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郁玉 2012年12月17日
一段时间以来，坊间一直有议，说是王岐山在许多场合向中共官员推荐阅读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最近，王岐山荐书的传言得到了证实——在王岐山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后举行的首次座谈会上，他再次向出席座谈会的人推荐了这本书。
王岐山荐书本身，应是在传达某种信息，就是以此书来表达他对弥漫中国当下的革命味道的反应。但他自己的读后感是什么，他从未对外提起，外界也无从知道。
《旧制度与大革命》从历史的角度捋清了法国旧制度中最繁荣的路易十六王朝与最血腥的大革命（1789年–1799年）之间的脉络，探讨了何以繁荣葬送了繁荣、改革者成为改革牺牲品的原因，指出法国文人对革命的浪漫幻想为大革命通向暴民专政发放了通行证。
作为西北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王岐山挑中托克维尔的这本历史著作，并不值得奇怪。奇怪的倒是，作为中共高级官员，王岐山何以不向中共官员推荐同样是论述托克维尔所谓“大革命”之后的另一场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1871年）、并且为后来所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合法性奠定理论基础、其作者为共产主义运动鼻祖的马克思著作《法兰西内战》？或者，马克思以托克维尔也曾论述到的革命为同一论述对象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
这，也许就是一个革命党、一个靠暴力革命取得政权的革命党，在自己面对可能的革命、甚或可能是暴力革命时的尴尬之处。
据以往的官方解读，无论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还是《法兰西内战》，都是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的奠基之作。但是，现在看来——王岐山的荐书之举也说明，马克思的这两部著作及其据此所进行的后续实践，也不过是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的相关论述提供了更多的佐证而已。因此，以革命起家的革命党，要以革命奠基作中的革命逻辑来消弭革命的味道，那不啻抱薪灭火。
《旧制度与大革命》对大革命前法国的社会冲突及其发展过程的描写，有太多的地方，如果去掉“法国”两个字，活脱就是中国社会现实的高像素图片。甚至于，由于物质条件的提升和财富数量的增加，中国社会存在的无知、自大、贪欲和荒淫、无耻、堕落，比起昔日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来说，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如果这些社会现象就是托克维尔所谓大革命的原因，那么，中国社会的革命味道焉有不刺鼻之理，统治集团内部的有识官员焉有不着急之理？
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因果联系就在于，那些从未面对过如此繁荣的普通民众，其被繁荣所激发起来的发财欲望，屡屡受限于旧制度的种种不公以及贵族和官员的空前腐败。这种落差产生的政治绝望，在法国文人虚构的可由革命造就的平等社会面前，“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而问题更在于，那些处在革命危情中的贵族，竟也对此麻木不仁，终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对中国的政治路向不无提示作用。但是，要消弭中国社会当下的革命味道，其道却当然不全在十九世纪法国人写就的一本书里。实际上，目下中国最可悲之处，还不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描述的革命因由重现在中国，而恰在人们不敢想象如果托克维尔于今日中国写就了这本著作后的下场究竟会如何。而造成人们不敢想象的原因，实则也正是以激活革命的明在或潜在诱因的方式来避免革命这一做法的社会背景。
其实，以十九世纪写就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来对照中国的现实，固然会有重合、甚至是高度重合之处，但这些重合现象的所致原因却也有不尽相同之处。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是在法国文人“革命浪漫主义”的“忽悠”下被引发出来的，由此便说中国当下的革命味道也是出自文人的嘴巴，那么，这无疑是在拔高了中国文人社会地位的同时，又低估了中国一直以来的革命意识形态对文人定位的实际效力。尽管十九世纪法国“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但昔日法国这种现象的背景，却是先前的启蒙运动为法国文人所奠定的政府也无法打压的社会历史地位。因此，如果什么人把今日中国的革命味道判定为中国文人的“口臭”，那么，这就如同设定“敌对势力”的意图一样，无非是要为实际促进了革命的责任方推卸历史责任而已。
对于今天的中国文人来说，可以“忽悠”起全民进行革命的社会政治地位全然不存在。中国当下的革命味道，多半来自革命政党的“顶层示范”。至今为止，遍览官方准许出版的中国近代与现代史，全部都是宏大的革命叙事。成功革命，革命成功，这是现行政权合法性的主要依据。即使是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那也是被用来衬托共产党所进行的成功革命。正是在这种革命的宏大叙事中，中国所有的成功都源自革命，中国所有的成就都归结为革命。正是在这种革命叙事的语境中，许多中国人笃信，快捷而彻底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共产党所示范的成功革命。
“毛主席领导人民闹革命”，这是中国革命叙事中的一个定式用语。可以说，只要这个叙事结构坚挺依然，毛泽东就依然会被充当这个结构的“顶梁柱”。由此，“人民”对“闹”“革命”的憧憬，就一定会使社会弥漫着浓烈的革命味道。尤其是在革命的替代品——改革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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