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中杰：思想界的冬霾和春汛

使人类文明起根本性变化的起点是政治文明，而政治文明的起点是什么呢？是一个简单的思想：

权力是最凶残的肉食野兽！

有人说，这个说法不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才是最凶残的肉食野兽，受到制约的权力就不是最凶残的肉食野兽。那么我们问：为什么要制约它呢？难道不正是因为它是最凶残的肉食野兽才制约它吗？权力，当然不是权利，权力具有统治意义，所以制约权力是为了人的权利。

     这个简单的思想显然包括以下内容：

1、首先对权力进行性质判断，说权力是野兽，是说权力没有人性；

2、深化性质判断，不但是野兽，而且是吃肉的，是要让他体流血的野兽；

3、再深化性质判断，不但食肉，而且在食肉野兽中还是最凶残的；

4、再深化性质判断，不但食肉，而且食人的灵魂，包括食手持权力者自身的灵魂，充分调动其人性之恶，使其也成为吃人的野兽。

结论是：

1、世间万恶，权力为首；

2、权力不可信，持有权力者也不可信；

3、警惕权力，限制权力，是最低限度的政治智慧和社会公德。

显然，人类的社会化生活又不能不产生权力，那怎么办呢？抓到笼子里关起来用。（不好意思，这里用了一个世人说滥了的比喻。）宪政，通俗地解释为“限政”，就是限制权力嘛；不去限政，权力就会吃人，权力者也会变成野兽，人们的个人自由和社会发展都是无从谈起的；要想权力者不变成野兽，只有用制度来限制其嗜血的兽性。人类社会的任何进步，任何伟大成就，都不是权力统治的结果；而且正好相反，是社会力量限制权力的结果。

有了这个简单思想，才产生了民主宪政思想和民主宪政实践，所以说这个简单思想是政治文明的起点，人类历史才走上了一个建立民主政治和实践民主政治的过程。美国已建立起起民主政治200多年了，而他们的民众现在连自己选出来的总统都不相信，说出一句警世名言——“总统是靠不住的”，就是基于这条简单的思想，认为权力者手中的权力是最凶残的食肉野兽，可能吞掉总统的良知而使之野兽化，给社会带来灾难，所以对权力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用“笼子”防着。自由世界的政要，一方面通过竞争要得到权力，而另一方面却还在以对待噬血的野兽一样防备其他权力者的权力。这就是在朝就当权，在野就监督，全民都如此，新闻传媒也以向权力投媚眼为奇耻大辱。每个人都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全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和安全幸福，这表现出的是起码的公民觉悟和社会道德情操。

所以说，在实践中，把权力当成最凶残的食肉野兽来对待，不仅是政治智慧的底线，而且是政治道德和人伦道德的底线。说是底线，是说起码应做到以下几点：

1、不做权力的帮凶，不去固化权力，因为那是与野兽为伍，是对社会历史犯罪的事；

2、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限制权力，但可以沉默，不去歌颂权力，因为那也是与野兽为伍，同样是对社会历史犯罪的事。

3、作为现代人，不是中世纪的臣奴，就要有做现代人的羞耻感，不去向权力谄媚，因为那是丢人现眼出卖人格的事。

这一条底线的结论：

“颂圣”情怀，即歌功颂统治权力的情怀，是对现代政治道德和社会道德的践踏和背叛！

如果践踏和背叛了这一条政治道德和社会道德的底线，充满“颂圣”情怀，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权力者身上，却还在大声叫着要全社会跟着他去实现政治民主的人，那十有八九属于这种情况：不是鄙陋的政治愚人，就是政治骗子！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稍微活跃了几年，但到了1989年之后，“颂圣”大潮又使中国思想界进入了数九寒冬。阴寒中，政治骗子和政治愚人置启动人类步入现代政治文明的简单思想——“权力是最凶残的食肉野兽”于不顾，冲破社会公德的底线，制造窒息思想生力的毒霾：铺天盖地的颂盛言论。毒霾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成就颂”，另一部分是“改良歌”。

“成就颂”是体制内话语宣传的重大主题，配合宣传者，抛开权力者经济适度放开的国内外环境和自救性动因，抛开了极权者固化和发展极权的目的，如同当年纳粹党歌颂“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成就那样，以经济成就为极权统治谱写盛世华章，掩盖权贵鲸吞公产的滔天大罪，掩盖罄竹难书的人权灾难，引导人们认可红朝的合法性并向红朝感恩。有的在“自由派”中享有一定声望、一向被称为“良知”的大学者，竟然以经济成就和“效率”为论据，写出“要客观承认专政也有它的好处”的文章后，又写出“共产党这些年来管理国家，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颂词，赤裸裸地为专制唱赞歌。颂歌的中心内容是：“中国据说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过去3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可以说首屈一指。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快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前‘闭关锁国’的状况，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令人羡慕。俄罗斯、日本、东欧、拉美，更不用说非洲国家，无论生活的提高、政治的进步，还是国际地位的提升，谁也比不上我们。”这是思想界对中国传统的“颂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其体制内立场、体制内思维、体制内感情以及为统治权力涂脂抹粉强行辩护的嘴脸跃然而出，同49年歌颂“解放”、58年歌颂“三面红旗”、文革后歌颂“万里山河红烂漫”一样，中心都是唱“吾皇圣明”，功德无比，所不同的是有了“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词语包装而已。他们对待“问题”，用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向使用的“二分法”：问题是有的，但成就是主要的，举世瞩目的，不能否定的。

再看“改良歌”。把改良当成一个良好的愿望，并且通过民间力量和国内外有利条件给统治者施加压力，促使其放弃一定的既得利益，逐步发展民主，则是应当肯定的，但谱写成了“改良歌”，可就大有问题了。“改良歌”的前提，是高度认可权力者的政治道德和崇高的社会责任心，不用民间的来反抗斗争，就可以如同佛祖一样大慈大悲，降福于人间。而道理很清楚，改良就是削权，就是让出既得利益，但外改良的操作权不是在民众手上，而是在权力者手上。因此，高唱改良，呼吁改良，让民众相信改良，论证说“只有改良”，不但都是对权力充满高度的信任感，而且是把权力者当成心怀天下、爱民如子、慈悲如海的明君圣主来敬仰和崇拜的。所以，“改良歌”也是“表忠歌”，加入“改良歌”的大合唱这中，就意味着站到天朝的忠臣行列，不但有了安全感，而且赢得了“民主自由派”的光环。特别是戴着“民主自由派”的光环时咒骂革命，不但能让许多人相信咒骂革命是对的，而且更能增加“忠臣”的安全系数。有人怀着归宿感和安全感而喜气洋洋地在网上公开宣称：“我是反革命派！”一付做稳了的奴隶的形象活龙活现。本着做稳了奴隶的心态，一方面对民主的起点——民间维权毫无感情，极为冷漠，甚至骂为“民粹主义”，另一方面却把天朝“明君”当成救世主，寄予开辟中国未来、造福天下众生的神圣使命。从90年代初的“新时期”，到世纪初的“胡*温新政”，再到今年的“习%李新政”，一路走来，都是每天仰着小脸看高层，在云里雾里编织改良的希望，让百姓静下心来，不要维权，不要抗争，耐心等待“皇恩浩荡”，“大赦天下”，迎来圣旨，得到恩赐的民主。可是“忠臣”的热脸，舔到的总是“明君”的冷屁股，特别是在“不走邪路”和30年前和30年后不可分割的圣诣发出之后，被狠狠抽了几耳光。可是脸不感到痛，又不感到发烧，还在继续编造改良的谎言，又是从出身经历中看改良希望，又是从讲话中用了多少个“人民”来看改良希望，还从远不如明代“革皮囊草”的反贪力度看改革希望，甚至不惜把杜撰和猜测当成事实，成堆成堆地编写谎话，说什么那是打左灯向右拐呀，正在韬光晦迹，积蓄改革力量呀……如此制造改良梦幻，不遗余力，真是到了走火入魔和心理严重变态的地步。这样的“忠臣”可真是做到家了！

“成就颂”和“改良歌”，核心内容是“颂圣”，由专制权力的意识形态为主导，本着权力意志和宣传路线操控舆论，形成强大的宣传力量，征服、收买和利用了思想界，同时深入民间话语圈，在中国的冬天，制造了笼罩华夏大地的思想毒霾，窒息了人们的思考，从而把简单的道理“权力是最凶残的肉食野兽”改写成“权力是人间的大救星”，让民间的民主力量放弃抗争，俯着称臣，向朝廷跪拜。在“颂圣”大合唱队伍中，有的是为一定的利益阶层而“颂圣”的，比如要“忆文革的苦，思改革开放的甜”，多是因为在人肉盛筵中分得一杯羹，或者与权贵阶层有千丝万缕的往来关系。而许多人则恐怕一点什么好处都没得到，之所以也加入“颂圣”大合唱，那是因为受了思想毒霾的感染，患病了，是应同情的。但他们也在制造思想毒霾，使思想的冬天更加严酷。在现代政治文明日益昌盛、世人都把统治权力视为社会头号大祸害而千方百计进行防范的今天，中国文人学士如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歌唱统治权力，的确是逆反世界政治文明的丑恶的风景线。如果说排污水，排烟尘，是肆无忌惮的无良厂商地搞通过搞环境污染来威胁人们生存的话，那么，制造思想冬霾的政治骗子和政治愚人则是通过对社会政治环境的污染来阻碍现代文明前进。

但是，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冬天里还出现了一些“异象”即“颂圣”大潮里的反调：

1、学者陈永苗前几年就说“改革已死”。

2、自1012年底到现在，反思受“胡%温新政”宣传愚弄的文章越来越多，出于对权力本质和利益集团的贪婪而不相信改良的文章越来越多。

3、沈良庆是一位思想较深刻的政评家，他在其系列政评《新政幻灭》中指出：“邪路论”的胜利是新兴权贵集团的胜利，是“维稳体制”的胜利！一向主张良性互动、渐进民主、反对民粹暴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建设性反对派都不过是“一厢情愿”，他们的政改梦将可能“随风而逝”。

    4、学者王天成去年出版了《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一书，揭露了改良和“渐进主义”的虚伪：“知识菁英试图以低限度的要求去说服或者诱使统治精英开始政治改革，以此回避开放言禁、党禁等重大问题，幻想着只要小的改革开始了就会进一步引起大的改革。同时，他们又对民主转型的大变革忧心忡忡，担心会出现大的动荡、冲突，反对尽快开放党禁、全国大选。”这种“伪渐进主义”造成了三个严重的政治后果：第一，是一种萎靡意志的鸦片；第二，以“渐进”的名义达成停滞的事实；第三，与当权者形成某种不经意的“共谋”。

4、政评家严家伟先生在《拒唱�歌，不抱幻想──薄熙�事件的�感》阐述了对权力本质的认识， 这样的清醒与深刻贯穿在他的许多政评文章中。

5、余杰今年写出《对共识的追求有可能是通往奴役的驿站——评〈改革共识倡议书〉》之后，很快又推出《改革已死，转型在即》，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本来不是帝王师，偏偏要站在帝王师的角度考和言说；他们本无屠龙术，却要争当驯兽师；他们既想当掌权者的智囊，又想充当民间社会的代言人。”他对中国知知分子以保守主义为自己与权贵亲善行为进行辩护的做法，有力地驳斥说：“在英美的保守主义传统中，保守并不意味着对专制和独裁的容忍、妥协和维护；反之，真正的保守主义者，都是热爱自由的人，他们当然也热爱捍卫自由和人权的正常的秩序，而对专制和独裁深恶痛绝。”

6、以上说的的学者和作家，再看普通网民，他们早把“改革”当成盗窃的同义词了，早把专家当成“砖家”了。

这就是思想界的春汛，虽然来得晚了，但还是来了。

专家学者常说要建立公民社会，可是经常向权贵投媚眼，制造思想阴霾。所以说，什么时候全民都能穿透专家学者的阴霾的时候，什么时候公民社会就近了。

专家学者经常把民主自由挂在嘴上，可是其实现的途径是把权贵当成救世主。所以说，什么时候思想界都懂得“权力是最凶残的肉食野兽”这一简单道理的时候，民主自由就不远了。

    ——这就是思想界的冬霾和春汛带给我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