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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8日星期日

纽约时报:中国领导遴选重关系

黄安伟 报道 2012年11月19日


Peter Parks/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上周四,上海地铁一辆列车内,显示屏幕上是新产生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讲话的画面。

北京――在一定程度上,前几天刚刚任命的中国新任领导们的背景,与他们在亮相仪式上穿的深色西服、戴的红色领带一样千篇一律。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七个男人,通过自己的家庭或工作关系网,都与以前的党内高级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们在职业生涯中极少表现出远见卓识或主动性。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八十多岁的前总书记江泽民的盟友或门生。

共产党及其追随者喜欢吹嘘党内的晋升制度是选贤任能的精英管理体制,它产生出来的领导人,比成熟的民主制度通过喧嚣的竞选和党派斗争所产生的,更适于治理国家。然而批评者(包括一些党内人士)说,中国挑选领导人的秘密过程以个人关系网为基础,实际上产生了一个庸人治国的伪精英管理体制。

在他们政治生涯的上升期,那些较少采取大胆政策,而把自己的精力用于在宴会上与领导畅饮交谈、或者搞面子工程讨好领导的人,似乎有更大的可能性升到党内最高层的近400个位置上,在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谋得一个席位。最近对领导人背景作出的学术研究和分析指出,上升到最高层的关键因素,不是单纯的才能,而是政治关照和家庭关系。

即使在党内精英中,人们也对这种体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如它能否挑选出最有能力人,来应对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包括经济增长放慢、环境恶化,以及不断加剧的社会不稳定。最近的一系列丑闻,以及最高领导人的家庭成员拥有数十亿美元投资的内情曝光,使人们对政治关照的作用给予了更大的关注。

周五在北京的一个讨论会上,曾任毛泽东秘书的退休官员李锐说,他曾经敦促党内领导要勇于寻求改变现有的官员任命和监督制度,他警告说,否则会有更多与今年导致薄熙来倒台类似的破坏性丑闻出现,薄熙来曾经大权在握,他在党内快速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党内八大元老之一。

他说,"我们的现有体制制造了薄熙来事件。"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李成在9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政治体制是一个"领导人软弱、派系强大"的体制,这个体制深受"挑选领导过程中任人唯亲和关照/附庸关系"的影响。原美国国务院官员谢淑丽教授(Susan L. Shirk)周四在亚洲协会网上刊物《中参馆》(ChinaFile)发文写道,"关照是中国精英政治中的通行货币。"

虽然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有些著名的政治家族无疑也曾连续几代行使权力,比如肯尼迪家族或布什家族,但是根深蒂固的家族以及元老的影响在中国正变得尤其引人注意。所谓的"太子党"势力越来越大,这无疑表明家庭背景在向权力阶层上升的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太子党"指与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有血缘或婚姻关系的人。新任政治局常委中有四位来自红色贵族家庭,包括习近平。其中,王岐山看来喜欢戴蓝色领带,他通过婚姻进入了红色贵族的行列。

维权律师浦志强说,"习近平本人能当权不是因为他有杰出的政治成就",他接下来说,他认为新的领导层"相当平庸"。

与家庭关系,以及表现对党的忠诚一样重要的,是与中国最高领导人培养关系的能力。常委会中有五位常委都被认为是2002年卸任的总书记江泽民的盟友,另外两位与江泽民的继任人和竞争对手胡锦涛关系密切。至少一位常委,俞正声,还与邓小平的家族密切结盟,作为中国最高领袖的邓小平指定了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接班人。

江泽民是今年常委会形成七人格局的主要力量。过去的忠实门生这次得到常委席位的奖励,击败了几位候选人,包括被人们认为更有能力或者更具魅力的汪洋和李源潮。

清华大学的政治学者张小劲说,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做了很多事,他很聪明。但是如果你做了很多事的话,你就难免出问题。"

党的统治阶层也有辩护者。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援引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的话说,新的领导人"思想不僵化、不保守"。不过其他分析人士说,这些平均年龄63岁的常委们,其中绝大多数之所以获得常委席位,正是因为他们平庸,因为这个体制已经打掉了那些表现过于突出的政治人物。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的中国政治学者包子岳说,"按照精英管理体制的正常逻辑,谁表现好,就应该挑选谁。但中国政治的逻辑是逆向淘汰。"他补充说,"如果A比B好,那么A应该被淘汰"。

这种反精英管理体制的逻辑甚至在分配职责上也体现出来。许多政治知情人士说,七位常委中,王岐山在金融行业有多年经验,应该说最有能力承担中国经济日常管理责任。然而,这些知情人士说,王岐山被推到一边,担任了负责反腐败的中央纪委书记。因为在党内最高领导中排名第二的李克强将继任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总理对经济负有全面责任,其他领导人担心,与满怀自信的王岐山分享经济大权可能会引起摩擦。

1989年学运期间被撤职的总书记赵紫阳的顾问之一吴稼祥说,"这有点荒诞,显示了权力游戏能扭曲制度安排。"

虽然李克强受过很好的教育,但他在主管省级工作期间并没有突出的表现。实际上,他当河南省委书记时,曾负责努力掩盖中国最严重的卫生丑闻之一。然而,通过悉心培育与胡锦涛的关系,李克强机敏地爬上了政治阶梯。与其他出身低微又雄心勃勃的官员一样,他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期间,与胡锦涛建立起了提携关照的联系。

一位原共青团官员说,"在中国,如果我提拔你,那么在主要问题上你就要听我的。我自己就看到过这样的事情。现在人们做决定不管原则或理想,只管是不是对自己的老板有利。"

理论上,共产党有一套基于政绩的考核评价系统,来判断哪些干部符合提拔的标准。标准包括经济增长目标、消除潜在的抗议,以及控制管辖区域内的人口增长。然而,三位学者做的一项研究发现,提携关照关系比政绩考核更重要。最令人吃惊的是,在官员升迁中,即使是完成经济增长目标,重要性也远不如关照/附庸关系。这项研究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月号上。文章的作者写道,干部管理机构"提拔上级领导的追随者们",而且"(经济)增长业绩和党内排名没有关联,但是派系关系与党内排名有很强的关联。"

汉族男性在党内高层中占压倒性多数,这也使不论性别、民族或家庭背景如何,优秀者都会脱颖而出的说法大打折扣。虽然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205名正式委员中,女性只占5%,但是有25名委员的政治局的确让女性的代表翻了一番:女性委员从一名增加到了两名。


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对本文有报道贡献,Amy Qin 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Cindy Hao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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