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一当选就获得了和平奖，习主席也应当获一个“实话奖“，因为我们的确正在开始一个“实话实说的时代”。
那么，怎样才能说实话呢？当然，首先要有说实话的勇气，尤其是在自我检讨方面要如此。令人吃惊的是，当我们讨论如何追究1960年饿死人的责任时，最流行的答案有这两种：“一，饿的确是饿了，但党员干部也挨饿了，所以党没有责任；二，饿死了一些人，但绝对没有四千万那么多，毛主席是主张人多力量大的，饿死人绝对不是他的本意，饿死人只是工作失误罢了”。
如何吸取历史教训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关键，这两种答案到底给了我们怎样的反思呢？不难发现这里面包含着两种人：一种是饿死的人，另种是统治那些饿死的人的人。这种观念下，统治者如果少吃了几顿红烧肉，也就抵消了所有责任，死人只是工作疏漏问题。看来，死人与死牲口都是个工作疏忽问题。
记得有一位美国记者当年暗访苏联乌克兰灾区，发现当时一户农民烟囱正冒着炊烟，这正是千里饥荒时代，炊烟吸引了他走入采访，结果看到锅里的竟是人腿骨。他极其愤怒，指责那煮人肉的农夫是畜生，没想到农夫回答：“我是畜生没错，所以我吃我儿子是无罪的”。这位记者后者在英文报纸上报道了这件事，标题是《到底谁是畜生？》。你猜指的是谁？斯大林？错了，他指的是美国，按他的意思，美国没有及时救助乌克兰人脱离苏维埃的残酷集体化运动。
读者也许会想，人家斯大林都不承担责任，你美国人为何犯贱承担这种罪责？美国人就是认这种死理，如果看见一个男人在路上暴打一个孩子，美国人如果不报警并马上救孩子，他的负罪感比打人的还重，因为美国人把孩子看成是一个抽象的“人类孩子”，而不是某个人的孩子；你饿死一个人就是犯了饿死“人类”的罪行。其实，中国法律也把杀一个人的罪等同于杀更多人的罪，因为杀人所犯的就是杀人罪，不会因为你杀两个人就有所不同。但是，中国也有另种流行说法：“杀一人偿命，杀万人当战犯，杀百万人当领袖，杀千万人当伟大领袖”。你认同那种？
那么美国是否真的对于60年中国饿死人有责任呢？笔者认为起码有间接责任。大家往往没有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
1958年1月，广东汕头报告了晚稻亩产3000斤。一个月后，这个记录就被贵州金沙县一季稻亩产3025斤打破了。入夏后，全国小麦“卫星”目不暇接，争相耀眼。6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称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继放出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之后，又放出亩产3530斤的“卫星”。对此，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写了一篇短文《粮食亩产会有多少？》6月16日刊于该报。他提出：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钱学森的短文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1958年8月4日、6日、9日，毛泽东先后到河北徐水、河南新乡、山东历城视察。他对群众干劲冲天放粮食亩产万斤、几万斤的“卫星”确信无疑。在徐水时，他还提出了粮食生产多了怎么办的问题。8月初，他在接待来华访问的赫鲁晓夫时，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说，自1949年解放以来，“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他甚至问赫鲁晓夫，苏联有没有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经验。
1958年10月27日，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毛泽东和钱学森有如下对话：
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钱学森同志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话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可是主席接着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是对的，现在的灌溉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丰产的主要经验，就是深耕、施肥和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一些有机物，才能长得多、长得壮。过去是浅耕粗收，广种薄收，现在要求深耕细作，少种多收。这样可以省人工、省肥料、省水利。多下来的土地可以绿化，可以休闲，可以搞工厂。”
得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认可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大力推介后，大科学家钱学森的这篇短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58年11月21－27日召开武昌会议时，“大跃进”初期的狂热已过，乱象和问题出现不少，中央开始降温。在会议初始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找秘书李锐谈话。在谈到粮食“放卫星”问题时，李锐特地问毛泽东：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毛泽东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发现原来那个从美国回来的爱国科学家竟然是如此谬论的原创人，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选择提出谬论的时机与对象是否出于某种阴谋。只是因为他领导过中国火箭工程，这段历史便被掩盖起来了。按照美国科学论证方法，一个理论的成立必须经过实验与数据统计分析比较，还要通过多方认证，但为何这个重大理论出台竟如此“顺理成章”？这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科学家说谎是为了附和毛泽东还是有意误导他？
如果从一般中国权力心理规律看，下级附和并主动超越领袖主张是一种行为规律，领袖说一他就干十，这样一来，错了有领袖兜着，自己依然赚个“忠心”印象，对了那便成为了所有领袖部下的榜样，飞黄腾达。可怕的是，美国培养的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那么他这么做就必然另有理由了。根据美国历史资料，美国当时一直在期待中国试爆原子弹成功（美国深知中国原子弹不具备威胁美国的能力），因为那样毛泽东就会与苏联彻底分道扬镳，双方会不顾一切争夺共产国际领导权，很可能造成两败俱伤，届时美国便可用软实力制服两国。果然，一九六四年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了，共产国际也就筹终正寝了，这也有这位科学家的一份功劳。
当我们读历史时，千万不要被表面东西所蒙蔽。
——作者搜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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