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丽莎・塞巴格蒙蒂菲奥里 2013年0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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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对青藏高原地区的投资带来了好坏参半的结果。（Clarissa Sebag-Montefiore） |
中国刚察——下午1点，一家藏式小餐馆内，四名中年男子围在放满了啤酒的矮桌旁。随着下午慢慢过去，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他们，这些人镶着金牙，在厚厚的羊皮袍子下穿着牛仔裤。他们对我说，他们是被重新安置的牧民，但是却没有牛羊，除了喝酒之外，他们几乎无事可做。
媒体对西藏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以自焚来抗议中国政府治下的政治和宗教压制的那些藏人身上。然而，在青海省这个尘土飞扬的小城，以及青藏高原上其他类似的地方，最普遍的问题是牧民群体的迁居。这种现象的起因是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快速开发进程。
对大多数牧民来说，在中国共产党于20年前开始迅速加大在当地的投资以前，青藏高原上的生活数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太大变化。中国政府自诩明白怎样做对藏人最好，因此在这些地区开始了一项“文明使命”，带来了显然好坏参半的结果。
一方面，连达赖喇嘛(Dalai Lama)都说，藏人应该对中国政府的投资心怀感激：公路、基础设施、卫生保健和学校。本月早些时候我造访刚察时，见到了一家新建的大医院，当地的学校里还有维护良好的体育场。住宅开发项目明快的淡黄色，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大街后面的山坡上。
但是，中国政府也严重地限制了中国各地藏人的自由，使得达赖喇嘛将这种做法谴责为“文化灭绝”。他们关闭了藏语学校。寺庙里经常有警察巡逻，还被强制进行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去年，中国政府分发了100多万张共产党领导人的肖像和中国国旗，供西藏自治区的寺院、学校和农户悬挂。而藏人自己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肖像却遭到禁止。
中国政府还下令私人牧场建立围墙，并重新安置人口（往往被强制执行），这损害了藏区牧民声称对土地拥有的权利。自20世纪90年代运动开始以来（过去10年出现加速），西藏自治区和中国西部的藏族聚居区，共有100多万名藏族牧民被重新安置。据官方报纸《中国日报》(China Daily)报道，从2009年到2012年，政府为让青海的藏族牧民定居，投资了5.5亿美元（约合34.6亿元人民币）。
牧民放弃自己的牲畜和生活方式，换来了每年的少许补助。他们经常被重新安置在镇上的小区里，就像我看到的那些彩色的房子，在这里当地官员可以更容易地监视他们的活动。一名年轻的藏族人告诉我，“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把房子当成监狱。牧民群体已经消失了。”
剩下的人们已经被变成了社会的最底层。很多年龄较老的藏族牧民都是文盲，一旦花完了补助，除了偶尔能干一些建筑活儿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赖以为生。不会讲汉语的人抱怨说受到了歧视；他们称汉族的商店主不让他们碰农产品。
一个聪明的年轻教师用流利的英语告诉我说，他梦想着到省会西宁去，那里离这里坐大巴只需三个多小时。但是由于他汉语不流利，那个城市对他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现在只能呆在自己家乡的小镇里。
少部分人比较幸运。我的向导今年30岁，是一个聪明谦逊的人。他生长在青藏高原上一个半游牧家庭。他享有了父母所欠缺的受教育机会，英语和汉语都讲得不错。在我们的行程中，他穿着昂贵的耐克(Nike)外套，用的是iPhone 5手机。他在大城市成都有一份工作，每月的收入有1300美元，对未来似乎充满热情。
他的老家在一个大草原上，那里散落着一些漂亮的过冬的小屋，草原上牦牛在慢慢吃草。我们来到他的老家时，他向亲人和朋友赠送了藏历新年的礼物。亲友对他的好运感到兴奋，然而他们的喜悦也掺杂着些许失落：这个年轻人离开了家乡的村子，他的成功也标志着牧民群体的消逝。
他说，“一上学真的就很难再回来当牧民了，现在我不可能再回去照看牲畜，太无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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