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莫言的选择

莫言被记者和公知们一再催逼着对中国言论自由问题表态，结果受自己的选择、顾虑、勇气和知识面的局限，说了些胡话，再加上一些人的故意曲解，引起众多的非议甚至辱骂。在这些催逼者看来，莫言必须对言论自由问题（包括刘晓波问题）表态，必须在政府的走狗、沉默的孬种和抗议者中做出三者择一的选择。

不许不说话比不许说话更专横。资格论在莫言问题上也不适用，一个战士并没有资格要求农民像他那样勇敢。政论家无论自己多么勇敢没理由强求莫言回答尖锐的政治问题，就像作家不能因为政论家写的小说不好就大骂他无耻下流。

其实莫言要做的选择是很多的。只谈自己的经历和作品，对其他问题保持沉默，未必就是孬种。

第一，选择继续留在体制内还是走到体制外，虽然总体上可以说体制外的人依赖性少些、道德勇气多些，但是对于已经在体制内取得了一定位置的人而言，逞匹夫之勇放弃体制内发挥作用的机会未必都是明智的，未必能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具体到个人头上，甚至都不能说体制外的某人就一定比体制内的某人更富道德勇气，也许只是运气不佳或应对失当被赶到了体制外。

第二，是通过文学创作表达自己的看法，还是直接发表政见。对于莫言来说，显然是前者更加轻车熟路，更有兴趣，更有天赋，也更不容易出现知识性错误。由于直接发表政见可能导致创作的发表在国内被封杀，至少对于一向谨慎的莫言而言，这一选择也成了二者择一的选择，而且这一选择的结果会影响到第一个选择。

第三，即使莫言愿意直接发表政见，他是对于言论自由发表政见呢，还是对于生育自由发表政见呢？莫言是在盲人出逃和安康堕胎之后获奖的，他的作品《蛙》中对于计生暴行的揭露是引人注目的。他就生育问题发表政见显然更有基础，也更不辜负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的一片苦心。生育自由问题涉及到每年数以百万计的胎儿的生命，涉及到数以亿计的中国母亲的尊严，而关注生育自由问题的名人又远比关注言论自由问题的名人少。毫无疑问莫言如果就生育问题发表政见对中国社会变革的价值更大。尽管谈论言论自由和谈论生育自由并不矛盾，但是由于言论自由跟政治制度的关系更直接，惹恼了政府是有可能失去就生育问题发表看法的空间的。这也是我最近几年特别克制的原因。

每次我提到莫言小说揭露计生暴行和他在盲人出逃、安康堕胎背景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许多人都笑我自作多情。但是这次瑞典文学院对莫言的授奖词中指名提到的莫言的小说有3篇，其中跟计划生育有关的就有2篇。授奖词第4自然段说：

"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烧烤三岁童子肉。男童成为很难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为无人问津反而得以生存。这一讥讽的对象正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女婴被流产，规模之众多大天文数字：女孩不够好，都没人愿意吃她们。莫言就此话题还写了一部完整的小说《蛙》。"（转引自张柠的网易微博，译者不详。另一部被指名提到的作品是《丰乳肥臀》。）

上述三个方面的公益考量已经足以使莫言选择对言论自由和刘晓波问题保持沉默。我估计莫言还有两个私益方面的顾虑。首先是莫言可能已经签下了版税几千万元的版权契约，如果得罪政府太狠（其实瑞典文学院给莫言的授奖词已经得罪中国政府不轻了），可能导致党国政府禁止莫言的出继续在国内出版，这样一来这几千万唾手可得的收入就泡汤了。几千万元啊，可以干很多事情的。请问那些辱骂莫言的人，换了你舍得冒失去的风险？第二，从媒体对于莫言家庭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出自一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跟糟糠之妻一起生活，很爱他的独生女儿（在北京一所学院教书）。这样一个人不可能不顾忌家人的处境和感受。跟政府过于对立显然会恶化家人的处境，降低家人的幸福感。

因此莫言对于自己不想回答的问题最好的选择就是沉默，可惜他未能坚守这一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