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04
近一年来，中共高层全力投入权斗，更加无暇顾及社会治理，各种黑恶势力十分猖獗，中国社会加速失序。上周有两条新闻都与此有关。
11月22日夜，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一家宾馆附近，四名江苏徐州警察遭遇发生于同一天的第二次袭击，一死一伤。23日，知名的三一重工老板宣布，因不堪遭遇多种非法袭扰，公司总部将在两个月内从长沙迁往北京；这两个看似不相连的事件，背后的共同原因都是社会秩序极度恶质化，以致政府连最基本的安全都无法保障。
据《南方周末》报道，邹平县的杀警案，是当地高利贷漩涡引发的一系列血案之一。而这个高利贷漩涡是自2010年以来，由村干部带领大批农民闹起来的。此次涉嫌主使刺死民警黄升的刘斌，就是参与放贷的众多村干部之一。“温州的高利贷潮扩散到邹平两年后崩盘。大量的债务纠纷催生层出不穷的犯罪。欠债者同时也身兼借贷者，死亡成为解决乱局的终极手段。”
过去十余年间，邹平GDP年均增长超20%。2011年达630亿，财政收入85亿。在全国“百强县”中排名十五，被誉为“县域经济的领跑者”。就是这样一个经济强县，政府对明显的金融诈骗案视而不见。“孙镇41个村支部书记中，不放高利贷的不超过3个，且融资金额多在千万元以上”，以致于有的村子几乎家家卷入其中。骗局崩盘后，已有六人死于讨债。而且，邹平并不是孤立事件，“在邹平之前，高利贷运动已先后在山东肥城、江苏泗洪等地上演。在邹平之后，又相继向北蔓延至阳信、无棣等县。与邹平相邻的淄博高青、桓台、济南章丘也同样未能幸免。”由此可见，即便是在山东这样中共对基层控制一贯最强的地区，已经混乱到了何种地步。
三一重工总部迁往北京一案，更让人感到惊讶。我们都知道，三一重工是中共树立的民企样板。创办人梁稳根（见图）不仅发了大财，而且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热门人选。就是这样一个大红大紫的民营企业代表，却处在极其险恶的经营环境之中。“长期被有组织的不实举报、谣言和负面报道的冲击之中。诸如‘资金链断裂’、‘携款潜逃’、‘关联交易非法谋利’……‘偷税漏税’、‘公开行贿’、‘偷窃技术’等等不绝于耳，甚至有人攻击称其早已病入膏肓，时日无多。”
原来，三一重工在湖南有一个得到地方势力支持的竞争对手，“中联重科”。据《环球企业家》报道，竞争对手能够动用从政府官员到黑社会力量来打击三一重工。梁稳根自己说他一直对这些非法袭扰忍气吞声，甚至向政府表示交出企业不干了，但他的竞争对手还是不放过他，拒绝与他合作维持一种正常的市场秩序。梁稳根甚至面临被绑架和暗杀的风险。而地方政府显然对大量的非法行为无力制止，或听之任之。无奈之下，梁只好选择把总部迁往北京。
中国社会的严重失序对于改革意味著什么？有学者认为这些社会矛盾的积累可以转化为当局改革的动力。我的看法不那么乐观。如果说经济不景气可以转化为改革的动力说得通，社会失序就很难说了。八十年代改革比较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秩序始终没有太乱。温州等地的私人企业发展很快，原因之一就是当局一直不让黑社会和恶势力成气候。现在不同了。在社会高度失序的情况下推动改革，风险明显增大。社会失序带来的改革风险和既得利益的顽抗交织在一起，将会使得中共领导人更难下决心改革。反而更有可能采取非常手段来维持稳定。现在推行法治的最大麻烦就是法不治众，司法和执法能力根本无法应对普遍的违法行为。
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胡锦涛早已让中共完全错过了稳健改革的历史性机会。未来两三年，中国出现军管的可能性其实要比大规模推动改革的可能性大得多。从习近平最近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发表的讲话来看，对于中国的社会危机，他至少在表面上采取的是若无其事的回避态度。他批评了空谈，但他关于2020和2049的愿景，不也是一种并不高明的空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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