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政策哲学在过去30余年很成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当然，在具体的政策决策中，"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只要经济增长，就不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头30年，又恰好碰上了国内外的历史机遇，已经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国际贸易的世界秩序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中国在没有宪政、法治的前提下通过模仿照样能高速发展，于是，这种便利给中国带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的错觉，让中国只顾追求快速发展，并试图靠高速发展对冲或掩盖宪政缺失所带来的公正公平问题、收入差距等问题。换言之，"发展是硬道理"到最后成了"靠发展代替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只要发展还在进行，社会正义等问题就不会是问题。
可是，现在国内外的历史机遇逐渐用完了，快速发展已经越来越有挑战，如果还不通过宪政法治改革从根本上制约政府权力，经济危机在不久的未来会难以避免。像任何政策哲学一样，"没有政治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有其必要的环境条件，而且短期或许有效但长期不可持续。一旦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其持续成功的概率就会越来越小，最后甚至酿成危机。中国今天就处于这样的转折点。
一般看法是，过去30年的成就都是政府政策所致。但在我看来，这种判断只对了一半，因为如果改革开放的政策内容是市场化和对外开放，那么，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政策也基本如此，而且那两个时期的经济本来就以市场为主体，但为什么那时期的"改革开放"没有带来同样的高速增长呢？这说明这三个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历史机遇不同。第一，到晚清时期，工业技术还在发展过程中，技术的跨境移动能力还较差，通信技术还刚刚起步，交通技术也有待深化发展，更何况国际秩序还是基于"炮舰"硬势力的丛林世界，跨国贸易利益得不到可靠保障，这些技术发展状况和不成形的国际秩序使晚清中国难以发挥自己的劳动力优势，去通过国际贸易发展经济。第二，民国更不用说，从民国成立到离开大陆的时期，正好碰上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各发达国家竞相抬高贸易壁垒，使民国政府没有任何可能利用劳动力优势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利用制造业和外贸启动经济腾飞。
当然，到1978年特别是198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基于规则而不是炮舰的世界秩序让跨国贸易、跨国投资变得风险和成本都史无前例地低，加上通信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以及非常成熟的工业技术，使改革开放政策终于让中国实现了人口红利，经济终于突飞猛涨。中国从1978到2008年的增长基本来自"追赶发达国家"，把发达国家从1800年左右到1980年所实现的增长通过模仿快速补上。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首先来自对外开放，来自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而之所以这样做带来成功，就是因为外部的国际秩序和成熟技术让中国能通过开放实现人口红利。让中国过去30年得以成功的第二种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几乎完全的国有制经济到民有经济的转型，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谈得很多，就不必在此多说了。第三种带来增长的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以及与此相伴的城镇化转型，房地产行业是这一转型的直接受益者之一。
正是由于上述历史机遇使这三大转型得以成功，并且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余年。可是，到今天，世界经济进入了停歇增长的时期，外贸不再能给进一步增长提供推动力；民有经济受到持续抬头的"国进民退"或"逆市场化"趋势的挑战；工业化已经走到瓶颈，产能严重过剩，城镇化带来的房地产市场也呈现泡沫。因此，过去的快速、粗放式增长已经难以重复，尤其是过去相对易得的快速增长使一些人真的相信"没有政治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促使宪政改革严重落后，使中国从既有的发展方式上转型变得格外艰难。
从今以后，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以转变增长方式为前提，改变对投资和外贸的过度依赖，而要转变增长方式又必须进行限制政府权力的改革，包括制约征税权与财政权的宪政改革，同时将国有资产民有化、把土地私有化，因为国有资产的民有化改革和土地私有化改革是降低政府权力的重要前提。
现在最需要改革的是政府权力，尤其要制约地方政府权力。行政权力太大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是目前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三方面：行政审批权不断扩展、税费收入与财政开支失控、国有经济比重太高。在行政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的情况下，各行业的审批要求在增加，这不仅大大增加企业和创业者的从业成本，降低经济运行效率，而且使资源更加严重地错配，不是以能力决定谁能进入一个行业，而是谁有关系谁就能进入；在征税权、收费权不受制约的前提下，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在没有被问责的土地财政支持下政府开支自然越来越高；由于政府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国有企业的特权和垄断权必然会持续膨胀。
政府权力控制、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必然是投资驱动型经济体。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我们看到，政府主导的经济体都偏爱投资，都以投资带动增长，包括都偏爱基础设施和工业大项目投资。前苏联计划经济如此，计划经济时期和现在的中国经济还是如此。当政府官员掌握资源并控制资源配置权时，他们如果把钱花在"民生"上，其结果不仅需要时间才能出现，而且即使有了结果，也不容易看得见摸得着；相比之下，如果把钱花在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上，结果既立竿见影又能看得见摸得着，因此，形象工程是他们的首选。在过去4年抗金融危机的特别时期，这种制度体系内在的行事偏好被表露得淋漓尽致，尽管当时许多行业已经产能严重过剩，但天量金融资本和资源还是流向地方政府的"铁公基"项目和大型钢铁等工业项目，不仅挤压了民营经济的空间和资金支持，还把许多结构性问题推向顶峰，给中国社会埋下众多后患。所以，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不是偶然，是现有体制的必然。
从另一方面看，国有企业和土地公有制使财产性收益进入政府，特别是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土地增值、国有资产升值和国企利润增值的大部分都归政府，老百姓不能分享，造成了公有制经济跟私有经济的最大差别之一：私有经济社会里，财产升值和资产性收益是民间的收入，变成民间消费增长的基础；而公有制经济体制下，财产升值和资产性收益主要给了政府，变成进一步扩大投资的基础。当然，再加上征税权和财政权的不受制约，流入政府手中的国民收入占比也不断增加。比如，去掉通胀因素后，预算内财政收入从1995年到2010年增加了近10倍，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累计增长2倍多，这进一步造成了民间消费难以更快增长，使民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难以提升，经济结构转型难以实现。
社会矛盾的恶化也源于政治体制改革落后，政府权力太大。以收入分配为例，收入差距恶化、财富分配恶化的第一原因是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太大。当什么都由行政部门、权力部门控制，土地资源、金融资源、行业发展计划都由权力支配时，有没有权力或关系就决定了你是否能发财，高收入的工作机会也靠关系才能得到，于是，权力关系成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第一要素，是收入分配的源头。
从宏观看，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所以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其次，省会城市是省内的权力中心，掌握省内的资源配置权；再往下就是地区市，是地区内的权力中心；等等。这是中国的权力金字塔结构。但是，这个权力金字塔结构也决定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配置结构和机会结构：北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其次是省会城市，再次是地区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少的是乡村；在医疗方面，北京是全国最好的，人均病床也最多，省会城市第二，地区市第三，等等；大学资源也如此，在北京的大学人均资源最高，省会城市次之，等等。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未必是中国最高艺术中心、电影业中心、文化中心，但是在政府权力主导各类资源60年后，中国各行各业都有以北京为顶尖的金字塔结构，这不仅是不该有的畸形，而且给各地公民带来的机会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凭什么生活在北京的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国最好、省会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省最好，包括收入机会和医疗机会？如果这些差距是自然的市场公平竞争形成的，那可以接受；如果允许各地公民在北京、上海、省城、农村间自由迁徙并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与机会，那或许也能接受；但基于行政权力和政府对资源的管制而人为形成的金字塔机会结构，同时又通过户籍制度进行社群隔离，大多数人就不能接受，因为这是基于权力的强制，是一种强加在全国公民身上的不平等秩序。这种秩序从根本上决定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
我对美国的情况做过详细研究，华盛顿是联邦首都，但那里的大学远非美国最好，医疗也不是全国最好，州府所在的城市不是州内医疗条件最好的地方，艺术和文化也更不是华盛顿或州府所在地最好。也就是说，美国跨地区的资源配置结构、收入配置结构、教育配置结构、艺术分布结构、医疗资源结构，都跟政治权力在各地的配置结构没什么关系，政治权力归政治权力，医疗归医疗，教育归教育。而之所以各行各业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就是因为政府权力有限，国家对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有限，政府对市场、对教育、对艺术的干预权都有限。
许多经济学同仁认为进一步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所在。其实，这种潜力是否能成为现实取决于下面四点：第一，是否能真正地减税，降低企业税负和家庭税负，这决定人们创业发展的动力；第二，是否能把农村土地私有化并让土地有充分的资本化自由，这决定进城农民能否有发展的资本和权利；第三，是否废除户籍制度，这决定同为中国公民的进城农民工是否能享受同样的城市福利和权利；第四，国企是否民有化让农民也享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这决定城镇化后的居民能否得到该有的财产性收益并将其转变为消费潜力。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生命周期，为了进一步释放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潜力，为了良化收入分配结构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体制安排，必须从政府主导型经济转变到市场主导型经济，政府必须从经济中退出，这就需要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同时也必须把国有资产和土地从以政府所有为主，改革到以民有、私有为主。这些改革是发展模式转型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了。在形式上，应该进一步推动党内民主，同时让党内决策、政府决策阳光化，以此增加政府的公信力，避免社会管治危机的出现。在内容上，让全国人大发挥中国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力，尤其要使征税权、财政权都受到实质性制约，让财政全面阳光化民主化，并推动民有化与私有化改革，同时，由全国人大各专业委员会对相关法律和行政部门进行问责，通过公开听证迫使权力部门回到该做的事情上，把它们的权力关进笼子。
（作者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长江教授）
可是，现在国内外的历史机遇逐渐用完了，快速发展已经越来越有挑战，如果还不通过宪政法治改革从根本上制约政府权力，经济危机在不久的未来会难以避免。像任何政策哲学一样，"没有政治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有其必要的环境条件，而且短期或许有效但长期不可持续。一旦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其持续成功的概率就会越来越小，最后甚至酿成危机。中国今天就处于这样的转折点。
一般看法是，过去30年的成就都是政府政策所致。但在我看来，这种判断只对了一半，因为如果改革开放的政策内容是市场化和对外开放，那么，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政策也基本如此，而且那两个时期的经济本来就以市场为主体，但为什么那时期的"改革开放"没有带来同样的高速增长呢？这说明这三个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历史机遇不同。第一，到晚清时期，工业技术还在发展过程中，技术的跨境移动能力还较差，通信技术还刚刚起步，交通技术也有待深化发展，更何况国际秩序还是基于"炮舰"硬势力的丛林世界，跨国贸易利益得不到可靠保障，这些技术发展状况和不成形的国际秩序使晚清中国难以发挥自己的劳动力优势，去通过国际贸易发展经济。第二，民国更不用说，从民国成立到离开大陆的时期，正好碰上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各发达国家竞相抬高贸易壁垒，使民国政府没有任何可能利用劳动力优势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利用制造业和外贸启动经济腾飞。
当然，到1978年特别是198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基于规则而不是炮舰的世界秩序让跨国贸易、跨国投资变得风险和成本都史无前例地低，加上通信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以及非常成熟的工业技术，使改革开放政策终于让中国实现了人口红利，经济终于突飞猛涨。中国从1978到2008年的增长基本来自"追赶发达国家"，把发达国家从1800年左右到1980年所实现的增长通过模仿快速补上。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首先来自对外开放，来自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而之所以这样做带来成功，就是因为外部的国际秩序和成熟技术让中国能通过开放实现人口红利。让中国过去30年得以成功的第二种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几乎完全的国有制经济到民有经济的转型，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谈得很多，就不必在此多说了。第三种带来增长的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以及与此相伴的城镇化转型，房地产行业是这一转型的直接受益者之一。
正是由于上述历史机遇使这三大转型得以成功，并且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余年。可是，到今天，世界经济进入了停歇增长的时期，外贸不再能给进一步增长提供推动力；民有经济受到持续抬头的"国进民退"或"逆市场化"趋势的挑战；工业化已经走到瓶颈，产能严重过剩，城镇化带来的房地产市场也呈现泡沫。因此，过去的快速、粗放式增长已经难以重复，尤其是过去相对易得的快速增长使一些人真的相信"没有政治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促使宪政改革严重落后，使中国从既有的发展方式上转型变得格外艰难。
从今以后，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以转变增长方式为前提，改变对投资和外贸的过度依赖，而要转变增长方式又必须进行限制政府权力的改革，包括制约征税权与财政权的宪政改革，同时将国有资产民有化、把土地私有化，因为国有资产的民有化改革和土地私有化改革是降低政府权力的重要前提。
现在最需要改革的是政府权力，尤其要制约地方政府权力。行政权力太大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是目前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三方面：行政审批权不断扩展、税费收入与财政开支失控、国有经济比重太高。在行政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的情况下，各行业的审批要求在增加，这不仅大大增加企业和创业者的从业成本，降低经济运行效率，而且使资源更加严重地错配，不是以能力决定谁能进入一个行业，而是谁有关系谁就能进入；在征税权、收费权不受制约的前提下，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在没有被问责的土地财政支持下政府开支自然越来越高；由于政府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国有企业的特权和垄断权必然会持续膨胀。
政府权力控制、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必然是投资驱动型经济体。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我们看到，政府主导的经济体都偏爱投资，都以投资带动增长，包括都偏爱基础设施和工业大项目投资。前苏联计划经济如此，计划经济时期和现在的中国经济还是如此。当政府官员掌握资源并控制资源配置权时，他们如果把钱花在"民生"上，其结果不仅需要时间才能出现，而且即使有了结果，也不容易看得见摸得着；相比之下，如果把钱花在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上，结果既立竿见影又能看得见摸得着，因此，形象工程是他们的首选。在过去4年抗金融危机的特别时期，这种制度体系内在的行事偏好被表露得淋漓尽致，尽管当时许多行业已经产能严重过剩，但天量金融资本和资源还是流向地方政府的"铁公基"项目和大型钢铁等工业项目，不仅挤压了民营经济的空间和资金支持，还把许多结构性问题推向顶峰，给中国社会埋下众多后患。所以，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不是偶然，是现有体制的必然。
从另一方面看，国有企业和土地公有制使财产性收益进入政府，特别是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土地增值、国有资产升值和国企利润增值的大部分都归政府，老百姓不能分享，造成了公有制经济跟私有经济的最大差别之一：私有经济社会里，财产升值和资产性收益是民间的收入，变成民间消费增长的基础；而公有制经济体制下，财产升值和资产性收益主要给了政府，变成进一步扩大投资的基础。当然，再加上征税权和财政权的不受制约，流入政府手中的国民收入占比也不断增加。比如，去掉通胀因素后，预算内财政收入从1995年到2010年增加了近10倍，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累计增长2倍多，这进一步造成了民间消费难以更快增长，使民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难以提升，经济结构转型难以实现。
社会矛盾的恶化也源于政治体制改革落后，政府权力太大。以收入分配为例，收入差距恶化、财富分配恶化的第一原因是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太大。当什么都由行政部门、权力部门控制，土地资源、金融资源、行业发展计划都由权力支配时，有没有权力或关系就决定了你是否能发财，高收入的工作机会也靠关系才能得到，于是，权力关系成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第一要素，是收入分配的源头。
从宏观看，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所以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其次，省会城市是省内的权力中心，掌握省内的资源配置权；再往下就是地区市，是地区内的权力中心；等等。这是中国的权力金字塔结构。但是，这个权力金字塔结构也决定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配置结构和机会结构：北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其次是省会城市，再次是地区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少的是乡村；在医疗方面，北京是全国最好的，人均病床也最多，省会城市第二，地区市第三，等等；大学资源也如此，在北京的大学人均资源最高，省会城市次之，等等。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未必是中国最高艺术中心、电影业中心、文化中心，但是在政府权力主导各类资源60年后，中国各行各业都有以北京为顶尖的金字塔结构，这不仅是不该有的畸形，而且给各地公民带来的机会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凭什么生活在北京的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国最好、省会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省最好，包括收入机会和医疗机会？如果这些差距是自然的市场公平竞争形成的，那可以接受；如果允许各地公民在北京、上海、省城、农村间自由迁徙并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与机会，那或许也能接受；但基于行政权力和政府对资源的管制而人为形成的金字塔机会结构，同时又通过户籍制度进行社群隔离，大多数人就不能接受，因为这是基于权力的强制，是一种强加在全国公民身上的不平等秩序。这种秩序从根本上决定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
我对美国的情况做过详细研究，华盛顿是联邦首都，但那里的大学远非美国最好，医疗也不是全国最好，州府所在的城市不是州内医疗条件最好的地方，艺术和文化也更不是华盛顿或州府所在地最好。也就是说，美国跨地区的资源配置结构、收入配置结构、教育配置结构、艺术分布结构、医疗资源结构，都跟政治权力在各地的配置结构没什么关系，政治权力归政治权力，医疗归医疗，教育归教育。而之所以各行各业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就是因为政府权力有限，国家对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有限，政府对市场、对教育、对艺术的干预权都有限。
许多经济学同仁认为进一步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所在。其实，这种潜力是否能成为现实取决于下面四点：第一，是否能真正地减税，降低企业税负和家庭税负，这决定人们创业发展的动力；第二，是否能把农村土地私有化并让土地有充分的资本化自由，这决定进城农民能否有发展的资本和权利；第三，是否废除户籍制度，这决定同为中国公民的进城农民工是否能享受同样的城市福利和权利；第四，国企是否民有化让农民也享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这决定城镇化后的居民能否得到该有的财产性收益并将其转变为消费潜力。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生命周期，为了进一步释放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潜力，为了良化收入分配结构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体制安排，必须从政府主导型经济转变到市场主导型经济，政府必须从经济中退出，这就需要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同时也必须把国有资产和土地从以政府所有为主，改革到以民有、私有为主。这些改革是发展模式转型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了。在形式上，应该进一步推动党内民主，同时让党内决策、政府决策阳光化，以此增加政府的公信力，避免社会管治危机的出现。在内容上，让全国人大发挥中国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力，尤其要使征税权、财政权都受到实质性制约，让财政全面阳光化民主化，并推动民有化与私有化改革，同时，由全国人大各专业委员会对相关法律和行政部门进行问责，通过公开听证迫使权力部门回到该做的事情上，把它们的权力关进笼子。
（作者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长江教授）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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