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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1日星期五

胡少江:“中国霾”的政治经济学


2013-02-01
离上一次大面积的严重空气污染还不到两周,北京等中国东部城市本周再次发出严重雾霾警告。据报道,仅仅在北京市一百七十五平方公里的城区,每天竟然有四千吨重的污染物质在上空来回飘动。以一千万城区人口来计算,人均污染物高达八市两,相当于一个一般人两顿米饭的份量。难怪有人不无幽怨地比喻道,北京市市民再次成为世界上功能最大的吸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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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30日,北京街上挤满车辆,城市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下。(法新社图片)
当住在北京市的外国人因为空气污染所引起的剧烈咳嗽去找洋大夫们看门诊的时候,为了方便,那些洋大夫们不约而同地给此类呼吸道系统的疾病冠之以"北京咳"的别名。据说此事引起了北京官方媒体的愤慨,认为有意损害中国的名誉。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用一个更合适的医学名词来描述此病,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与这几场严重雾霾给北京和其他中国城市市民带来的健康损害相比,任何名声损害都是微不足道的。

其实,如果对"中国霾"进行一番严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民众除了对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感到不满和无奈之外,更会对污染现像背后的利益分配真相感到愤怒。当前的污染实际上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不顾环境成本的快速工业化的一个后果。如果污染是对工业化付出的成本,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当人们被迫接受这个成本的时候,工业化的利益又是如何分配的呢?

工业化的利益分配是极不均匀的。在中国,用来衡量一个国家财富分配的基力指数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路攀升,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世界大国。无论用何种方式来估算,中国的基力指数都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将所有发达国家都远远抛在后面。在收入分配极度不均的条件下,假定人们接受的空气污染是均等的,如果用"相对污染/收益比"来计算一个"相对污染"接受程度,穷人们接受的"相对污染"显然要比富人们高出许多。

更何况,事实上中国的空气污染在穷、富人之间的分配远不是人们想像那样地平均分布的。表面上看,每个人都要呼吸空气,住在北京的人,不论是中央的领导人、富裕的商人还是贫穷的市民,都在"平均"地呼吸著悬浮在北京上空的那四千万吨污染物。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

许多贫穷的民众可能根本不会知道,在中国领导人和有钱人家中,有的装有空气净化器,有的甚至装有密封性能良好的空气清洁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这使得他们接受的空气污染比贫困人口要少得多。更何况,不少有条件的人在"北京霾"来袭之前便已经逃离北京了。而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绝大多数普通上班族是无法享有类似的奢侈的。此外,即使是同样由于污染患上呼吸道系统的疾病,富人得到的治疗和穷人得到的治疗也是有著天壤之别的。

其实,除了空气污染之外,包括水源污染、食品污染等各类污染的背后都有类似的收益/成本比的问题。只不过为了维持稳定,这个浅显的政治经济学道理是很难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出现的。现在不少中国人都在期盼所谓的"习李新政",侯任总理李克强也表示在应对污染问题上要有一番作为。我想,这个"新政"和这番"作为"是否也应该包括对污染背后的的政治经济利益格局进行一番调整呢?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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