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琳：在历史的非常时刻――《赤风呼啸》代序

图：次仁顿珠著《赤风呼啸》封面

这本书让历史活了起来，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站在我们面前，将他们的生命故事展现给我们，迫使我们面对历史的真实。

一年多前，我正在研究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发生在青藏高原的武裝沖突，一位藏人朋友交给我一部尚未出版的小说稿。这是有着藏族血统的蒙古族藏语作家次仁顿珠的作品，原著为藏文。 这本书2006年完稿，2007年至2008年在《青海藏文报》文艺副刊上连载，引起轰动，却没人愿意出版。无奈之下，作者于2009年自行印刷发行。该书随即被当局查禁，作者受到撤销河南县档案局局长职务等处分。后有人将这本书译成汉文，我才有幸成为《赤风呼啸》汉译稿的较早读者之一。 

这本书中所讲述的藏人故事，有一个特殊的時代背景。 对中国当代史有所了解的读者，或许可以从故事中辨认出大饥荒和文革这两个历史事件，但对作者重点描述的“恐怖的日子”，以及书中的作战场面和监狱场景可能比较陌生。作为当代藏史研究者，我想我或許可以对这部小说的時代做一点说明。

“民主改革”：镇压与战争

 

中共在1950年代初进入传统西藏三区（康、安多、卫藏），即今之行政框架下的“四省一区”藏区后，先派出工作组，在缺乏“群众基础”的农牧区开展“统战”工作，争取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合作，以便在藏区立足。1950年代中期，按照其既定方针，中共开始对藏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全方位的社会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建立党、团组织和地方政权，将这些地区完全纳入中共的政治体系之中。在中国官方历史叙述中，这一过程被称为“民主改革”。这种在“阶级斗争”理论框架下的强制性社会改造，激发了藏人的强烈反抗。中共调动正规军，动用飞机、大炮等现代武器，对藏区农牧民进行大规模军事镇压，这一事件在官史中被称为“平叛”。 

中国政府在藏区实行的政策，是中共的纲领所决定的。这一纲领的基础是“阶级斗争”理论，根据这个理论，藏区寺院、部落头人和民族与宗教的领袖，都是中共要在藏区展开的社会改造的对象，进入藏区初期的“统战”只是阶段性的策略。1956年，中共决定在四川藏区率先展开土改和其他政改，为此首先以开会等名义监控和拘押藏区民众领袖，随后用斗争会等形式，迫害僧侣和民众领袖，收缴民间武器，捣毁寺院，把一场阶级斗争的灾难强加到藏区民众头上。藏区民众被迫起而反抗，于是在整个藏区开始了为期六年的惨烈军事镇压。 

大量公开和不公开的资料证实，那场被中共称为“平叛”的军事行动，事实上是中共以战争的方式对藏人进行的一场大屠杀。那是一场多兵种战争，也是中共军史上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立体战争”。在那场战争中，中央军委甚至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图-4远程重型轰炸机，轰炸康区的著名寺院。在长达六年多的战争过程中，还伴随着“镇反”、“合作化”、针对藏传佛教的“宗教制度改革”等政治运动，以及藏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造成了藏民族历史上最大的劫难。我从大量藏区地方志、军事志、解放军指挥官回忆录等资料中统计出，在藏区战争过程中，藏人在战场上死伤俘降的不完全数字为34万7千余人，相当于1953年藏人总人口的12.5%。 

双重灾难降临到藏人头上

藏区在原有社会结构被破坏以后，“平叛”、“防叛”等行动又和大饥荒重合，双重灾难降临到藏人头上。从我研究的文献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是藏人人口的大幅减少。1957年甘肃全省藏人人口為255,947人，1959年降至188,050人，減少67,897人；1961年再度降低至174,581人，四年间共減少81,366人，即1957年藏人总人口的31.8%。青海省玉树州1957至1963年，人口从159,419降至93,483人，減少65,936人，达41.3% 。1964年果洛州人口比1953年減少48,753人，即減少了48.9%。从中国官方文献中采集的这些数据，说明藏民族在那个时代所遭遇的劫难，达到了危及民族生存的地步。在这些数据背后，是无数个惨绝人寰的故事。

为了寻找这些史实，我研究过一个一个“平叛”战役。1958年6月，发生在甘青交界黄河滩上的那场大屠杀就是其中之一。那年5月，黄河南岸的达参、斯柔群哇、外斯切群、土尔扈特、卡松措禾日等三旗五个部落的近万牧民，赶着牛羊，携儿带女，从各处聚集到黄河边，打算渡过黄河前往欧拉草原，以逃避强加于他们的牧业合作化。他们的逃亡被中共认定为“叛乱”。6月1日拂晓，整整一个师的解放军骑兵将这些牧民包围在黄河滩上，向这些大多没有武器的牧民开火。那天，有数千牧民倒卧在这片丰美草滩上。

在中国官方军史中，这场屠杀被称为“柯生托洛滩围歼战”。它就发生在本书作者次仁顿珠的家乡。次仁顿珠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牧民之子，我 不知道他属于哪个部落，但是我相信，当他写下这本书时，是带着他部落父老乡亲的嘱托，记下他的父辈要他们这些后代铭记的民族记忆。

后代铭记的民族记忆

作为那段历史的研究者，我手里只有档案、文件，以及在境外西藏难民中采集的口述历史。我只能根据这些文献来重构那段惨痛的历史。虽然我知道那些数据里饱含着血和泪，但是我无法知道，在经历那些杀戮与苦难的时候，那些人是怎样熬过来的，他们是怎么想的，是怎么做的。我无法知道，在历史的非常时刻，人性中的恶曾经怎样肆虐，人性中的善曾经怎样坚持。要想知道那个时候的人，我们只能读这本书。这是次仁顿珠讲述他的亲人们的书。这本书让历史活了起来，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站在我们面前，将他们的生命故事展现给我们，迫使我们面对历史的真实。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感谢次仁顿珠写下了这样一本书，感谢这本书让我们有一个在内心忏悔和思考的机会。

（注：《赤风呼啸》日前已由香港田园出版社出版，英文版正在翻译中）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2月号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