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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27日星期日

张伦:常艳自述露出中国意识形态家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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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作者 肖曼

中央编译局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的简称。作为中共中央直属的副部级部门,其主要工作是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将中共党国的重要文献和领导人著作翻译成外文。近年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内容也大大扩展,成为中共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具,并通过招收博士后来培养中共党的理论人才。这样一个表面上非常严肃的中共高级理论研究机构,最近因为该局局长衣俊卿的桃色事件而成为中国社会各界嘲讽的对象。在人们嘲笑的同时,也看到了中共理论界知识界精英不为人知的虚伪和丑恶。中共才子们宣扬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等等,顿时成为不齿的笑料。在今天的听众之音节目中,我们就和法国巴黎塞尔奇• 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政治评论家张伦先生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法广: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学生常艳在网上发表实名日记小说而引发衣俊卿因桃色事件而下台。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读来看,来评论,您是怎么看和评价的?
张伦:作为一个研究人文科学的学者,我觉得这个常艳女士的自述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学文本,对了解认识当代中国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很多事情都是道听途说,或者从外边来看。常艳女士则作为这个机构里面的当事人,从内部向我们揭示了这个机构中的人们,现在到底是在怎样想问题和怎样运作。如果开个玩笑,说的不好听一点,看过写西门庆的书的人就会感到:这样冠冕堂皇道貌岸然的一个机构,里面居然象西门庆的那个西门府一样热闹。从这个角度讲:这个材料对人们认识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真实状况,是有极大帮助的。常艳女士的这个自述比她做的所谓马列主义研究,甚至比许多中国马列主义研究人员写的那些洋洋洒洒的著作,事实上更有历史价值和真实的认识价值。从这个角度讲:人们应该感谢常艳女士。
法广:这件事本身只是两个人的私情,而且这个衣局长也不象我们常听说的那些贪了成百上千万的贪官,但为什么这件事这么大的影响呢?
张伦:就是因为这个“故事”牵扯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问题。这个衣局长贪了多少?我们不知道。但从整个文本中,我们看到许多的“潜规则”,它所揭示的东西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常艳女士要到北京做博士后,她就非常自然地要送钱,局长呢?也非常自然地把钱拿走。而且话里话外说这些都是小钱,意思说还有更多的钱。 :“潜规则”的这种运作:年轻女士这种性交易的方式,用投怀送抱来争取留在北京。这种问题的本身是非常严重的,揭示了中国官场的真实状况:这样一个所谓“以人类解放,追求社会公正天下大同”的马克思理论,并以这作为政治宣传口号,但其背后的真实是什么?
如果细看里面的细节,是非常有意思和有说服力的。比如:常艳女士写:他们内部有的研究人员说:“什么辩证法?谁官大,谁就掌握辩证法。”这就是说:中共这样庞大的一个研究机构,花费巨大资金,但这些研究者自己根本不信什么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了什么呢?成了维护权利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辩护士。说的更不好听就是成了一个权,钱,性三者交易的手段。用老百姓的话说,成了一个说事儿的事儿,谋权图利的事情。跟外表他们宣传的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常艳女士的文本,表面上看起来是个人私事,象情色小说一样的,但揭露的东西却是相当可怕的。王立军去年跑到美国在成都的领事馆, 一下子戳破了重庆薄熙来“唱红打黑”之黑。今天常艳女士的自述尽管是有自己的情感纠葛在里边,有自己的愤怒不平和恩恩怨怨,但她揭示的东西却把中国现在的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状况,这种虚伪,这种无力,这种欺骗,一下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中共现政权的杀伤力还是很大的。因此常艳女士这篇东西出来之后,被在全国网上查封,她自己可能受到一些压力,写了一封信又否认这个东西。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衣俊卿这个局长已经被解职。对中国当下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一定与常艳写的东西直接有关。
法广:“潜规则”这个东西,在中国从上到下,直到他们这个层次的人也一样是信奉的。常艳这个博士,按说是研究恩格斯的,水平也应该不一般,但看她的文章里写的都是人事纠纷,他们对政治对中国的前途没有什么关怀的,都是对自己事情的关心。
张伦:你如果上网的话,可以发现这个衣局长,从中央党校到各个部委,报告作了很多很多。他不断地在讲和向别人宣传: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对的,什么是民族的精神?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怎么重要。但事实上在私下里,他究竟怎么想问题?你可以通过他跟常艳的私人交谈中可以看出来,他最大的愿望实际上是升官,怎样在常委里,比如说李长春刘云山,谁提拔他一下,拿个正 部级。然后还有钱的接收,常艳的几万块钱,他顺手就接下来,那别人的钱,很可能也是有的。你就知道:这些人完全是两张皮的状态。
所有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有一些了解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批判的哲学,追求正义,有一种道德关怀的思想。从我个人来讲,从来不认为我们可以忽视马克思主义,而是认为对这个现代思想流派应该加以认真的对待,它也能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但是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问题是:它成了一个权力的哲学,一个压迫的哲学,不再具有批判性。就是说:别人不能说话,动不动就是你违背马克思主义,就是反革命的,就是非正确的。成了一个压迫的,谋求说事儿的东西。看看常艳的叙述:所有都围绕着弄课题,开会,弄位子,找钱。这些事情和经商,和“官场现形记”里的情形没有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官场的现实情况表明:他们从根本上败坏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流派的真实本质。这些人没有任何象马克思那样的真正的道德关怀。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科学性方面,历史证明是有很大问题的。但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家,关心社会,关心正义,这种道德激情,这些人却是一点也没有。他们所有想的就是升官,图财,搞项目,开会,出国,甚至搞女人。因此这个材料对中国意识形态界的打击实在是毁灭性的。
常艳女士尽管是从个人怨情出发爆料,但常艳女士的这种勇气,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予一定的肯定。从她揭露的结果来讲,从历史角度来看,其实我们还应该对她表示感谢。因为如果没有她这样的东西,我们尽管可以道听途说,但少了如此真实的自述和自供。
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我刚刚给香港《阳关时务》写了一篇文章谈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很简单,就是所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现代的政权,几乎没有一个逃避最后走向专制腐败道路的命运。这,确实说明马克思主义本身有问题。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这值得讨论。在马克思的晚年,马克思看到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曾经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看到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状况,那马克思本人更可能在坟墓里大喊大叫“我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如何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发挥一些思想性的作用?我想唯一的前途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和权力,国家的权力脱钩,成为一个真正的思想流派,民间的思想流派。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才可能真正恢复活力。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30年取得的所有进步,相当大程度上都由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条。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有其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政治宗教和国家哲学的那些实践者们本身的问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和权力脱钩,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有未来,否则马克思主义一定不会在中国得到任何发自内心的尊重,其思想中值得借鉴的真有价值的东西也不会得到新生。

——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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