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实体，中国的崛起似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跟中国经济实力相比，中国外交却显得极不适应——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外交就象周旋于名媛如云佳丽如雨的社交场所中一个暴发户的女儿，虽然浓妆艳抹珠光宝气，却举止失措动辄得咎：自己一脸无辜，别人却满眼鄙夷！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先是和日本因为战争赔偿问题闹得不欢而散。接着又因为美国和北约为了科索沃对南斯拉夫实施轰炸误炸中国大使馆而与美国闹僵，再遇上空军英雄王海和美国情报飞机的冲撞事件，双方为了“对不起”和“抱歉”一词的使用争执了很长的时间。后来，抓住2008奥运和2010 世博的机会，中国极力向世界示好，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担心引火烧身，对于全球引发的一波又一波民主化潮流，一直采取所谓“韬光养晦”被动式外交策略，以“不干涉内政”为由回避全球主流价值观的强力冲击，凸显了中国官方设定的“和平与发展”国际大趋势与全球性的民主转型浪潮格格不入。这之后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外交现象：曾跟中国保持密切友好的国家，凡是经历过民主转型后，这些国家的新政权对中国的态度一直不冷不热，即使慑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势力和联合国的否决权，但是，双边关系往往若即若离或貌合神离。
总之，中国最近的外交邦交很多，但是盟友很少。利益很多，但是保护很少。生意很多，但是朋友很少。可以说，中国外交给人的是一种青涩感，不成熟感——显然这跟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又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地位是不相称也不应该的。中国外交所以会出现这种“青涩”状况，原因当然很多。
就历史而言，因为五十年代，我们实行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自绝于国际主流社会；六七十年的，又向世界各国“输出革命”，成为世界各国听而生惧的麻烦制造者……如此这般，使得中国外交一向以强悍暴力和唯我独尊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其结果当然是人人敬而远之，外交之乏善可陈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与此相应的，就是中国外交人才严重缺乏。中国外交队伍长期以来被翻译们垄断和把持，由于他们外语专业教育和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的特殊背景，中国外交人事整体面貌严重营养不良加之连年近亲繁殖，一些外交要员缺乏国家意识、民族自信和气节，缺少战略头脑和实际工作的能力，甚至对国情知之甚少。这种“翻译等于外交家”的专业用人模式，直接导致中国外交界严重短缺能够代表国家利益的领军政治人才，中国的外交人格被“翻译外交”彻底扭曲了，让别人不误判中国意图就很困难。就最近的钓鱼岛问题而言，据日本传媒报导，一位中国前国务委员，前外交部长在与到访的日方人士进餐前透露，“中方领导人曾直接向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表示反对日本政府收购钓鱼岛，但日本政府不顾劝告，随后便将钓鱼岛收归国有，令中方颜面扫地”。这位前外长是要告诉日本人，中国人的钓鱼岛之争只是面子之争吗？这样的中国外交怎么能不让“日本政府误判了中国政府维护主权的决心”。这位日语专业毕业，常年从事对日外交的“日本通”是这样解读钓鱼岛之争的，“究其源头，则是日本国内一些人和势力不愿看到中日关系顺利发展，企图利用钓鱼岛问题挑起两国民意对立，达到捞取个人政治资本、破坏中日关系目的”。中国外交部的日本问题权威向中央提供的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只不过是“达到捞取个人政治资本”，而帮助日本掩盖长期以来有目的有步骤地军国化这一普通百姓都能看到的事实，导致中国外交部严重误判形势，忽视日本政府购岛的恶性意图还在积极准备庆祝中日建交40周年，给日本发出错误信号。双方的误判，使得在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对中国相当不利时空环境下，中了美国的圈套，钓鱼岛问题提前引爆。钓鱼岛问题走到今天中日两败俱伤，让美国人坐山观虎斗的局面，是中国外交无战略无规划，总是让别人牵着鼻子走的又一次重大失误。
当然，造成中国外交“青涩”的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中国外交囿于传统意识形态，拒绝普世价值。 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走了这样一个过程：最先是对发达国家的资本感兴趣，引进资本；可是，随着资本的进入，必然导致资本拥有者资本家的进入——外国企业家、经营者、商人、老板很快随着资本的进入而涌向中国；资本家的来临又必然导致附着在这些资本家身上的文化、价值、理念乃至法律道德的长驱直入……很显然，这些东西的集中体现，就是在中国也必须接受流行于当今世界主流国家的“普世价值”。然而，因为不彻底的改革，在国际交往中以我为主不受规矩的痼疾依然存在。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后，这种趋势有所增强。这集中体现在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国际奉行的“规矩”）还是“中国模式”的争论上。“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由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外交路径、国家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的本质是对普世价值的拒绝。其实，这也是“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的一个体现：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内政上以甚么价值观去治国理政，话事权在执政党领导层；但地球上并非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存在，联合国会员国有一百九十多个，当中一百七十多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平等为核心的普世价值之所谓“普世”，正是由于其得到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奉为圭臬，而对抗普世价值的独裁者包括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等，一个个受到了历史的惩罚。正是对普世价值认同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背景下，中国外交在与“地球村”其他成员交往中如何对待普世价值，是拥抱它还是站在它的对立面，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处理得好，可以融入国际社会，有利于和平发展主流；处理不当，被国际社会视为“另类”，“道不同，不相为谋”，就会自外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比如，在中国与国外关于人权与主权的争论上，中国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是国际法基本准则，多次要求与欧美尊重相互核心利益，然而西方国家对此似乎另有看法：美国独立宣言及法国人权宣言被视为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人权宣言，人权是它们的立国之本。按美欧的标准，中国人权状况远未达到它们的预期。尽管尊重他国主权是国际法原则，但卡扎菲、巴沙尔之流剥夺了人民的人权，因而不再合法，将其推翻，理所当然。中国与西方在此问题上的严重对立，必然要在联合国有关决议的投票中反映出来。凡此种种，导致了在诺干国际问题上中国的孤立地位。中国的本意是不让以人权等原因干涉、特别是武装干涉他国内政成为一种国际惯例。但不幸的是，在近期的每一次联合国投票中，中国总是遇到诸如卡扎菲及巴沙尔这样在国际上声名狼藉的政府，因而必然导致与众多国家对立的局面。此外，在有些问题上，中国有持双重标准的嫌疑。北京奥运期间，当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这个主权国家时，中国非但没有对其谴责，反而实际持支持立场。只是在应俄罗斯要求承认南奥塞梯独立时，中国才出于自身利益，予以拒绝。这恰恰反映了中国外交的不一致性。 事实上，诸如自由、民主、法治的普世价值产生于西方，但其基础却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合乎人类共同人性演绎的要求，从本质上来说不存在东西方差异。只要我们走市场经济之路，愿意走向经济发达，自由平等和法治就会从隐性价值变为显性的价值，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因此，自由平等和法治能成为普世价值。有些人排斥普世价值，维护中国的人治价值，但问题的关键是经济的发达能跟唯我独尊的人治政治文化兼容吗？不仅理论上没有依据，而且也没有事实的验证，台湾、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经济都曾强势过，但他们不都民主自由和法治了吗？难道中国大陆就能创造历史的例外？可以说，这只是一个毫无根据的愿望，除非中国不想走向经济发达，继续人治下去并陷入动荡之中。有人说，再过二十年，中国的实力与美国就可以决出胜负，那时中国文化价值的胜利就可以明确了。但是，如果再过二十年能决出胜负和明确的话，那肯定是普世价值的胜利，当然也是中国的胜利。
总之，过去20年，中国外交正逢经济全球化。然而，当中国试图迎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时，又正逢“政治民主化”的浪潮，还有政治本土化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中国外交在面临既有地缘政治挑战的同时，还将面临政治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挑战，还将面临中国官方价值观与全球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挑战，因而，中国外交会出现种种异象，并引发一系列的、一波又一波的海外公关风险。解决之道无他，全面与世界接轨而已——我们不仅要在生产、科技等“硬实力”上与国外接轨，还要在制度、文化、法律、道德等软实力上也与之接轨，只有这样，我们的外交才能摆脱青涩状况，真正走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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