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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卫平 |
崔卫平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11月27日
2012年10月4日晚，《共识网》率先发布了一份联署声明《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这是由大陆民间发起，台湾、香港和全球各地朋友们跟进的呼吁书。呼吁书同时还有一个简短的说明：表达对于国家主权的看法，是我们的意愿。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行使对于国家主权的发言权，参与表达对于国家主权及相关事务的意见，才能体现自身主人公的身份，释放出“主权在民”的这个精神实质；同时，只有运用我们的理性，才能担当此责任。
呼吁书本身及这个说明，释放了对许多人来说感到不习惯的立场，它们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既站在坚持国家主权一边，又批评了政府限制经济文化交流及反日游行街头骚乱的做法。用一般人们的话来说，是两头不讨好。但这样做正是我们的出发点。现实本身即是矛盾体，生活在现实之中，便是生活在矛盾之中；响应现实的要求，便是响应矛盾的要求。
回过头来看这些年出现的爱国风波，大多停留在两级激荡之间：一方面是街头的亢奋激烈，另一方面则是网络上的冷嘲热讽，指责其为狭隘民族主义。整个事件期间，许多人为此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去观察去议论，然而面对一时汹涌的表面，人们所产生的仅仅是应急性的反应，来不及深入思考，所发表的看法往往是仓促的。人们知道中国这个大地上许多基础设施，比如大桥或公路，因为一时赶工而沦为豆腐渣工程，我们也不能因为过于匆忙粗疏，而制造观念上精神上的豆腐渣工程。
发布《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呼吁声明期间，我正好读到了《国际先驱论坛导报》上阎连科先生撰写的文章《让理性成为社会的脊梁》，这么好的题目却不能第一时间在国内发表，令人深感遗憾。阎先生写道：“中国很大，中国众多的人每天都生活在焦虑之中，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说清，他们为什么焦虑、为谁而焦虑。这种焦虑，总是在煎熬中等待一个排泄的窗口和渠道”，这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也是一个体谅的理解。但是，在文章的结尾处说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文化、文学被冷落、泯灭时，面积还有意义吗？”我觉得不能认同。实际上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同样的现象中得出不同的结论，看上去相近的立场而又存在重大分歧，这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这份两岸朋友共同联署的《中日关系回归理性——我们的呼吁》也引起了较多争议，以及自从这次应钓鱼岛事件升级以来，便始终与周围的朋友产生争论。我希望有机会能够对于争论中的焦点予以回应，也一并回应阎连科先生。
不要羞辱他人
人们不可能事先准备好对于所有问题的现成答案，总是一边观察一边学习。尤其是有关国际事务，有关领土与国家主权，这次是有关对日关系，应该如何看待如何发言，一般人们不仅感到较少经验，甚至还会有一点抵触的感觉。
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在那篇《对沉默的解剖》(Anatomy of a Reticence)一文中，深入分析了这种抵触情绪——当西方的和平组织成员，跑到布拉格来寻求签名反对在北约部署导弹，没有想到东欧的人们包括勇敢的异见者，表现得如此沉默冷淡，仿佛遇到了一件带点滑稽的事情。因为他们“每天面对肆无忌惮的权力被弄得心力交瘁”，因为他们每时每刻体验着对于自身“毫无希望的感觉和没有意义的感情”。一个人平时实际上什么也不能做，感到被囚禁被钳制，他怎么可能想到要去关心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神秘的星际条约”？显然，这种消极逍遥的态度，并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逼仄的环境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和自由表达。
这肯定也是一种犬儒主义，没有什么特别称赞的。如果有其他人想要对于有关国际事务发表他们的看法，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哪怕这些看法尚属于不够成熟，尚嫌稚嫩。难道我们自己不正是这样，通过一步步的犯错和修正而走过来吗？
在出现街头打砸烧之前，“抵制日货”的口号和做法，率先变得触目。然而与此相关的另一条口号，在我看来也比较触目，即“抵制日货，先抵制蠢货”。在“蠢货”的表达中，有那么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有将“人”混同于“物”的嫌疑。“脑残的爱国者”、“爱国的SB”、“失心疯”、“弱智给人看”，类似表达的优越感从何而来？这种表达并没有让权力感到任何压力，而恰恰针对了那些与自己处境相近的人们，同样都是被剥夺者。让人担心的是，这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歧视，因为观点立场不同，就可以将对方看作“匪夷所思”，看作可以羞辱的对象，将他们视为在某些方面（智力）有缺陷的人们。以“残疾”为理由来批评不同意见的人们，肯定不是一个好的主意。
大街上出现游行队伍，想必是得到政府允许的。然而，由此出现了另外一种“以官方为中心”：凡是官方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官方反对的，我们就拥护。这并不是独立人格的体现，而是一种反应性人格，是被动的，应激性的，甚至是依附性的；是等待官方的意见，然后再作出自己相反的反应。
爱国没有风险，这也是一条重要的批评意见。在今天缺乏宽松的言论条件下，在有人因为言论而遭受牢狱之灾的情况下，勇气当然是需要鼓励的。然而，一个人自身具有勇气，这并不能令他居高临下，对他人采取鄙视的理由。他不能拿自身勇气的尺度，去要求和衡量他人。
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时期被剥夺，这种剥夺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方面，而且体现在掌握话语方面。应该说，游行队伍里的一些人们，举着一些辞不达意的标语，难道不可以去想想这是一些被剥夺得更为深重的人们吗？他们环境更为逼仄，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他们的视野更受限制。他们是在表达自己的某种诉求，也许表达得不够准确，缺少更多的话语资源。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特权社会，它就是一个充满歧视的社会。许多歧视和羞辱是由制度提供保障的。包括身份歧视、民族歧视、性别歧视、政治歧视、地域歧视等等，随处可见。可以说我们的社会是依靠各种歧视和无理剥夺才得以运行。一般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世界，同时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个世界存在的逻辑：因为自己受到歧视，觉得自己有理由去歧视别的人们。从自身被羞辱当中，发展出一种急切地想要羞辱他人的愿望和冲动。
如何处理不同立场观点的区别，越来越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在网络上，人们自己闯出来的言路越来越宽，不仅是对于政府的批评，而且互相之间的分歧也日渐呈现，有了意见也就有了意见冲突。本来是站在同一阵营中的人们，很可能因为某件事情而立场相反。本来对于不同意见可以绕着走，后来发现根本绕不过去。网络的匿名性，则使得恶言恶语容易缺乏约束和太过任性，影响了不同意见之间的交流对话，妨碍了创造不同意见并肩共存的空间。现实中的暴力往往从语言暴力开始。
有人提到了义和团，提到了文革。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历史记忆，正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当下现象，建立必要的警觉。然而，任何比喻都有其局限性的一面。9月中旬在中国一些城市发生的骚乱，只是局部性的，不需要太过夸张。需要相信这些年来中国已经走过的道路，相信中国民众在几十年的生活中已经培养出来的理性和某些免疫力。这就像日本曾经发生过军国主义当道，在今天也不乏右翼种种，但是一定要说这个国家正在回到军国主义，或者正在出现这样的势头，那么则是以偏概全，不能表达日本社会战后走过来的道路。
在赋予“文革”、“义和团”理解背后，所谓“暴徒”的形象呼之欲出。有消息说在一个城市被抓的实施打砸抢的游行人员中，许多人不知道钓鱼岛的地理位置。他们狂暴行为的动机显然是杂芜的。谁知道这些人做这些事情，头脑里到底想的什么？或者根本就什么也没有想。什么原因让他们心灵和头脑空空荡荡？让他们那么容易失去理智？
同样，另一方又拿“公知”当一个羞辱性的词汇，不分缘由地抱着一种极度不信任的态度，也是一种倾斜的心态。你认为已经发言的人们做得不够好，你可以做得更好，把话说得更透彻，道理讲得更恰当，开展和平的话语竞赛或话语权的争夺，而不是仅仅在一旁讥笑嘲弄。
互相给予一些理解，而非一味谩骂，才对我们共同的家园富有意义。
“国”的疆界里有什么
发布《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期间，我在微博上写：“即使是官方允许释放的，即使出现了那么丑陋的表现，但是也不能抹杀所有人的爱国热情。将一切归结为官方背后操纵，认为人民仅仅是被动的棋子，不存在任何自发的可能空间，不承认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起点，无助于从实践中培养和呼吁公民的责任感及理性精神。”
其中出现的“爱国热情”和“自发的可能空间”，招致了许多批评。关于“爱国”这个问题，是应该面向社会做出正面回答。
国家的“国”这个字，四面是一个方框，首先意味这一个疆界。这个疆界具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否在自己的生活中，通过自己的经验，也能够感受到它呢？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故土”。一个人总是出生在某个地方，他的父母将他带到了这片土地上，在这片土地上将他养大成人，一般来说，他也会在这片土地上养育后代。而这个过程之所以延绵不绝，那是因为原来寸草不生的地方，已经被他的祖先捂热了。有一个地方，成了他的故土、故园、故乡。
即使存在许多限制，即使存在许多逼仄，但是透过灰霾的天空，在这里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我们有着太多有关亲人、亲情、朋友、友谊、爱的记忆，有着体验自身生长及与他人一道生长的经历，分享着与周围同胞许多共同的纽带：共同的教室和草场，共同的乡村、城市、街道与广场。在某些时刻，我们一起希冀，一起举杯和感到胜利，也一起体验失败、痛苦和绝望。再曲折的道路也是我们一起目击和经历的，在艰难的处境也是我们一起面对的，和需要继续面对的。这就使得我们互相之间有了更多辨识的可能，有了更多共同的纽带和默契。
如果要问我什么是“爱国”？那么我就要说这是人的一种基本感情。
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对于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丑陋行为，感到特别愤怒呢？怎么会觉得砸在同胞脚面上的石头，也落在了自己的脚趾上呢？怎么会去关心隔山隔海某个地方因拆迁自焚的人们，关心因网上发帖遭遇跨省追捕的人们，关心在生命线上挣扎的小贩？怎么会感到同胞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看到他们受罪觉得如同自己受罪？
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关心钓鱼岛的理由。从地理位置看，钓鱼岛离谁更近？台湾。小岛附近是台湾渔民们获取生计的地方。虽然是海域，也相当于被祖祖辈辈捂热的热土。岛屿附近生产鲣鱼，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十分有利于台湾渔民前往作业。渔民们为避风及修补渔具，曾经长期使用该岛。争论的根子仍然通往《马关条约》。无论如何，迟至战后1972年美军托管时期，苏澳、基隆渔民们前往打渔不断。风波起至美国将其私授给日本之后，传统渔民就经常遇到日本海上保安的取缔骚扰。我们一般人不熟悉“渔权”这个说法，正是台湾渔民率先提出了“要渔权，先要主权”的口号。这之后，才有新闻媒体、知识分子和台湾社会的跟进。
因此，钓鱼岛问题不能归结为“面积”问题，也不是“荒岛”（茅于轼先生语）；将其归结为石油，更是一个贪婪的说法。保卫钓鱼岛，是保卫人们自由和平的日常生活，是保卫当地人们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是为受到欺负的同胞站出来说话和声援，是争取一个有力的外部框架，使得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自主地生活。在这方面，大陆做得晚了，已经对不起台湾渔民了。莫言先生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评论钓鱼岛，说：“搁置争端，你把它放在那个地方是影响不了两国人民的睡眠和吃饭的，甚至这样可以让鱼类生活得更好一些”，也是一个缺少体谅的说法。
“共同体”不是人们容易联想到的“集体”或“集体生活”。“集体”泯灭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而“共同体”则召唤独立自由、富有个性的人们，召唤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和创造的人们。共同体是独立自由的人们平等的联合体。在这里，人们感到比在别的地方更加自由自在，更加能够理直气壮和挺起胸膛做人。他们喜欢说，“我不需要一个主人”，而不说“这是我的权利”，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主人。
“共同体”中成员不仅具有拥有一份独立生活的自豪，而且能够感受到共同体成员之间的那些纽带，关心共同体的利益，这称之为“共同利益”。不是为了让少数人所窃取，而是他们共同的福祉，即人人所能够得到的那一份保护。当然，这样一个共同体肯定也不是排外的。就像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才能理解另一个自由的人，共同体成员所奉行的自由原则，使得他们愿意去理解和接纳依照自己原则生活的其他人们，视他们为平等的伙伴和兄弟。
是的，眼下中国离这个目标很远，非常遥远，但是任何东西都不是静态的，在国家的疆界找“国”这个字的方框里面是什么，和能够有什么，全看我们怎么往里面放进去什么。国家的面貌和形象，取决于我们作为公民（主人）如何塑造她。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实际上，如今的人们，越来越体验到自己身上的力量，越来越参与这个社会走向正常轨道。在网上喊一嗓子，转发一个帖子，你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促使你这样做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显然不仅仅是出于个人利益。相反，在这种争取中许多人的个人利益，是遭到损失的。然而人们为什么原因这么做？是出于对于同胞的关切关爱，是对于共同家园的忧心忡忡，是对于这个民族未来的一份责任。
在今天，那些为了共同体内的自由去争取去抗争的人们，为了同胞不受欺凌而大声呼吁的人们，为了反抗独裁者反抗暴政而付出巨大代价的人们，为了听从自己良心的声音而不得不说话的人们，真正为这片土地的未来而着想的人们，才是爱国者。
爱国者不是唯唯诺诺的人，不是自甘为奴的人，更不是腐败者，不是压制和欺凌同胞的人，不是从自己同胞手里夺取土地和房屋的人，不是视人民为“蝼蚁”的人，甚至以爱国的名义投机谋取个人利益的那些人。这些人撕裂了共同体的纽带，破坏了共同体的精神和道德。
认为爱国会妨碍启蒙，主权的要求会压倒人权的要求，是许多人的忧虑。实际上，民族国家本身，正是现代性诉求的一部分。它的现代含义在于提供普遍而平等的成员身份，以“国民”、“公民”、“人民”取代“臣民”或“奴才”。当人们说起“公民”这个词，首先意味着他是某一个地方的公民，是在某个地方当“主人”，而不是任何地方。当然，起点上的东西，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东西；和平生活的条件，不能替换和平生活本身；共同的生活内容，不能代替个人生活的自由和选择，但是否有可能将它们并列起来，而不至于以一个压倒另外一个。
网络上也存在这样的反对声音：台湾的保钓，是民间发起，而在大陆，则是官方发动，意义不一样。是否可以这样说，不仅是做什么事情，还在于怎么去做。具体去做的纹理纹路，同意什么如何同意，反对什么如何反对，才镌刻和释放了具体的立场本身。如果你不同意官方及街头那样一种高调的做法，那么你可以就这个议题发展出自己理性、务实的表述，在晦涩混乱的时刻引入理性清晰的立场，重新塑造运动的新形象。
这才有了我们那份联署呼吁《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呼吁书的第八条写道：“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故土上生活、劳作，养育后代，参与社会事务及国家事务，拥有对于国家的主权，并拥有对于国家主权的一份发言权。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在政府处理主权事务时，需要倾听民众的意见，而不是把民众甩在身后”。
不能因为他人的罪行付出自身人性的代价
一些日本媒体来采访我，谈论关于联署呼吁书的始末，我也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请教日本民众对于其政府国有化钓鱼岛的看法。从中得出的印象是：日本民众大都不觉得国有化钓鱼岛是一个什么问题。如果最近的争端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关注，那么，他们主要关注在中国城市一些街头发生的骚乱。他们对于中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感到不解和恐惧。
“领土问题为什么要与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呢？”日媒记者替他们的民众不断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也让我越来越陷入了沉思。
两个国家民众的反应相差如此之大，对于事情轻重的理解完全不同，明显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当中。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仿佛刚刚从战争状态中走出来不久，对于日本人仍然抱有对待当年的侵略者那样一种心态。一位网友在我的微博上写道：“我二爷就是被日本兵挑死的，村里好多老人都被日本人虐待过，虽说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但提起日本人，都还恨得牙根痒痒，这种仇恨是永远无法释怀的。” 这种情绪很有代表性。
毫无疑问，日本方面首先要对这种怨气负起责任。就像我们在呼吁书的第二条中写道的：“不能否认，战后日本在承担历史责任方面，没有做到让周边国家的人们心悦诚服。在中国民间，始终存在许多积怨。首先需要面对这些积怨，然后寻找化解的途径。这一方面需要对于战争的过去有足够的认识，体现以德服人，另一方面，不能再制造新的争端，激发起本来就存在的怨气。”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发现了观察问题的另外一些视角，并希望以这个视角来补充我们此前的认知，这便是——在处理战争遗留方面，我们自身是否也存在着某些问题？是否有一些重要的必须去做的事情，我们自己没有去做？比如战后某些必要经历的阶段而我们没有经历，某些必要采取的措施我们没有采取？因此才让这种“对日怨气”，如同我们民族记忆和民族生活中积存的淤泥，始终没有面对，也始终没有得到疏通和释放。
我说过自己最早倡议建立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但是我没有说过，作为南京大学的学生，之所以提笔给当时的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写那封信，背后还有一个故事：我是从一位日本人那儿，第一次听说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一个新年晚会上，这位日本留学生用不熟练的汉语对我说：他本来以为作为一个日本人来南京，南京人会对他如何如何（他做了一个手势，两只手臂从空中落下，意思是将他揍扁），但是他发现南京人什么也没有做，为此他感到惊讶。我不记得他是否运用了“南京大屠杀”这个词，但是肯定他让我明白了这个意思。当时来中国的，多是左派学生。他讲述的这个情况，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那一年应该是1982年，报纸上突然登载了许多当年日军入侵的照片，普通平民在南京城里受辱受死的种种惨景，让人感到十分震惊。而同样感到震惊的是，此前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我在那份倡议信中写道：“我在此学习了四年多的南京城，曾经是日本侵略军进行杀人竞赛的场所！我所熟悉的街道，曾经布满了亲爱的同胞的尸体和鲜血。”
那些被沉埋地下的面庞，她们绝望的眼神，绝望的躯体，为什么多年被死死封存，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是哪些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们在受罪？是哪些母亲和女儿？哪些父亲和儿子？哪些祖父祖母和孙儿孙女？她们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到底经受了什么？事情是吃过午饭发生的，还是吃过晚饭？是在家门口还是在胡同的巷子里？她们身上哪里疼，哪里最疼？映入她们眼帘的最后一片树叶，是从哪一棵树上掉下来的？所有这些细节，对我们仿佛无足轻重，对她们却非常重要。那是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是他们与这个世界最后的联系，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最后消息。
我们没有把受害者作为主体来对待，没有将那些死去的人们，当作曾经是活生生的人，曾经与我们一道分享这个世界的人们。他们是如此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是在某个时刻，生命的钟摆突然停止。而后来的我们没有留出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开口，讲述他们的遭遇和感受。我们将他们仅仅当作被动的“数字”。
我们小时候对于战争的理解主要来自电影。电影冲突往往在“日本鬼子”与“英雄主义”之间展开。故事的主线当然放在战斗英雄一边，“日本鬼子”也只能是陪衬。既然是英雄赴死，那肯定是慷慨激昂的，是一曲正义压倒邪恶之歌。脍炙人口的《地道战》、《地雷战》，更是带点喜气洋洋的抗日战争胜利的凯歌。然而作为战争的受害者主体，那些深受伤害的人们的故事，仅仅是为了说明“日本鬼子”的邪恶，轻轻点过，而没有站到他们的角度、他们的要求与感受来看世界。这些人普普通通，未必当得了英雄，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进不了历史，但是难道因为此，他们就不被记载、不被关注？
今年六月份我在北京访问了一位法国学者石妮歌(Nicole Lapierre)。她是在法国出生的波兰裔犹太人，1970年代初作为受害波兰人的后代前往波兰老家，倾听前辈们讲述自己的受害经验。她对我说，西方国家也一样，战后人们将建设新国家和讲述战斗英雄的故事排在了第一位。作为受害者犹太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只是到了1962年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克曼的时候，有犹太人出席法庭作证词，开始启动了受害者本身的讲述，引发了以受害的犹太人为主的讲述历史的方式，尤其是那部著名的长达九个小时的纪录片《浩劫》(Shoah)。随着1985年这部电影的放映，“Shoah”这个词也开始流行，这个来自希伯来文的词汇，更加能够释放受难者的处境，表达他们的悲惨凄凉，不存在救赎的可能性。
说到底，在讲述方式的背后，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普通人的生命和价值，需要重视籍籍无名的人们所遭受的损失和痛苦，而不要被历史的英雄挡住了他们的身影和声音。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后来变成了一个无法验证的抽象数字，对于这种事情，我们自己的文化、自身的历史传统是要承担起责任来的。而政府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放弃战争赔偿的背后，是如何对待一个个普通百姓战争损失的问题，是如何记载他们的损失和痛苦感受的问题。仅仅是来自官方的一笔勾销，怎么能够不让怨气转入民间，转入地下而不能释放？
所有在大地上发生过的事情都不会轻易消失，即使再压抑，也仍然会通过某种方式顽强地释放。无数个人的细微遭遇，没有能够推动历史进步，但是却在我们的大地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也在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上，留下了看不见的深刻烙印。在某种意义上，那些冤死的鬼魂，就像我们身边的空气，不停地提示我们，拉扯我们的衣裳，向我们发出某种召唤。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在路上遇见一位漂亮阿姨，中等个头瓜子脸。右嘴角上长着一粒黑痣，但是她站在街上又唱又跳，大人们说，她是在12岁时遇见日本人被吓成那样，没有人为她的损失和生活负起责任。我的祖母裹小脚，曾祖母也是，“跑反”（指日本鬼子来了，老百姓得到消息之后，不等鬼子进村就跑了、躲了）需要过独木桥时，她们没有能力走过去，便贴在独木桥上运用四肢爬过去，而且，脸上还涂着锅底的黑灰，需要将自己弄得丑陋万分。童年时祖母是我心目中的仙女，她的讲述令我感到痛苦。
我们的联署是从一个理性的起点开始，后来我却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感性，越来越意识到在我自己身上，同样存在那场日本侵华战争的阴影，我自己也属于抱有对日怨气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之一，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一些沉睡的东西在我自己身上苏醒，许多破碎的故事在我喉咙口拥挤，挣扎着想要跑出来。在微博上我写道，本来是想来解决问题的，结果发现我自己正是问题本身的一部分。
当我们继承战争遗产，也同时继承了一个无主体的位置，即不发声的位置，被忽视的位置，被动的位置。说到底，是不需要让人体验到需要自己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那个无力位置。无边的愤怒从哪里来？从沉默中来，从不被开口中来。对于今天的许多人们来说，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危机，但是天生继承了这样一种无边的沉默，被压制的痛苦。它像一种野性的东西，在我们身上疯长。而如果再加上别的问题找不到出口，那么它就变得更加野性和狂乱。
接下来的问题来了。假如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在潜意识的某些地方，有着这样一些阴影，一些被钳子夹住的部分，那么是否可以开始面对它们？并决定着手处理它们？如果我们不是想要继续生活在这种被隔离被排除的无语状态，不想成为怨气的囚徒和仇恨的奴隶，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动手想一些办法，让自己得到某种能够释放和解放？难道我们一定要让这份不幸的愤怒，原封不动传给我们的后人，让她们也世世代代生活在怨恨当中不能自拔？
阎连科先生在《让理性成为社会的脊梁》提到，“让政治归政治，让文化归文化”，“文化与文学是人类存在的最为深层的根须”，难道人的心灵（那些淤积的东西）不也正是文化与文学特别关心的吗？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自己，包括让死者开口，不也是文化的使命吗？他们的生命是无法赔偿了，但是可以记住他们，在内心里来容纳死者，用心灵的方式祭奠她们，我们自己的心灵也可能变得宽广和得到疏通。
这样说，不等于说文化万能，更不等于单方面（从主观方面）来解决问题。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在解决钓鱼岛争端问题上，所有那些该做的事情继续照做，而且还要做得更好——军事的、外交的、各种民间途径的交流对话，包括在战争认错和道歉问题上，对于日本需要继续施加道德压力。但是，作为文化也好或者公民社会也好，需要想出许多聪明的办法，运用智慧来面对我们曾经遭遇的民族伤害，包括提供更多讲述和倾听的空间，让民众心理淤积得到缓释和限制。
从受害者主体这个角度，我们还应该想到，假如我们同胞之间互相不尊重，不去考虑对方的感受，怎么指望别人尊重你和考虑你的感受呢？假如我们互相之间不存在互相珍视和倾听，如何能指望别人来倾听和珍视我们？如果我们想要促进政府来尊重和倾听民众，那么也要建立民众之间的互相尊重和珍视的社会基础。这就又回到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中去： 互相理解，尊重不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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