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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3日星期日

一鸣:二次革命带来的启示

图:埃及总统穆尔西的扩权声明,发抗议高潮

埃及现在搞二次革命(也许这个规模不及推翻老穆的革命),前景如何,不得而知,但是此次革命发出的信号,早就蕴藏在一次革命之中。两年前的所谓一次革命,并未让埃及人民直接获得民主的完全成果;但是,这个初步的一次革命成功,已然呈现了他们不可能满足革命前体制的那种初衷。于是,分析一次革命和二次或者N次革命,成为某种革命研究之必要。其间,我们看到,革命发出的信号,其实早就蕴藏在所谓"旧制度"中(托克维尔语)。埃及也好,利比亚也罢,甚至缅甸革命(昂山素季革命),都是旧制度无法以其极权主义销毁一切异议组织之政权,之国家。根据资料显示,缅甸在军人统治时期(含现在的军人体制之下),既存几十个独立政党和反对组织;"2010年11月7日,缅甸依据新宪法举行了一次多党制全国大选,共有37个政党参加大选")(维基)。利比亚的独立社会也并未从卡扎菲的魔障中彻底灭绝(利比亚"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对党,所以反对的力量来自于民间,来自于部落,来自于底层,……卡扎菲他并不能够控制所有的部落")(殷罡);而埃及的宗教和政治异见派系更是纷杂繁复(埃及,"1980年5月22日经公民投票修改宪法,规定政治制度'建立在多党制基础上'";等等。)(维基)。这样,在估计上述国家和政权的政体形式时,我们不得不说,这些国家和极权主义国家完全没有独立组织和反对政党之政体形态,迥然不同。于是,从此根据出发,这些专制国家的革命和压制革命,成为政治天平上的轻、重砝码。有时候,专制政权一头很重,很有效(如,在埃及之纳赛尔时期;在利比亚之卡扎菲时期;在缅甸吴努和奈温时期……);有时候,这个专制政治的瓦解,因为国内外因素作用之,而呈现微不足道之轻。这不单是现实状态下这些国家呈现的情形而言,也是历史上很多国家无论是一次革命,还是二次革命,N次革命所呈现的状况。换言之,旧制度如果不是极权主义制度,革命发生概率或可能性,就是这种制度本身孕育的那种显在和潜在社会、政治、经济状态使然(一般没有取消私有制之革命)。这一点,我们在很多历史实例中可以看到。比如,俄罗斯民粹运动波及俄罗斯议会民粹主义,就是一个例子。按照《红轮》一书的例证,议会民粹主义和民运民粹主义的集合,正是俄罗斯导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正负两面意义。而二月革命之所以可以成功,短命和瓦解,也正是因为她未能完成俄罗斯根本不存在的政教致衡;王权-自治(就像西方的自治城市)致衡和菁英-大众之致衡――所以,二月革命表面上发生了民主议会的转型,但是,这个转型因其各种缺乏因素――主要是俄罗斯没有西方根深蒂固的自治和党派政治传统,遂带来其所谓的乡村公设精神和结构导向社会主义的革命(即:跨越卡夫丁峡谷)。于是,俄罗斯二月革命以后发生的苏维埃割据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裂,给列宁造成了缝隙和机会,于是,我们看到,二月革命很快转向十月"革命"。

换言之,十月革命比较二月革命,造成了更加强烈的苏维埃割据,成为列宁利用水兵和士兵,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绝好时机。这是人们完全可以预料的一种再革命。而这个再革命的根源有二:一是,列宁也好,克伦斯基也罢,他们利用沙皇改革和议会政治的民粹因素(而西方正好相反,是精英因素――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代议制制度决定政治)――煽动起列宁主义革命,也就是极权主义"革命",从而导致苏维埃制度的彻底瓦解;她转向列宁和斯大林反群众,反工人的镇压(1918年彼得革勒血腥弹压)之独裁专政。这样,一个严重的估计于是出现。不是列宁可以凭空制造革命,就像在极权主义苏联凭空可以制造革命一样,列宁必须在沙皇和克伦斯基制度中制造革命。换言之,列宁如果生活在他自己杜撰和建制的统治中,列宁本身,也无法发动革命。这个例子,在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也同样适用。毛主席如果活在毛主席时期,他本身也就"英雄"短见,命运不济。毛要感谢蒋介石(也要感谢日本皇军)。没有蒋介石,没有这个可以制造井冈山的环境,毛,势必一事无成。这就是革命在专制体制下的这种可能发生的前提。这此"发生论"后面,就是二十世纪极权主义革命发生论的登台和表演。这是很多学人研究,但是,参透不出的地方。何以如此,一个简单不过的道理是,历史上革命和统治,革命和体制,革命和镇压,不是绝对的一面倒,一头沉,而是传统革命,传统统治,不可能根除体制(旧体制)中的革命因子和革命土壤;也就是说,旧体制无法避免革命。于是,这个反馈圈和反射弧成为整个中外历史演进,改变和变革的双向致衡和约柜法则。加上神话和上帝从中作用,希腊民主之德尔斐精神和阿波罗主义,并不是希腊民主或可取消的自由主义因素乃至宗教因素;不,德尔斐神话必然和政治民主、和阿戈拉(广场)辩论、和民主赛会……一起,成为希腊人民政治素质、政教血脉传之久远而不可或缺的基因。这就是俄罗斯革命和毛革命根本不能具备的革命-宗教因素(我们多次谈到的拿破仑两面性之政治-宗教态度,即为一证)。也就是说,在排除列宁革命和毛革命以后,历史上一切革命,都是基于反对专制之革命――而一切专制体制,专制统治,都给革命留下了不大不小的空间――而这些空间本身的质量和数量也都十分可观;因为,那些政治和宗教的反对力量和独立力量,不是一时一地,忽兴忽衰之即兴精神,文化,组织和团体,不,他们那强大的基因和传统,扎根于历史,导向于未来。任何革命导因和(最后一根)稻草都无法回避和忽视这个专制隙罅留下的革命发生论。这样,革命呈现的反对专制和专制呈现的反对革命,都绝对不是彻底,干净和完全的;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秘密正面因素和正面根据。就连被西方哲学家批评的东方政治,也同样存在着反对的空间(当然,也含带镇压的空间。)当然,反对专制导致的专制,这种循环革命在伊朗,在伊拉克都每每发生;只是人们不知道反掉巴列维以后的政权和萨达姆革命后的政权,居然此不如前――就像人们议论皮诺切克和阿连德的孰是孰非那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程式可以界述之――甚至对于佛郎哥的独裁和转型,左右两翼,也是各说各话――笔者以为,这里有一个悖论;如果右翼发展到极端,只会激起左翼的壮大而非相反;还是回到马基雅维力的平-贵中折方案,比较合宜。(这个论题可以另外研讨。)

从西欧那些镇压人物的履历中,人们看到,拿破仑,梅特涅,俾斯麦……这一连串的革命反对者身上,他们不是给革命,共和和反对政治留有余地的大师吗?这其中固然包含了他们的或者平民,或者贵族的政治态度和对于社会主义的好恶;但是,他们一直,一致和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潜在的人类危机:极权主义。西方学人普遍认为,俾斯麦构建的欧中均势和梅特涅构建之维也纳体系,正是一种反对革命势力的秩序-而这个秩序带来的、对于工人运动的镇压和俾斯麦建立福利制度和反反社会主义法,其间的内涵就是要告知世人,反对专制主义,不能用极权主义(社会主义)取而代之。这是他(俾斯麦)要为反对党架起金桥之名言的伟大内涵。后人还说,如果俾斯麦活到希特勒时代,希特勒的对于欧洲秩序的毁灭,遂不能发生,也无缘发生――这样,极权主义或者因为冷冻和启活俾斯麦而得以避免;此为一笑。而拿破仑则一直徘徊在皇帝和人民之间,以至于对他的定性,十分复杂;换言之,拿破仑不是绝对极权主义的统治者,如其如此,他在皇帝面前要做人民(在人民面前要做皇帝)一类言论,则无端策略而行。于是,一切西方反对势力,包含政治学派,哲学学派和文学家,他们在反对专制压迫和抨击时政方面不遗余力(如,有名的、以克列孟梭为代表的平凡德雷福斯运动),但是,他们在反对类似巴黎公设试验的态度上(也就是反对萌芽和梦魇状态之极权主义),都表达了坚决的反对态度。何以如此,因为,公设杀死教士,毁灭政治,灭绝人权。于是,任何一种西欧的社会运动,含第一国际等等,都对马克思主义、巴库宁主义等等试图要用极权主义革命代替一般性质的革命说法,提出社会主义"欲壑难填"(俾斯麦语)之自觉甚至不自觉(只是感觉之)反对念。法国的共和主义和皇权主义;英国的国王、共和协作论;德国的自治和统一尝试论(汉萨同盟以来);而西班牙和意大利,虽前者属所谓集权国家,而后者属自治城邦,但是他们的自治和自主,都是欧洲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并不能以极权体制一言毕之;等等。……都给革命留下空间――同时,给镇压革命,也带来机会。这一历史,可以上述到中世纪革命史和共和史。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贵-平统治给革命和反革命,同样带来空间――而起源于希腊的波希战争和斯巴达-雅典战争(伯罗奔尼撒之战),都是政治-宗教给体制和文化留有余地的战争。在此战争中,好战的贵族成为贵族依赖战争之文化起源的一种说法。而文化元起之美迪奇家族的文艺复兴说,也就紧随其后,完成了以佛市为兴起之文化革命――也就是文化复兴。这是一切专制-教会批判和被批判传统和传统更生之结构和解构――就不要说文化本身是不可能完全解构和再造的、这样一个道理。现代派翁.埃克,不管无何解读波多里诺和玫瑰之名,他还是无法逃出西欧之自治城邦对于德国神圣罗马"一统"(必须带上引号!)帝国、这个不神圣,不罗马,不帝国之但丁主义之虚构,之理想,之政教一合的幻觉(我们当然更加信笃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叙述和现实论调――因为,他不是要用三界介入政治,而是就政治,论政治)。

话说回来。专制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就是三千年文化璀璨的历史。在此,根本不是完全由"吃人历史"的政治批判,可以一囊其中。这种平-贵,皇-民,官-寨(山寨,水泊,庙宇……)的致衡文化和君相致衡,封驳致衡,祖制致衡等等因素,因其不能完全消灭我们现在所谓的"民运力量"和独立派系,其革命,其起义,其招安,也就不可避免――而招安之所以常常发生,也是因为官民之间本无根本的意识形态之争和政治立场之争。虽有"一姓终怀亡国恨,三仁难得逊荒才"和"割据雄图忧后日,夕阳无语下寒丘"等等多虑,但是这种起义和革命,并不能瓦解社会和图灭前贵和遗民;他们还是成为开国政权的遗民文人(比如,元朝任用赵孟�(宋太祖第十一世孙);清朝任用钱谦益,民国任用陈寅恪。等等)。如果他们这些忽必烈、这些康熙也来一个批判封资修,实施"人还在,心不死"之诛心,杀人,那事情就要全部玩完!有学人举例三国之诸葛亮七擒孟获,文成公主(白)度母汉藏政教等事例,也说明,在政治载体上的某种古代自由主义倾向――加之近代蒋介石和胡适之之间的完全自由主义互动,更加证实专制主义给文化和政治留下空间之例。在此层面上,革命或者可以发生,就像毛主义革命发生时期一样,其对照点,就是要参考"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之选择(借用王芸生先生的话――当然,现在可以说,不仅仅是"六十年",而是百年……)――何以中国有极权主义革命而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语)――中国毛主义革命宣言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提法,充分说明毛对于古今中外阶级分全权乃至阶级斗争的曲解――就像他根本不懂经济一样,他和列宁,和马克思一样,一开始,就对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发生错误和无知的预言和估计,从而导致中国百年阶级斗争的一败涂地。而这个无革命,又牵涉到前苏联、前东欧国家极权主义革命-反革命互动之辩证法――何以他们出现了戈尔巴乔夫――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出现这个戈尔巴乔夫之课题。这个课题,绕过了我们的论点。但是,其实,这个课题的答案十分明确。因为里根和撒切尔要推倒柏林墙――而奥巴马要和中国结对施行联合海军演习――这是他对美国重回到亚洲战略的一个插曲;但是这个插曲非同小可。因为他和里根、和撒切尔不能不完全一致。换言之,苏联解体是因为他们在没有反对党和反对政治(只有反对文化,反对精神)的前提下,施行的一种转变;这个转变主要是星球大战使然;美国对于中国有无此类大战呢?而资本和中国的联系已然照旧;故此这个星球大战的前提本不存在。国家资本和跨国资本和中国的联系可以说基本上是一如既往,并无改变。这样一来,极权主义体制的外应内因和苏联、和苏联时期,迥然不同,本质全异。很多此间研究专家完全对此无知。此其一。二是,于是,一种对此采取乌托邦主义的应对理论和对此图饼充饥,乱论论天下的慌腔走板,比比皆是,见之厌恶。这是"丑陋的老三届"带来的最后一个梦魇。只有到了这个梦魇被彻底抛弃的一天,国人的谈吐才会变得比较靠谱。

原载《北京之春》,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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