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區最大的現實問題是藏人精神上的痛苦，是藏人不愿意永遠過這種失去自由與尊嚴的被統治的生活，藏人要求的是讓達賴喇嘛回到西藏，做他們的精神領袖，使得他們能夠保持和發展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大而空的高層“涉藏”會議
據中國官方媒體報道，10月19日，政治局常委賈慶林主持召開了一個重要會議，參加者有統戰部長令計劃，公安部長孟建柱等， 以及“中央有關部門和西藏、四川、云南、甘肅、青海五省區黨委負責同志”。 這顯然是一個對西藏問題定調和布置執行的高層會議。這次會議很可能決定了中國政府今后的對藏方針和計劃，並將在諸多方面影響六百萬藏人的生活和遭遇。然而，通篇報道是用中共特有的詞匯和行文方式撰寫的，大得不能再大，空得不能再空，讀后你不可能琢磨出，中國政府今后到底想在藏區做些什么。讀者從報道中能夠得到的印象是，中共不愿承認近年來對藏政策的錯誤，指望繼續原有的思路，依靠和動用更多的物質力量和行政能力，在今后的若干年里強力擺平西藏問題。
這次高層“涉藏”會議，无疑与最近兩年中藏人的自焚抗議有關。迄今已有60多名藏人以自焚這樣慘烈的方式抗議，使中國政府備受國際國內的壓力。涉藏單位不得不回答為什么有那么多藏人，特別是年輕的藏人自焚，可是又不愿或不敢承認藏區存在的問題，不敢面對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自焚藏人或留下遺言，或在烈焰中呼喊的，是要達賴喇嘛回到西藏。藏區最大的現實問題是藏人精神上的痛苦，是藏人不愿意永遠過這種失去自由與尊嚴的被統治的生活，藏人要求的是讓達賴喇嘛回到西藏，做他們的精神領袖，使得他們能夠保持和發展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可是中共的唯物主義者們，硬著頭皮不看這些，堅持用共產黨人的意識形態來看待和解釋藏區的問題，最終總是歸結到“階級斗爭”這個共產黨人最熱衷的思路上，再加上鄧小平提倡的實用主義哲學，以為只要把被統治者的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了，自然就會太平無事。這次高層涉藏會議，就處處流露出這樣的指導思想，所謂涉藏工作，一是“斗爭”，二是“民生”，加起來只有一個目的，就叫“維穩”。一個高層涉藏會議，官方報道里通篇竟沒有一處提到“民族”，沒有一字言及“自治”。這些最高領導眼睛里，根本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己的民族區域自治法，這算什么涉藏政策？
中共強烈焦慮感溢于言表
從報道中可見，盡管中共高層仍然顯示強硬姿態，但並非對藏區的嚴重狀態毫無察覺。在強硬姿態下已經顯示出，高層對這種強硬政策的未來效果并不信心滿滿，于是出現了一些微妙的提法。“始終把涉藏工作擺在黨和國家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為什么？這等于承認，藏區是有問題的。“必須牢牢把握涉藏工作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這是指什么？這其實說明，藏區有一些情況，中共高層自己也看不懂，不明白，無法解釋，或者不敢公開說清楚，只能找一個詞匯來指稱這些現象，即所謂“特殊矛盾”。“必須在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中做好涉藏工作，實現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良性互動”，更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說法，何謂“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二者又能怎樣良性互動？ 此話說得明白一點，就是說中國政府在藏區的政策造成了一系列嚴重問題，雖然中國政府有力量繼續維持藏區的統治（此謂國內大局），但是國際上對于藏區的人權問題壓力越來越大，藏區的問題直指中國政府在藏區的統治合法性，并且將質疑極權統治在全國的合法性（此謂國際大局）。對此有什么辦法呢？ 這次涉藏會議報道中用的詞匯流露出高層的強烈焦慮感，“不斷夯實推進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的各項基礎”，之所以用了“夯實”這個動作性極強的詞，是因為“西藏和四省藏區實現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正處于關鍵時期，對達賴集團斗爭也處于關鍵時期”，而“跨越式發展”的提法，反映了高層涉藏的焦慮和下意識里渴望擺脫現實困境的渴望。這樣的認知說明，這次重要的高層涉藏會議仍然看不到藏區問題的真相和實質，對藏政策仍然走在錯誤的道路上。
祸根在斯大林民族和宗教思想
其實，國內和國際早就知道，中共治理藏區的政策是有嚴重問題的。漢藏關系史上，歷朝歷代都沒有發生過今天的藏區如此可悲的狀況。這種狀況顯然和中共的“治藏”理念有關。中共的對藏方針，以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為基礎，認為民族和宗教是一種歷史性范疇，是會隨著歷史的進步而消失的，而“革命”就是要促進它們的消失。這種意識形態，拷貝自斯大林。以此為指導，中共在藏區的斗爭理念，也拷貝自斯大林。半個多世紀以來，藏區的一切人為災難，都是源于中共的“斗爭哲學”。藐視人類的精神，過分相信物質的力量，過分迷信斗爭，以為勝利就自然解決了一切問題，仍然是中共高層“涉藏”認知上的誤區。從這次高層涉藏會議的報道， 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在西藏問題上，中共和中國政府必須承認以往的錯誤，面對現實。藏區的問題，是不可能用物質的暴力來解決的，永遠也不可能。只有認識到這一點，對藏方針才會有新思維。不愿面對現實，就不會有未來。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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