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两年来，社会上兴起了讨论新民主主义的热潮。虽然讨论者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出于对国家前途的担心，有的出于挽救执政党的忠心，有的出于获取政治权力的野心，但他们的近期目标却有着奇异的类似，都希望抛弃名不副实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回到新民主主义的轨道上来。《炎黄春秋》今年第7期发表了燕凌同志的文章《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命运》却作了新的解读，他详尽地介绍了新民主主义的来龙去脉，最后表示不赞成“重申‘新民主主义’”，而主张“坚定不移地老老实实地脚踏实地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宪政民主，改变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状态。”我完全同意他的见解，准备围绕这个问题，从批判的角度，作一些补充和进一步的分析，论证必须抛弃“新”民主主义而回归普世意义的民主主义的道理，供有兴趣的朋友们参考。
作为近代社会的一种价值理念，民主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它由晚清的洋务派引进中国，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一旦传播开来，就为广大民众中的先进分子所接受，并成为他们满怀期待、苦苦追求的目标。在反专制反封建的搏斗中，民主力量几起几落，始终没有能够在中国站稳脚跟。国民党在取得北伐胜利，并消灭了或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统一中国后，高举“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旗帜，厉行独裁统治，却把民权民生置诸脑后，这就不能不引起广泛的不满和对抗。共产党张揭新民主主义、标榜民主革命，就把大量不满现实、企盼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的旗下，终于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并且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实际上具有两重性的内容。它既有民主主义的要素，也包含着必然迈向专制主义的因子。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到三年，毛泽东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下，实现了专制主义的全面复辟。这与其认为是毛泽东背弃了他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我和许多朋友过去都这样认为），毋宁说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自身内在矛盾的逻辑发展和必然趋势。
为什么新民主主义必然导致专制主义？它在现阶段的中国还有没有生命力？这应该是我们当前必须明辨的理论问题，也是有关国家前途抉择的实践问题。
列宁的《两个策略》是一部同反对派论战的著作，在批判反对派的过程中提出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在民主革命中的理论和策略。列宁在序言里明确地指出，这本小册子就是为了阐明“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具体任务”而写的，并且指出应当“利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性，……来给革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3）
社会民主主义是列宁前半生着力宣传的口号。他早在1894年就指出，“无产阶级的反抗思想一旦觉醒就必然会纳入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之中。对这种理论的研究愈有进展，则社会民主主义就会增长得愈加迅速。”（4）他在1897年所写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一文里也谈到，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和民主主义的斗争，并且“始终坚持他们的社会主义任务与民主主义任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俄国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应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广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5）
在《两个策略》里，列宁指出：
1、“俄国的民主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实质而言，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我们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它决不能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 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资产阶级更加有利。”“无产阶级应当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我们和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并肩行进，但不和它打成一片。”（6）
2、 民主革命的目标是“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沙皇专制制度”，“我们将为这个共和制和充分的自由而斗争”。而民主共和制则是“可以加速社会主义到来的手段”，“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列宁批判反对派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指斥那些立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是“荒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想法“。（7）
3、“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必然要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它“不仅要最积极地参加这个革命，而且要力求领导这个革命”，“站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领导农民来为完全的自由，为彻底的民主革命，为共和制度奋斗！”（8）
4、列宁非常强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这篇文章里，据我也许是不完全的点计，谈到这个概念达16次之多。他认为这是唯一能“保证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这个专政的任务就是消灭旧制度的残余”。但他也指出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的区别，批判一些人“把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混为一谈”，他说：“当革命成为事实，而且连革命的完全胜利也成为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即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来‘代替’……民主专政的口号。”（9）
类似的观点，还散见于列宁在这一时期的其它著作里。
列宁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都是革命阶段论的产物。在他们前半生的视野里，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1903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党纲，明确规定：党的最高纲领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10） 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里，也提出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11）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纲领。（12）列宁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就是分别实现各自的最低纲领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带有明显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的痕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则带有明显的列宁社会民主主义的痕迹。列宁在《两个策略》里提出的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民主革命必将引向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要有无产阶级领导、实行革命民主专政等观点，成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之所以为“新”的主要来源。
中共六大虽然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最低纲领，但随之而来的高度紧张的战斗环境和万里长征，没有条件可以比较从容地探讨、确定实现最低纲领的理论和政策。长征结束后，中共中央有了比较稳定的落脚点，才有可能对党的理论、方针、政策进行必要的反思和调整。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做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1939年5月，他在《五四运动》一文里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者要“走历史必由之路”，“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13）
新民主主义的提法，首次见于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那里说：“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4）
《新民主主义论》对于中国革命为什么属于“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从世界范围和中国自身的历史特点，作了充分的论述。它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这个特点是“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因为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15）
这个判断显然是主观臆断的产物。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以及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而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16）
毛泽东还说：“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斯大林在《再论民族问题》里说：“战争和俄国十月革命已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底一部分了。”（17）
但是，无论是斯大林的断语，还是毛泽东根据斯大林的理论所作出的论述，都缺乏对那个时代的历史特点的全面而确切的分析，相反却显露出他们为了特定的政治需要而构筑这个理论框架的用心。就拿毛泽东关于那个时代特点的四条分析来说，基本上都是牵强附会的推测和臆想，缺乏建构一个理论所必需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他说的第一个时代特征是资本主义在占世界六分之五的土地上，即除苏联以外的所有国家，都“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实际上，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战后的国际形势，都不是“腐朽性”可以概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使参战的同盟国和协约国两败俱伤，但这些国家很快就恢复元气。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即使是战败的德国，经济也在几年后复苏。毛泽东这里说的“腐朽性”，大概是沿用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说法，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毛泽东说的第二个时代特征是资本主义“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这也是主观主义的推测。进入20世纪前后，一方面是各个殖民国家争夺殖民地的竞争加剧，另一方面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斗争风起云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殖民主义的政治运动高涨，殖民主义则以委任统治地的形式出现，……随着经济的现代化，世界市场的调整，都市化以及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殖民主义的统治大大削弱。”（18）可见，资本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和依赖，在战后都大为削弱，而不是“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
毛泽东说的第三个时代特征倒有一定的事实根据，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确实曾多次“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但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实际上是一个时代性的误解，十月政变推翻了二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民主主义政府，随之建立起来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同沙皇统治虽然形式有别、却是本质无异的专制主义。至于“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实际上是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纳入苏联的轨道，所谓“扶助”，不过是扩大苏联势力范围的手段。
毛泽东说的第四个时代特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断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指的应该是大战期间的德、法、奥等国的社会民主党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决策，导致许多党员退出，另组共产党，似乎无产阶级都离开了社会民主党而跟着共产党了。当然，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削弱了它们在无产阶级中的影响，但它们在各国民众（当然包括无产阶级）中还是有相当威望的，并且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欧洲两个最大的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为例，德国社会民主党1923年联合共产党在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的议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同年11月，他们又联合民族人民党和共产党把总理施特雷泽曼赶下了台。（19）法国社会党自1920年11月分裂出共产党后，两党“根据不同的政治纲领，采取不同的策略，时而联合，时而对抗。它们为争取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和实现法国式社会主义，各自进行着种种探索和斗争。”1934年初，两党还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签订了“统一行动公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阵线，在1936年的国民议会大选中获得绝对多数，社会党领袖勃鲁姆出任总理（20）所以，断言无产阶级离开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至少是不确切的。而毛泽东把社会民主党形容为“社会帝国主义”，并且说无产阶级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显然是对社会民主党怀有偏见的表现。
前面说的是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依据的国际内容，现在再看国内的历史依据。
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以前，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只是当作追随者参加。“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21）
在这里，毛泽东把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的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因为在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迅速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则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不言而喻，话里包含着这样的潜台词：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是“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才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
诚然，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的重要结点。但是，这并不足以构成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依据，也不意味着革命的性质从此就由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与其说是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新民主主义成为必要，不如说是为了构建新民主主义理论而找到了合理的借口。
应该承认，把中国革命划分为两个阶段是必要的，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走完了第一步，才有可能迈开第二步。但是，把民主革命再划分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提出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就完全没有必要了；而且，由于这套理论掺杂了许多非民主主义、甚至是反民主主义的内容，反而迷失了民主主义的正确方向，最终使中国的民主革命脱离了民主主义的轨道。所以，毛泽东把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说成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成为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依据，不仅在理论上缺乏历史逻辑的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弊大于利。它给中国民主革命带来短暂的胜利，却为专制主义的卷土重来提供了理论思想武器，使中国人民重新陷于专制主义的苦难达五十余年。在此期间，虽然有过多次的民主主义运动高潮，但最终仍然难以避免专制主义压倒民主主义的厄运。
民主主义是世界近代文明的产物。来源于欧洲三大革命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个性解放、人道主义等等价值理念，被新兴资产阶级用来作为反对神权和王权的锐利武器，并且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任何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力图摆脱奴役状态的国家和民族，都可以运用这些武器来对抗以至战胜封建专制主义强敌。民主及作为其理论表现的民主主义，虽然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它的基本内涵，如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需要一定的法律制度的保障等等，都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识。这是一个不可移易的普世价值，它没有新旧之分，也没有姓社姓资之别；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可以根据各自的特点，有所侧重，有所创新，但绝不能同上述民主主义的基本内涵相悖。而新民主主义理论之“新”，恰恰就违背了民主主义的基本内涵。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个混杂了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理论杂拌。它既包括具有普世意义的民主内涵，也有打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专制主义。它的民主内涵，吸引了无数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国民党的贪黩腐败深怀不满的知识分子，促使他们纷纷投到共产党的麾下，帮助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它那些实为专制主义的内涵，则从民主革命胜利的第一天起就破坏着民主主义的贯彻，并且在仅仅几年之后就导致以专制主义取代民主主义的悲剧性后果。毛泽东在1952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正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新”内容的意义和作用的表现。
为什么说新民主主义的“新”内容导致专制主义在中国复辟呢？根据《新民主主义论》的论述，新民主主义就“新”在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民主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据我在前面引述的毛泽东源于斯大林的看法，他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十月革命之后，任何“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无疑是违背历史事实和理论逻辑的。民主革命就是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结果，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当时的生产力都非常落后，资本主义的成分很少。他们的历史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把他们纳入“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既反映了斯大林企图指挥和控制世界革命的野心，也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误入歧途。20世纪的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和实现独立之后，都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结果离开了民主主义的正道，建立起来的基本上是一些独裁专制的制度。由此可见这个误导世界的理论为害之烈。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就急急忙忙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这个“新”内容恐不无关系。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说：中国革命“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22）当然，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初步胜利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这是历史事实。但要完成民主革命，彻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断言“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从理论上说，至少是不符合于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革命运动也好，一个国家也好，由哪个政党来领导，根据的是人民的选择，人心的向背。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是民心向共背国的结果。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哪个政党能够推行符合于人民利益、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取得领导的合法性；相反，如果腐化变质，不以人民利益和社会发展为重，就会丧失领导的合法性，人民就会选择其他政治力量。把自己确定为国家或运动的领导者，就意味着漠视人民的民主权利，必然走向专制与腐败，这是和民主主义背道而驰的。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23）这也就是后来的人民民主专政，它脱胎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的始作俑者是马克思。1848年，他有感于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国民议会和临时政府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致国王得以复辟，从中得出结论：为了“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接着，在总结法国革命的教训时，提出了“工人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口号。（24）1852年，马克思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宣告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5）这个判断意味着无产阶级必将取得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阶级斗争的最后阶段，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就进入无阶级时代，因而也就没有阶级斗争了。马克思后来还指出：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应当“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26）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也应当采取“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对照恩格斯把巴黎公社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例证（巴黎公社是按照民主原则经由普选产生的政权），并且认为“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27）我们不难发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专政既包含着暴力镇压的内容，也包含着民主主义的成分。这是和他们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分不开的，同是深受西方近代文明熏染的考茨基认为：“我们除了把无产阶级专政了解为无产阶级在民主基础上的统治以外，不能做任何其他的了解。”（28）
在东方专制主义文化影响下的列宁，则把专政看做“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律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29）他在十月革命后用武力解散民主选举产生的立宪议会，打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镇压克琅施塔得水兵，迫害大量知识分子等，被孟什维克斥之为“少数人的恐怖专政”，（30）正是他的专政观的表现。另外，列宁还把专政和民主割裂开来：“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国家就必须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31）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所继承的，正是列宁的专政观。除了藐视一切规章制度外，毛泽东也把民众划分为必须分别对待的两类，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一年之后他又说：“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32）这个论断的要害，在于违背民主和法治的基本精神，因为人民和敌人的划分没有明确的标准，专制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他所怀疑的人作为敌人来进行打击甚至加以杀害。建国以后的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好诠释。
第四，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毛泽东说：“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在苏联已经进了博物馆，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33）这个强烈的对比，孰是孰非，在今天已是洞若观火，但当时确实还有一定的说服力。问题是对于这个如此夸张的共产主义，毛泽东自己了解多少？大概除了暴力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各取所需之类的抽象概念之外，就是列宁斯大林的说教了。在这样一些理论思想的指导下，就必然要离开民主主义，回到专制主义。
第五，《新民主主义论》还谈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34）在这个推论里，前提是完全错误的。国营经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即公有制经济，首先，是与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者高度文明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其次，它的占有形式，是联合占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劳动者在他们共同劳动、联合占有的企业里，有一份属于他们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从而实现劳动者和所有者的统一，使劳动者由无产者转变为有产者。这是劳动者成为企业主人和社会主人、国家主人的经济基础。反观我国的国营经济，政企不分，党企不分，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因而也没有对企业的管理权、监督权和利润分配权，这样的企业，只能成为权贵资产阶级的囊中之物，成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把它视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市场经济的主体”，显然是不妥当的。
民主主义的这些“新”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来专制主义的发展前景，尽管它打的是社会主义的旗号。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在共产党的报刊上不断出现一些宣扬民主自由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矛头虽然都指向国民党，但同时也反映了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的取向。
同《新民主主义论》相比，《论联合政府》增加了不少民主主义的内容。燕凌认为《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要求参加全国政权，并且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宣言”，《论联合政府》“则为参加以至夺取全国政权而战斗的檄文”（35）可谓一语中的。《论联合政府》里的许多民主主义内容，就是为“参加以至夺取全国政权”服务的。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再三强调“将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36）他批评“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明确表示：“我们主张……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我们的具体纲领”一节里，毛泽东提出了四十多条要求，包括“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要求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等等，“而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37）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没有提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而是主张在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38）这大概有策略考虑的因素，因为知识分子普遍对专政没有好感。
《论联合政府》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的高峰。同《新民主主义论》相比，它丰富了民主主义的内涵，淡化了那些将把新民主主义引向专制主义的“新”内容。按照这个发展趋势，继续扩大民主主义的理论内容，逐渐消除其中的专制主义成分，新民主主义就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把中国引上“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轨道。可是，历史是无情的。由于深厚而强烈的专制主义影响，新民主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向民主主义前进。毛泽东在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可以说是共产党对建国理念的宣示，也是新民主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的标志。它充满了胜利者志得意满、睥睨天下的气概，却缺少了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理论自觉。毛泽东在文章里明确宣告：“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按照这个纲领，他划清人民和反动派的界限：“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39）
这个宣示从理论的表面上看，可以说是冠冕堂皇、义正词严，所以当时曾获得广泛的认同和赞赏，几乎没有人能够察觉到这里潜伏着专制主义复辟的前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发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序言”里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第五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40）
《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的又一高峰。它为新民主主义所诞育的共和国高唱赞歌，自身却成为新民主主义的绝唱。1953年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批判刘少奇、周恩来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说法，意味着新民主主义实际上已经走到尽头。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里宣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并且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41）这就否定了新民主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存在，同时也就宣告了新民主主义的历史终结。
新民主主义虽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它的理论内涵中的专制主义成分，即新民主主义之所以为“新”的那些内容，却都已经成为现实，略有变化的只是指导思想由共产主义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42）粉碎四人帮后，又演变成为“四项基本原则”，成为抑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扼杀民主主义的锐利武器。八十年代初期有些志士仁人提出“补课论”，要“补新民主主义之课”、“补资本主义之课”，结果在四项基本原则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从此，新民主主义就在中华大地上悄然湮灭，偃旗息鼓达三十年。
近几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政治权力得不到应有的制约和监督，以致社会矛盾愈积愈多，乱象丛生，危机深重，官民对抗，贫富对立，都已经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人们普遍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名不副实，即使加上“中国特色”、“初级阶段”一类的修饰词，也难以掩盖社会的非社会主义本质。许多有识之士希图在社会主义之外寻找中国的出路。于是，新民主主义就在人们焦虑急切地渴望变革的心情中渐次复苏。
在倡议重新启动新民主主义的人中，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既已声名扫地，民主主义的西方色彩太浓，不易为朝野接受，新民主主义则是中国土产，在历史上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用以取代社会主义，人们容易接受；有些人珍惜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民主主义内容，怀有眷恋不舍的情结，希望建国初期的民主繁荣的景象，能够重现于当代；他们还都认为，共产党为贪污腐败所累，已经丧失了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执政的合法性，只有回到新民主主义，改革政治体制，才能恢复人民的信任，重获执政的合法性。也还有一些人则是由于对毛泽东怀着特殊的感情，虽然他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已被证明此路不通，但新民主主义也是他的理论创造，推行新民主主义，既可引导中国社会走出困境，也可维护毛泽东的光辉形象，为回到毛泽东时代准备社会条件。各种不同的论调，发表于报刊和网络，呈现出争鸣齐放的可喜现象，但同时也使人产生扑朔迷离、无所适从的感觉。
（五）结语：回归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和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存在，都有着自己的历史条件，它们作为理论问题和历史现象，可以分析研究，可以回顾探讨，却不能复制还原，因为它们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都已经丧失了，不可再生。由于新民主主义内部存在着专制和民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又是专制强于民主，所以，民主主义即使取得暂时的胜利，最终必然会被专制主义所压倒，所取代，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内在的逻辑趋势，不是人的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
所以，现阶段要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重新启动新民主主义。需要做的是认识它的两重性，割除它那必然引向专制主义的“新”内容。具体说来，就是要批判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新”内容的转化形态。如果要在保留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推行新民主主义，就必然会走上专制主义的老路；只有彻底批判并肃清四项基本原则的影响，中国才有可能走上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一旦批判并肃清四项基本原则，就等于切除新民主主义之所以为“新”的内容，新民主主义也就不成其为“新”民主主义了。这就意味着民主主义的回归。
中国的崛起是中华儿女一百多年来的梦想和期待。但我们要的是健康的崛起，而不是跛足的崛起，新民主主义只能维持国家的跛足状态，不可能引领中华民族走上健康崛起的道路。只有回归民主主义，改革政治体制，实现宪政民主，才是健康发展的光明大道。
2012年10月30日
注释：
作为近代社会的一种价值理念，民主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它由晚清的洋务派引进中国，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一旦传播开来，就为广大民众中的先进分子所接受，并成为他们满怀期待、苦苦追求的目标。在反专制反封建的搏斗中，民主力量几起几落，始终没有能够在中国站稳脚跟。国民党在取得北伐胜利，并消灭了或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统一中国后，高举“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旗帜，厉行独裁统治，却把民权民生置诸脑后，这就不能不引起广泛的不满和对抗。共产党张揭新民主主义、标榜民主革命，就把大量不满现实、企盼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的旗下，终于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并且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实际上具有两重性的内容。它既有民主主义的要素，也包含着必然迈向专制主义的因子。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到三年，毛泽东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下，实现了专制主义的全面复辟。这与其认为是毛泽东背弃了他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我和许多朋友过去都这样认为），毋宁说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自身内在矛盾的逻辑发展和必然趋势。
为什么新民主主义必然导致专制主义？它在现阶段的中国还有没有生命力？这应该是我们当前必须明辨的理论问题，也是有关国家前途抉择的实践问题。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由来
列宁的《两个策略》是一部同反对派论战的著作，在批判反对派的过程中提出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在民主革命中的理论和策略。列宁在序言里明确地指出，这本小册子就是为了阐明“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具体任务”而写的，并且指出应当“利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性，……来给革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3）
社会民主主义是列宁前半生着力宣传的口号。他早在1894年就指出，“无产阶级的反抗思想一旦觉醒就必然会纳入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之中。对这种理论的研究愈有进展，则社会民主主义就会增长得愈加迅速。”（4）他在1897年所写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一文里也谈到，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和民主主义的斗争，并且“始终坚持他们的社会主义任务与民主主义任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俄国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应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广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5）
在《两个策略》里，列宁指出：
1、“俄国的民主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实质而言，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我们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它决不能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 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资产阶级更加有利。”“无产阶级应当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我们和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并肩行进，但不和它打成一片。”（6）
2、 民主革命的目标是“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沙皇专制制度”，“我们将为这个共和制和充分的自由而斗争”。而民主共和制则是“可以加速社会主义到来的手段”，“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列宁批判反对派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指斥那些立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是“荒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想法“。（7）
3、“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必然要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它“不仅要最积极地参加这个革命，而且要力求领导这个革命”，“站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领导农民来为完全的自由，为彻底的民主革命，为共和制度奋斗！”（8）
4、列宁非常强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这篇文章里，据我也许是不完全的点计，谈到这个概念达16次之多。他认为这是唯一能“保证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这个专政的任务就是消灭旧制度的残余”。但他也指出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的区别，批判一些人“把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混为一谈”，他说：“当革命成为事实，而且连革命的完全胜利也成为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即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来‘代替’……民主专政的口号。”（9）
类似的观点，还散见于列宁在这一时期的其它著作里。
列宁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都是革命阶段论的产物。在他们前半生的视野里，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1903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党纲，明确规定：党的最高纲领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10） 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里，也提出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11）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纲领。（12）列宁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就是分别实现各自的最低纲领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带有明显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的痕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则带有明显的列宁社会民主主义的痕迹。列宁在《两个策略》里提出的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民主革命必将引向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要有无产阶级领导、实行革命民主专政等观点，成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之所以为“新”的主要来源。
中共六大虽然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最低纲领，但随之而来的高度紧张的战斗环境和万里长征，没有条件可以比较从容地探讨、确定实现最低纲领的理论和政策。长征结束后，中共中央有了比较稳定的落脚点，才有可能对党的理论、方针、政策进行必要的反思和调整。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做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1939年5月，他在《五四运动》一文里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者要“走历史必由之路”，“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13）
新民主主义的提法，首次见于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那里说：“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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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依据
《新民主主义论》对于中国革命为什么属于“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从世界范围和中国自身的历史特点，作了充分的论述。它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这个特点是“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因为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15）
这个判断显然是主观臆断的产物。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以及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而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16）
毛泽东还说：“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斯大林在《再论民族问题》里说：“战争和俄国十月革命已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底一部分了。”（17）
但是，无论是斯大林的断语，还是毛泽东根据斯大林的理论所作出的论述，都缺乏对那个时代的历史特点的全面而确切的分析，相反却显露出他们为了特定的政治需要而构筑这个理论框架的用心。就拿毛泽东关于那个时代特点的四条分析来说，基本上都是牵强附会的推测和臆想，缺乏建构一个理论所必需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他说的第一个时代特征是资本主义在占世界六分之五的土地上，即除苏联以外的所有国家，都“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实际上，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战后的国际形势，都不是“腐朽性”可以概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使参战的同盟国和协约国两败俱伤，但这些国家很快就恢复元气。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即使是战败的德国，经济也在几年后复苏。毛泽东这里说的“腐朽性”，大概是沿用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说法，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毛泽东说的第二个时代特征是资本主义“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这也是主观主义的推测。进入20世纪前后，一方面是各个殖民国家争夺殖民地的竞争加剧，另一方面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斗争风起云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殖民主义的政治运动高涨，殖民主义则以委任统治地的形式出现，……随着经济的现代化，世界市场的调整，都市化以及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殖民主义的统治大大削弱。”（18）可见，资本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和依赖，在战后都大为削弱，而不是“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
毛泽东说的第三个时代特征倒有一定的事实根据，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确实曾多次“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但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实际上是一个时代性的误解，十月政变推翻了二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民主主义政府，随之建立起来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同沙皇统治虽然形式有别、却是本质无异的专制主义。至于“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实际上是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纳入苏联的轨道，所谓“扶助”，不过是扩大苏联势力范围的手段。
毛泽东说的第四个时代特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断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指的应该是大战期间的德、法、奥等国的社会民主党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决策，导致许多党员退出，另组共产党，似乎无产阶级都离开了社会民主党而跟着共产党了。当然，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削弱了它们在无产阶级中的影响，但它们在各国民众（当然包括无产阶级）中还是有相当威望的，并且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欧洲两个最大的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为例，德国社会民主党1923年联合共产党在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的议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同年11月，他们又联合民族人民党和共产党把总理施特雷泽曼赶下了台。（19）法国社会党自1920年11月分裂出共产党后，两党“根据不同的政治纲领，采取不同的策略，时而联合，时而对抗。它们为争取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和实现法国式社会主义，各自进行着种种探索和斗争。”1934年初，两党还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签订了“统一行动公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阵线，在1936年的国民议会大选中获得绝对多数，社会党领袖勃鲁姆出任总理（20）所以，断言无产阶级离开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至少是不确切的。而毛泽东把社会民主党形容为“社会帝国主义”，并且说无产阶级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显然是对社会民主党怀有偏见的表现。
前面说的是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依据的国际内容，现在再看国内的历史依据。
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以前，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只是当作追随者参加。“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21）
在这里，毛泽东把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的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因为在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迅速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则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不言而喻，话里包含着这样的潜台词：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是“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才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
诚然，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的重要结点。但是，这并不足以构成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依据，也不意味着革命的性质从此就由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与其说是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新民主主义成为必要，不如说是为了构建新民主主义理论而找到了合理的借口。
应该承认，把中国革命划分为两个阶段是必要的，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走完了第一步，才有可能迈开第二步。但是，把民主革命再划分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提出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就完全没有必要了；而且，由于这套理论掺杂了许多非民主主义、甚至是反民主主义的内容，反而迷失了民主主义的正确方向，最终使中国的民主革命脱离了民主主义的轨道。所以，毛泽东把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说成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成为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依据，不仅在理论上缺乏历史逻辑的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弊大于利。它给中国民主革命带来短暂的胜利，却为专制主义的卷土重来提供了理论思想武器，使中国人民重新陷于专制主义的苦难达五十余年。在此期间，虽然有过多次的民主主义运动高潮，但最终仍然难以避免专制主义压倒民主主义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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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新”在哪里？
民主主义是世界近代文明的产物。来源于欧洲三大革命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个性解放、人道主义等等价值理念，被新兴资产阶级用来作为反对神权和王权的锐利武器，并且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任何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力图摆脱奴役状态的国家和民族，都可以运用这些武器来对抗以至战胜封建专制主义强敌。民主及作为其理论表现的民主主义，虽然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它的基本内涵，如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需要一定的法律制度的保障等等，都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识。这是一个不可移易的普世价值，它没有新旧之分，也没有姓社姓资之别；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可以根据各自的特点，有所侧重，有所创新，但绝不能同上述民主主义的基本内涵相悖。而新民主主义理论之“新”，恰恰就违背了民主主义的基本内涵。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个混杂了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理论杂拌。它既包括具有普世意义的民主内涵，也有打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专制主义。它的民主内涵，吸引了无数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国民党的贪黩腐败深怀不满的知识分子，促使他们纷纷投到共产党的麾下，帮助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它那些实为专制主义的内涵，则从民主革命胜利的第一天起就破坏着民主主义的贯彻，并且在仅仅几年之后就导致以专制主义取代民主主义的悲剧性后果。毛泽东在1952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正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新”内容的意义和作用的表现。
为什么说新民主主义的“新”内容导致专制主义在中国复辟呢？根据《新民主主义论》的论述，新民主主义就“新”在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民主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据我在前面引述的毛泽东源于斯大林的看法，他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十月革命之后，任何“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无疑是违背历史事实和理论逻辑的。民主革命就是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结果，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当时的生产力都非常落后，资本主义的成分很少。他们的历史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把他们纳入“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既反映了斯大林企图指挥和控制世界革命的野心，也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误入歧途。20世纪的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和实现独立之后，都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结果离开了民主主义的正道，建立起来的基本上是一些独裁专制的制度。由此可见这个误导世界的理论为害之烈。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就急急忙忙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这个“新”内容恐不无关系。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说：中国革命“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22）当然，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初步胜利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这是历史事实。但要完成民主革命，彻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断言“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从理论上说，至少是不符合于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革命运动也好，一个国家也好，由哪个政党来领导，根据的是人民的选择，人心的向背。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是民心向共背国的结果。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哪个政党能够推行符合于人民利益、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取得领导的合法性；相反，如果腐化变质，不以人民利益和社会发展为重，就会丧失领导的合法性，人民就会选择其他政治力量。把自己确定为国家或运动的领导者，就意味着漠视人民的民主权利，必然走向专制与腐败，这是和民主主义背道而驰的。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23）这也就是后来的人民民主专政，它脱胎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的始作俑者是马克思。1848年，他有感于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国民议会和临时政府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致国王得以复辟，从中得出结论：为了“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接着，在总结法国革命的教训时，提出了“工人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口号。（24）1852年，马克思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宣告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5）这个判断意味着无产阶级必将取得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阶级斗争的最后阶段，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就进入无阶级时代，因而也就没有阶级斗争了。马克思后来还指出：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应当“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26）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也应当采取“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对照恩格斯把巴黎公社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例证（巴黎公社是按照民主原则经由普选产生的政权），并且认为“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27）我们不难发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专政既包含着暴力镇压的内容，也包含着民主主义的成分。这是和他们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分不开的，同是深受西方近代文明熏染的考茨基认为：“我们除了把无产阶级专政了解为无产阶级在民主基础上的统治以外，不能做任何其他的了解。”（28）
在东方专制主义文化影响下的列宁，则把专政看做“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律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29）他在十月革命后用武力解散民主选举产生的立宪议会，打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镇压克琅施塔得水兵，迫害大量知识分子等，被孟什维克斥之为“少数人的恐怖专政”，（30）正是他的专政观的表现。另外，列宁还把专政和民主割裂开来：“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国家就必须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31）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所继承的，正是列宁的专政观。除了藐视一切规章制度外，毛泽东也把民众划分为必须分别对待的两类，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一年之后他又说：“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32）这个论断的要害，在于违背民主和法治的基本精神，因为人民和敌人的划分没有明确的标准，专制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他所怀疑的人作为敌人来进行打击甚至加以杀害。建国以后的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好诠释。
第四，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毛泽东说：“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在苏联已经进了博物馆，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33）这个强烈的对比，孰是孰非，在今天已是洞若观火，但当时确实还有一定的说服力。问题是对于这个如此夸张的共产主义，毛泽东自己了解多少？大概除了暴力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各取所需之类的抽象概念之外，就是列宁斯大林的说教了。在这样一些理论思想的指导下，就必然要离开民主主义，回到专制主义。
第五，《新民主主义论》还谈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34）在这个推论里，前提是完全错误的。国营经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即公有制经济，首先，是与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者高度文明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其次，它的占有形式，是联合占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劳动者在他们共同劳动、联合占有的企业里，有一份属于他们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从而实现劳动者和所有者的统一，使劳动者由无产者转变为有产者。这是劳动者成为企业主人和社会主人、国家主人的经济基础。反观我国的国营经济，政企不分，党企不分，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因而也没有对企业的管理权、监督权和利润分配权，这样的企业，只能成为权贵资产阶级的囊中之物，成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把它视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市场经济的主体”，显然是不妥当的。
民主主义的这些“新”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来专制主义的发展前景，尽管它打的是社会主义的旗号。
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湮灭和复苏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在共产党的报刊上不断出现一些宣扬民主自由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矛头虽然都指向国民党，但同时也反映了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的取向。
同《新民主主义论》相比，《论联合政府》增加了不少民主主义的内容。燕凌认为《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要求参加全国政权，并且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宣言”，《论联合政府》“则为参加以至夺取全国政权而战斗的檄文”（35）可谓一语中的。《论联合政府》里的许多民主主义内容，就是为“参加以至夺取全国政权”服务的。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再三强调“将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36）他批评“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明确表示：“我们主张……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我们的具体纲领”一节里，毛泽东提出了四十多条要求，包括“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要求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等等，“而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37）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没有提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而是主张在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38）这大概有策略考虑的因素，因为知识分子普遍对专政没有好感。
《论联合政府》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的高峰。同《新民主主义论》相比，它丰富了民主主义的内涵，淡化了那些将把新民主主义引向专制主义的“新”内容。按照这个发展趋势，继续扩大民主主义的理论内容，逐渐消除其中的专制主义成分，新民主主义就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把中国引上“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轨道。可是，历史是无情的。由于深厚而强烈的专制主义影响，新民主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向民主主义前进。毛泽东在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可以说是共产党对建国理念的宣示，也是新民主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的标志。它充满了胜利者志得意满、睥睨天下的气概，却缺少了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理论自觉。毛泽东在文章里明确宣告：“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按照这个纲领，他划清人民和反动派的界限：“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39）
这个宣示从理论的表面上看，可以说是冠冕堂皇、义正词严，所以当时曾获得广泛的认同和赞赏，几乎没有人能够察觉到这里潜伏着专制主义复辟的前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发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序言”里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第五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40）
《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的又一高峰。它为新民主主义所诞育的共和国高唱赞歌，自身却成为新民主主义的绝唱。1953年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批判刘少奇、周恩来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说法，意味着新民主主义实际上已经走到尽头。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里宣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并且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41）这就否定了新民主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存在，同时也就宣告了新民主主义的历史终结。
新民主主义虽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它的理论内涵中的专制主义成分，即新民主主义之所以为“新”的那些内容，却都已经成为现实，略有变化的只是指导思想由共产主义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42）粉碎四人帮后，又演变成为“四项基本原则”，成为抑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扼杀民主主义的锐利武器。八十年代初期有些志士仁人提出“补课论”，要“补新民主主义之课”、“补资本主义之课”，结果在四项基本原则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从此，新民主主义就在中华大地上悄然湮灭，偃旗息鼓达三十年。
近几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政治权力得不到应有的制约和监督，以致社会矛盾愈积愈多，乱象丛生，危机深重，官民对抗，贫富对立，都已经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人们普遍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名不副实，即使加上“中国特色”、“初级阶段”一类的修饰词，也难以掩盖社会的非社会主义本质。许多有识之士希图在社会主义之外寻找中国的出路。于是，新民主主义就在人们焦虑急切地渴望变革的心情中渐次复苏。
在倡议重新启动新民主主义的人中，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既已声名扫地，民主主义的西方色彩太浓，不易为朝野接受，新民主主义则是中国土产，在历史上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用以取代社会主义，人们容易接受；有些人珍惜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民主主义内容，怀有眷恋不舍的情结，希望建国初期的民主繁荣的景象，能够重现于当代；他们还都认为，共产党为贪污腐败所累，已经丧失了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执政的合法性，只有回到新民主主义，改革政治体制，才能恢复人民的信任，重获执政的合法性。也还有一些人则是由于对毛泽东怀着特殊的感情，虽然他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已被证明此路不通，但新民主主义也是他的理论创造，推行新民主主义，既可引导中国社会走出困境，也可维护毛泽东的光辉形象，为回到毛泽东时代准备社会条件。各种不同的论调，发表于报刊和网络，呈现出争鸣齐放的可喜现象，但同时也使人产生扑朔迷离、无所适从的感觉。
（五）结语：回归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和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存在，都有着自己的历史条件，它们作为理论问题和历史现象，可以分析研究，可以回顾探讨，却不能复制还原，因为它们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都已经丧失了，不可再生。由于新民主主义内部存在着专制和民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又是专制强于民主，所以，民主主义即使取得暂时的胜利，最终必然会被专制主义所压倒，所取代，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内在的逻辑趋势，不是人的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
所以，现阶段要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重新启动新民主主义。需要做的是认识它的两重性，割除它那必然引向专制主义的“新”内容。具体说来，就是要批判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新”内容的转化形态。如果要在保留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推行新民主主义，就必然会走上专制主义的老路；只有彻底批判并肃清四项基本原则的影响，中国才有可能走上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一旦批判并肃清四项基本原则，就等于切除新民主主义之所以为“新”的内容，新民主主义也就不成其为“新”民主主义了。这就意味着民主主义的回归。
中国的崛起是中华儿女一百多年来的梦想和期待。但我们要的是健康的崛起，而不是跛足的崛起，新民主主义只能维持国家的跛足状态，不可能引领中华民族走上健康崛起的道路。只有回归民主主义，改革政治体制，实现宪政民主，才是健康发展的光明大道。
2012年10月30日
注释：
见于《毛泽东读书与写文》，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5、76页。
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见于《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70页。
《列宁全集》第一版，第9卷第2页。
同上，第1卷第274页。
同上，第2卷第280页、第285页。
同上，第9卷第96页、第72页、第34页、第36页、第27页。
同上，第9页、第21页、第98页、第12页、第15页、第11页。
同上，第45页、第106页、第86页、第99页。
同上，第121页、第117页、109页、116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4页。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同上，第67页。
《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1卷第157页、第2卷第522页。
同上，第2卷第618页、第622页。
同上，第636页、第637页、第638页。
同上，第638—639页。
同上，第640页、第641页。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第442页。
《德意志史》中文版，波恩Inter Nationes出版，第253页、第254—255页。
《法国》，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第48—49页。
《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2卷第644页、第671—672页。
同上，第2卷第622页。
同上，第622页。第639页、第64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5页，第7卷第104页。
同上，第28卷第509页。
同上，第17卷第593页。
同上，第22卷第229页、第274页。
见于1959年出版的非正式出版物《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集》第121页。
《列宁全集》第一版，第10卷第216页。
《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出版的“党校教研参考丛书”1985年版，第146页。
《列宁全集》第一版，第25卷第399页。
《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四卷第1480页。
同上，第2卷第657页。
同上，第649页。
《炎黄春秋》2012年第7期第2页右栏。
《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3卷第1052页、第1076页、第1083页、第1104页。
同上，第1081页、第1084页、第1087页、第1088页。
同上，第1081页、第1085页。
同上，第4卷第1485页、第1480页、第1481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重要文献》，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教务处编印，第35—36页。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版，第11页、第14页。
毛泽东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见于《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3页。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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