，提出自己经过深入思考而得出的见解，既没有造谣诽谤，更没有鼓动他人去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和推翻现行制度，怎么可以把这样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呢？
   如前所述，那些不同于官方传统思想的言论和文章，都是为了探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而撰写的，就以在所有报刊以至网络微博上一概被封杀的《08宪章》为例，它是刘晓波被判处11年徒刑的主要依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在刑事判决书里指责它“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主张，试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份足以贻笑大方的判决书，不但违反了宪法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而且直接同现行的刑法相悖。刑法规定的煽动颠覆国家罪是“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颠覆国家政权”，颠覆国家政权罪，则是“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请问，《08宪章》里，有哪一段哪一行哪一句是鼓动别人去“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没有！字里行间有没有造谣诽谤？没有！煽动是要以被煽而动的客观效果为依据的，没有人被煽动去“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就构不成煽动罪。判决书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前加上“试图”二字，就更加暴露出这个权力机关的理屈悖法。“试图”是一种心理活动，把它作为定罪依据，何异于“莫须有”？
   《08宪章》只不过是民间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未来走向的期盼，在它发布不久就有上万人签署，说明它得到广泛的支持。我在它发布后不久和发布一周年时，在网络上发表过两篇文章，标题分别是《08宪章：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政治改革的蓝图，民主宪政的丰碑》。我认为这两个标题是对《08宪章》的恰当的概括。前者说明它的态度和立场，它通篇文字表现出理性、温和，充满善意，怀有期待，并且主张以合作、非暴力的方式来推进改革；后者反映它的内涵和意义，它提出的六条价值理念、十九点基本主张，以改变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律而无法治的状态，为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如此温和的主张，居然被认为是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么，对现政权激烈批评的文章，就更难以避免判罪入狱的命运了。

（三）

   应该指出，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煽动”指的是煽惑他人起来采取某种行动，如果煽而无动，没有人响应，没有人起来颠覆国家政权，那么，这仅仅是言论问题，应该享有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不能入罪；如果煽而有动，有人因其文章之煽而采取“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动，那么，就可以按照“颠覆国家政权罪”依法处理，没有必要规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迄今为止的案例表明，这十多年来被判定犯有“煽动颠覆国家罪”的人，都属于煽而无动的情况，没有任何人因为看了他们的文章而起来“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他们只是运用了宪法赋予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发表一些不同于官方传统理论思想的言论或文章，就被加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而被判刑入狱。这个事实充分说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为了压制不同的政治见解，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而定的，这是公然违反宪法的罪名，应该把它从《刑法》里删除。
   那些在网络上发表文章，批评现政权或提出与官方传统思想不一致的观点的人，是现阶段这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精英，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在拜金主义盛行、逐利狂潮汹涌的当代社会里，这些知识分子却视名利如草芥，埋头思考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指点江山，冒险犯难，这是多么难得，多么可贵！照理执政当局应该欢迎他们，鼓励他们，为他们提供更有利于思考问题的条件和有助于探讨研究的环境，这才有利于执政者开阔眼界，广采众议使路线政策更加符合于历史规律和社会需要。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把他们当做罪犯，化友为敌，以恶报善，结果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许多忧国忧民的爱国者，连同一些头脑清醒的旁观者，都赶到自己的对立面去，成为自己的反对者，这是何等愚蠢啊！
   我为国家失去这些优秀人才而深感痛惜！也因他们被被剥夺了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的权利而不平。他们的爱国情怀，甘冒锋镝的勇气，都使我敬佩，向他们表示新春的慰问和祝福，难道不应该吗？

                                                          2013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