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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3日星期日

《重读经典》: 黄翔《野兽》



中国诗歌流派网《重读经典》第20期
《诗歌周刊》第39期



  • 张无为:揭开红布 抗拒宿命

  • 宫白云:一只猛兽的怒吼

  • 燕庄生铁:野兽的标本

  • 黄土层:非人时代个体荒谬性存在

  • 刘光荣:以史为鉴,记住苦难

  • 米家路:反行:论黄翔诗歌中的声音,口头性和肉身性


《野兽》

作者
黄翔
创作时间
1968年


推介词

黄翔以“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
的诗的反抗,率先撕开了那个伟大时代的兽性真相,
比“我不相信”更早,更悲壮,也更决绝。


推介时间

2012年12月26日



黄翔《野兽》试析

《野兽》

黄翔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文革遭秧,被押入狱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鞭鞑现实,血泣泪诉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正义在握,反抗心理

我的年代扑倒我------------------------------------------惨剧年代,声嘶力竭
斜乜着眼睛
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文化毁灭,文明何在?
撕着
咬着
啃着----------------------------------------------------非常手段,无法救援
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 彻底清理,仅剩一截

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忿愤交加,冤屈不平
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   时代悲歌,文化沦灭


[评论]1968年文革中所作,作者强烈控诉这个时代,心中悲愤:那一个个文化人被抛弃,远离文明被追逐,甚至被捕入狱;本可能也是以笔作刀枪者,转瞬莫须有罪名被专政,心中呐喊,无力反抗现实,唉叹文明倒退,文化沦灭,叫嚷天理何在?仅余七尺之躯怍无力但无畏的抵制和反抗,诗写了文革一幕悲剧,揭穿了黑暗,鞭鞑了现实,控诉了不平遭遇,呼唤着文明,叫嚷这一页野蛮,诗人也泛指文化人心中忿愤似野兽般心理反抗,诗人亲历了这一时代,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全篇简炼,文字刀刻斧凿,激情递增,情感凄悲而又愤悱

本主题由 闲云野鹤 于 2012-12-22 04:27 设置高亮

揭开红布 抗拒宿命
——重读黄翔《野兽》
张无为

是的,你猜到了,崔健的《一块红布》反观出文革时代的人因迷醉于幸福的虚假许诺,从而盲目乐观地追随下去,甚至因此泯灭了自我意识的荒谬事实。但这已经是时隔几十年之后的1990年代了,黄翔则是在那段历史刚刚进入混乱之初就揭开了革命、新人的遮羞布,这几乎令所有的人震惊、恐怖。遗憾的是,人们这种心态,并不是为发现时代真相,反而众目睽睽于揭露真相者。而且时至今日,依然不乏抱残守缺之徒。国民性的悲哀再一次反证出黄翔的前卫与胆略,其《野兽》的诞生便是个中的文本之一。
    这首诗的惊世骇俗之处,首先在于揭露了当时的全民在向乌托邦高歌猛进中,蜷缩在人性背后的异化本质。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不仅“我”异化为野兽,人人都异化为野兽,时代本身也是野兽。他们互相纠缠,彼此撕咬,整个中国大陆无不在热血沸腾中
    现在,我们能轻易感受到文革时代的一切反常,人人成为国家的主人翁,却总不能听命于自己;民心所向集体主义,而集体参与的生产却江河日下,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社会主义被认同为最先进的制度,背后却是更为封建、愚蠢的一整套运行方式。说到底是因为巨大的谎言遮掩了一切,而谎言背后,是人性在变异之后不断自慰不断自以为是地亢奋。使自慰、亢奋得以成立的唯一答案是,在野兽之间的搏杀中,每只野兽都认为自己是天使。可见,黄翔一语中的,揭开了天使面具背后的真相——群兽假面乱舞。
    奇怪的是,后来的崔健揭开“一块红布”可以令人感受到并认可真相大白,而当初的黄翔为什么因为揭开一块红布却自食恶果?只能说,当初的人们都像还没睁开眼的老鼠或者是一大群瞎猫,眼睛有没有红布遮盖或者黑布遮盖均毫无意义。那么,揭露者满怀巨大的忧患、撕心裂肺的呐喊,就不仅仅是对牛弹琴了,而是像揭开阿Q们癞疤疮的被不约而同地成为公敌。他不可能不被他的年代扑倒,这才是黄翔成为黄翔的真实图景,也是先觉者在任何时间点上的共同悲哀。何况,当时的民众,其实更像喝了魔鬼的迷魂汤,正在药性发作时刻,演出的是一场群魔乱舞的闹剧。说到底,人人以被动服从的态度,以与历史婚媾的方式,成为制造荒唐和灾难的同谋。如果说这在动物界还是演进成规律性的,那么在人人异化我野兽之后,肯定会混乱不堪的。人的异化比动物异化更可怕,这是该诗的应有之义。

    其次,诗中随后揭示出那个时代的兽性本质以及个体对社会顽强抗争到死的决绝。生命个体被时代咬啮,在兽群再常见不过了。看:
     我的年代扑倒我
      斜乜着眼睛
      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
      撕着
      咬着
      啃着
      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
——“我”被时代撕咬是基于前面的逻辑起点是水到渠成的,而且,远远不是他自己如此。但只有他能够体验到并且说出这种生存悲剧,这不仅需要眼力,更需要勇气。因为诗写至此已经是诗人在控诉一个庞大社会及其体制了,这在当时应该说比凤毛麟角还凤毛麟角。诗人是时代最敏感的神经,虽然当时并不乏诗人,为什么黄翔及其诗几成为绝无仅有?答案只能是,他是真正的诗人。
    在如彼高度大一统的兽性时代,黄翔如此直陈个人命运,后果更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诗人并没有就此坐以待毙或者甘心引颈就戮,而是宣言出——
      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
——这种悲壮,时至今日依然振聋发聩。加之全诗在整体设喻,局部意象独出心裁,细节与过程栩栩如生,与此前的粉饰的所谓浪漫颂歌相去若云泥。个中流露的现代内核与现代手法,使得黄翔成为1949年后中国最早的现代性诗人。
    黄翔的确是一位趟出另类诗书写,并以自己的激情与生命为后人签署通行证的,值得诗歌史铭记,值得现代人钦佩,值得未来人观照。

               
一只猛兽的怒吼
——读黄翔《野兽》 宫白云

  我相信初读黄翔的诗《野兽》而感到惊愕的绝不止我一人,“野兽”这两个字本身就惹人注目和让人震撼,它让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那种奔突荒野、嗜血啖肉的疯狂与兽性。诗人用这两个字做题目,这是怎样的一种生命的血性和狂烈?直至反复读过《野兽》之后,我才真正读懂那些轰然的怒吼,当我的视线沿着一行行的痛苦、愤怒、惶恐、焦躁、狂乱……定格在“骨头”和“咽喉”这两个词的时候,并不需要任何凭借就完全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只“野兽”具有摧毁一切的无畏气概。

  德语诗人保罗・策兰这样说过,诗歌“要求成为永恒,它寻找,它穿过并把握时代——是穿过,不是跳过。”对黄翔来说,这首《野兽》正是他“穿过”那个时代留下的佐证。他像策兰一样,也是一位“有勇气的具有独创性的诗人”,对他来说,以“野兽”自居,正是对那个兽性时代最好不过的讽刺。《野兽》表面看写的是个人命运,背后却深藏着那一个历史时代的命运。黄翔生于1941年,一生先后六次身陷囹圄,不停地蒙受迫害与苦难,不断地被追逐,作品屡遭严禁。他的这首诗写于1968年,正是“文革”最激烈的年代,黄翔敢于放出如此的怒吼,着实让人肃然生出一种敬佩,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力抗强权,坚持自我,独立抗争的可贵人格。

  这首诗可以说是黄翔在那个时代的“自画像”。通篇满溢出狂暴的愤怒,其猛兽一般的怒吼,放射出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惨烈。尽管这种怒吼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会让诗人落入险境,但诗人显得毫无畏惧,嗥叫不止,其敢于直面死亡的颠覆力给人强烈的冲击。那个时代,大多的思想精英都是敢怒不敢言,而黄翔的怒吼何等的壮怀激烈,淋漓尽致,其纵意的恣肆,凌厉的气势,令人震撼。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短短的4行,出现6个野兽,黄翔在这里呈现出的切肤之痛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被追捕”、“捕获”、“践踏”这几个词的使用,让无极的狂怒穷尽一切可能。

  我的年代扑倒我
  斜乜着眼睛
  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
  撕着
  咬着
  啃着
  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

  在这一节黄翔为那个时代贡献出了他最深切的绝望。那些撕咬,啃噬,我想,无论经过了多少时光都会活生生地刺痛着人们的双眼和心灵。读这样的诗,是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摧毁。

  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

  这最后两句是黄翔之于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充分显示了他骨子里“抗争”的特质。当我读着它的时候,仿佛可以听到诗人挺着坚硬的骨头“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的脆裂声音,我甚至认为,诗人这首诗的所有文字都是为了这一致命时刻的到来。

  最后我想用诗人洛夫的话来做为这篇短评的结语,我觉得这段话是对黄翔诗歌最恰如其分的注解:“我喜欢黄翔的诗,不仅因为他的诗中洋溢着追求生命自由的狂热,表现出一种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傲人风骨,更重要的是,他有着开创性、前卫性的诗艺。他那富于阳刚、充满豪情和原始的野性生命力的风格,以及鲜活奇鬼,极具创意的意象,无不显示他是一位虽然饱受长期迫害,过着孤绝的放逐生活,但却精神昂扬,生命内涵极为丰富的诗人……”

   2012-12-25


野兽的标本
——读黄翔短诗《野兽》
燕庄生铁

    即使是1941年1月23日出生,即使是出生在国统区,即使父亲是国民党军官,也不能解释黄翔在二十一岁成为真正的诗人后,诗歌的特点为什么传承了四十年代国统区诗歌的揭露与抨击特质,而没有携带解放区的定向控诉与讴歌的诗歌特征。

    事实上,根据《黄翔自述:半个世纪的烛光》披露,早在17岁半,即1958年8月黄翔在贵州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山花》上已经发表了民歌体诗歌。这首“民歌体诗歌”我没有读过,但从12月他被邀请参加贵州省文学创作会议并加入了贵州协会分来看,这首诗是黄翔的另一个他没有走的方向。那个方向他不可能成为野兽。

    有三个因素塑造了黄翔。一个是黄翔出生一年零四个月之后,1942年5月延安召开了著名的文艺座谈会。再一个是1966年而其实或许酝酿更早的文化大革命。另一个是性格因素。关于第一个因素,我迄今认为座谈会是一个要约。文艺只能按这个要约承诺。文艺工作者只能按随后建立的庞大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意志,不是希望而是必须按这个要约承诺并订立合同。第二个因素比较复杂:虽然1911年运行两千多年的集权帝国制度崩溃,但别忘了,最后一个帝王溥仪1967年10月17日才去世。加之第三国际遗留下来的盲目狂想式的清洗运动波及转型中的中国。这两股惯性波涛汇集在从帝制缓慢转身的一个庞大而年轻的共和国,形成洪水猛兽般的剪刀潮:这就是文革。
   
     黄翔起初是订立了合同的。但这位最年轻的作家协会会员,1959年被除名。从《黄翔自述:半个世纪的烛光》中得知,他以及他的家族,因为出身,受到了怎样不公正的对待。这个记述详实而可信。因为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即使国歌歌词的作者,都无法幸免于难。是文革的疯狂造就了另一只野兽:黄翔。这其中性格因素起了主要作用。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更早的苏联,1930年4月14日,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自杀身亡。而同年,不可能发表作品的布尔加科夫为了继续写作选择了软抵抗。1966年8月24日老舍在北京投太平湖自杀;郭沫若选择了低声下气。是保持尊严的方式的不同。作为个体的人,黄翔选择了以骨头对抗撕咬,选择了战斗。创作与境遇合一,因此他的诗歌也必然地选择了揭露与抨击。
野兽一诗是最能彰显这种特质的一首。

      事隔多年,黄翔和他的时代,都成了标本:文革,以及与文革这只野兽战斗的、为数不多的不驯服的标本黄翔。
    《野兽》文/黄翔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我的年代扑倒我
    斜乜着眼睛
    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
    撕着
    咬着
    啃着
    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
    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


                         1968年
    诗文本明白易懂,直接而外显。即使拂去所有的背景,文本内部自给自足的语境,依然透发着强大的悲剧氛围。在不能作为人抵抗的时候,就作为兽;在注定被践踏的时候,还在战斗;当骨头一词出现,一种精神力量开始笼罩全诗。这种力量是彻底的,传说性质的,和神话色彩的。

      但愿这首诗,成为孤本。
      但愿时代的进化,消弭了曾经的兽性。
      但愿黄翔式的人物,不再出现。
                                                                                                  2012.12.18-21



非人时代个体荒谬性存在
---读黄翔诗歌《野兽》
黄土层

    《野兽》写于1968年,也是文革灾难性肆虐最激烈的第三年。时年黄翔27岁。一个27岁的年轻人,对于人生社会政治时代诗歌都有了相当丰富的积淀和历练。年轻人有理想,但理想的旗帜已经支离破碎,年轻人有对人生社会表意的渴望,但表意的渴望屡屡遭受焦灼的折磨而近于变形和扭曲,于是,黄翔才看清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早已褪去了人的表皮和内核,而沦为野兽。人性渐渐消弭而兽性节节攀升,除了决然披沥和揭开,再也没有什么值得一个诗人去做的事情了。《野兽》由此而诞生。诗歌短短13行,却将一个与时代永不和解的坚硬灵魂推向极致。诗歌前四行说: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个体与时代不和解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个体的刁钻和跋扈,而在于时代的威逼和覆压。经过了“被追捕”“刚捕获”“被践踏”之后,个体成了一只实实在在的野兽。这只被穷追猛打的野兽,本来是由人演变来的。他浑身的人性是在践踏蹂躏之后一点点丧失殆尽的。于是,第四句“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终于成了地地道道的野兽。甚至比野兽还野兽。诗人在连用四个“我是……”的短语里,将批评的刀锋不露痕迹地安插在诗歌里,构成一种悲剧性的描述。并且从“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这个矛盾的控诉里,发生了一次自我人格分裂。被践踏之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践踏。彰显了批判性和抗争性的诗歌品质。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寻找光明”。

《野兽》与顾城的《一代人》不同。《一代人》将时代的赐予给了转换性接受,并且以此为条件,开创一个新的未来。《野兽》则不同,它与时代完全不合作,也不和解。像对待天敌一样对待这个时代。

“我的年代扑倒我
斜乜着眼睛
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
撕着
咬着
啃着
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

接下来诗人又具象地叙述了时代的牙齿和野蛮作为。时代压根并不想把人当人看,只知道“扑倒”,“斜乜”“撕,咬,啃”。彻底剥夺了人的尊严和生存权力。但即便剩下一支骨头了,那也是一根永不妥协的骨头,具有灵魂的骨头,具有反抗精神的骨头。于是,最后一句才掷地有声,为一代人发出了痛苦和尖利的呼号:


“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

这就是黄翔这一代人的诗歌真精神。

《野兽》这首诗用今天的标准看,显得不够含蓄和委婉,诗歌粗粝的句子混合着近乎执拗的顽强,处处充满引而不发的张力,与时代苦大仇深,节奏上绷得太紧,令人喘不过起来。但《野兽》是战斗者的诗,是试图与时代同归于尽的诗,它的深刻性和坚硬性,历44年而不衰。读《野兽》不仅有一种一气呵成一呼到底的酣畅淋漓劲儿,显示了非人时代个体荒谬性存在,还令我们反躬自省在当下时代里我们的诗人们是否正在患着温文尔雅歌舞升平的时代软骨病,而文化种群渐趋退化。

《野兽》

黄翔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我的年代扑倒我
斜乜着眼睛
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
撕着
咬着
啃着
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

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

1968年


以史为鉴,记住苦难
——读黄翔《野兽》想到的
刘光荣

    诗是生活之歌。没有生活,也就不会有诗歌;如果没有苦难的生活,也就没有深刻的诗歌。希望,给诗人奋斗的力量;痛苦,给诗人坚持的力量;磨难,给诗人坚韧的力量;压迫,给诗人反抗的力量。读了黄翔先生的《野兽》一诗,我的心中有一个深沉的声音在深处呐喊:以史为鉴吧,记住苦难!
    本诗以“野兽”为题,除了显示作者内心对时代的愤怒的反抗外,还给读者一个重要的提示,那就是诗歌主体的非人性,用野兽的天性凶猛类比时代的野蛮、无理性和诗歌主体的无穷勇气、无限战斗性。于后者,鲁迅先生在《坟摩罗诗力说》有类似的用法:“尔时吾自觉如野兽,力与风雨电光猛虎战也。”前四句“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用平静的陈述语气,写“我”作为一个人、怎样变成一个兽的过程,感情内聚收敛,但极富爆炸力。“被追捕”、“刚捕获”、“被野兽践踏”到“践踏野兽”,这是一个身份转变的过程,也是一个血与泪的过程,更是一个接受侮辱到自觉反抗的过程。“我的年代扑倒我”,“那个年代”是指“文革”开始的年代,这一句必不可少,是对社会环境的交代,我们现在称之为“十年浩劫”,正因为这一场灾难,将“人”变作“兽”。“斜乜着眼睛/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斜乜”就是“上下眼皮微合拢,眼珠斜着看”的意思,这几句加重了人成为兽后的非人性即兽性,其兽性更加变本加利,越发超过了作为纯粹意义的兽,这是令我们现在的人不得不深思的,人的人性哪里去了,人的理性哪里去了?“撕着”、“咬着”、“啃着”,对人之兽性反复渲染,层层加深,直至“仅剩我的骨头”。“我”对于仅剩的一根骨头,何以面对、何以堪言?是无奈、是逃避、是流泪、是屈服、是卑躬屈膝、抑或是郁郁而终?作者用最后一句诗作了义正严辞的回答——“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
    文学是人学,诗歌也不例外,无论艺术在反人性、非人性方面走了多远、走得有多成功,最终还得回到对人性的更高、更真、更本质的反映上来。“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页)。那么,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无疑是从兽性回到了对那个时代的控诉上来了。无疑,那是一个把“人”变作“兽”的年代,那个年代本身就是一个披着一张热血红布作体面外衣的“兽”,让许多人在感情中丧失理性甚至人性。而作者在前半部分正是对这种丧失的具体描写,也就是人兽化的过程。而兽化的人如何回归人性,如何再一次做人——那些不能回归的,将永远沦落为“兽”,成为永远的受伤者,抑或伤人者。作者最后一句,在前面铺陈叙述的基础上,感情得以爆发、得以渲泄,是点题之笔,升华主题。把这首诗的境界抬高了不止一个层次,如果没有这一句,他只是撕开一个血淋淋的伤口,让读者欣赏其中溃烂的部分。最后一句,是作者(应该说是作者这一类人)发出的时代脊梁的最强的反抗的声音。它是一种想要彻底的反抗,在反抗中,被那个年代沦为“兽”的人的人性理性的回归,也就是说这里的反抗的过程是一个回归人“自我”“本性”的过程。这种反抗与回归,在客观上起到了承担挽救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责任的作用。在反抗和回归中,至关重要的是大无畏的勇气,而在最后一句中也得以体现。直面困难的决心和勇气,正是从时代的生活中来。所以,在这首诗,揭露不是主要,控诉不是主要,反抗才是主要,挽救才是主要。要挽救,而记住生活的磨难,从过去的苦难中吸取教训也就成为必须的了。
    当下,在这首诗中,重温苦难,记住磨难,是为了以史为鉴,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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