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致荣剑
荣剑：
等了八天，只等来几句中转而来的手机短信。以如此方式转致歉意，却不公开澄清在清华讲堂广泛传播的影响，这是不够诚意的。
本也想到此为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在这些天内，一些网刊、网文已经在转发或引述你从萧功秦处听来，并在清华放大的那段话（注）。转发引述者都是善意，但毕竟是以讹传讹，却不见你与始作俑者澄清。看来只能由我这个被动者公开作答，略作说明？
2012当属多事之秋，我也在思考并回答“革命还是改革”这一问题。此前我批判法国革命，但从未赞成过李泽厚笼而统之“告别革命”，并著文批评过李泽厚这一观点。海内外一直有人将二者混为一谈，我也懒得理会。在史学层面，我始终反对法、俄“大革命”，赞成仅限于政治层面的“小革命”，如英国的光荣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在现实层面，今年以来危机四伏，山雨欲来，我一直在倡言改革，只有重启改革，才有可能化解革命；若为利益集团挟持，冥顽不化，则很可能发生革命。至于知识界借辛亥百年讨论革命与改良，我认为既不能人为制造革命，也不要制造革命恐怖论；后者与辛亥史实不符，也与今日“稳定压倒一切”合流，为利益集团挟持社会拒绝改革所用。总之，改革不到最后死绝，不轻言放弃，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即使革命不幸发生，是好是坏谁也无法预测，只能尽人事以令天择，争取限制其“小”，为社会少付代价，而不能扩展向“大”，玉石俱焚。
这里不存在萧功秦所传“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革命的结果未必就那样坏”主观期待。以讹传讹，却以萧功秦此句流言始。咨询萧功秦提供的旁证人，当时是萧开始议论，先说“老朱变得很激进”，然后才有此“引语”，荣剑接过去加码，一变而为“革命的必然性”乃至“必要性”，并拿到清华讲演去放大。
我与萧功秦因重庆模式发生分歧，已经有一年多不接触。2011年春，“唱红打黑”如日中天，上海某方组织重庆模式研讨会，场面盛大，鱼龙混杂，称“东有日出，西有日出”，长江上、下游两个“日出”应相互辉映。我见萧功秦也在出席者名录，为尽友道，曾打电话给萧，劝他以后不要再参加此类会议，无论说什么，都可能被人利用。不料话未说完即遭粗暴打断，恼羞成怒，称我欲作“清流”。经此一事，再不闻问，即使看到他后来被邀去重庆，以及重庆归来答记者问，其中关于我的那段说法既不准确，也有失厚道，未作理会。
今年三月一日，有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官员召集知识界座谈，说北京有调研组来沪征求对十八大及政改意见。平时开会能不去则不去，能不言则不言，此次既闻政改与否，倒觉得不说白不说，而且应该说在前头，勿谓言之不预。那一次是我破例抢先开头，只是想打破禁忌，把后面的发言口径尽可能打开打宽，其他人才好接着说。我举耀邦当年平反冤假错案，以剥离前任“负资产”始，才迎来80年代改革局面；请当局以耀邦为垂范，继续剥离“负资产”，包括耀邦本人蒙受的冤案以及学生、知识界遭受的迫害，都应该平反。否则，谈不上政改，也谈不上取信于人，与民更始。提有三点：
一， 必须为“六四”受难者平反；
二， 必须为法轮功一案伤及底层无辜平反；
三， 必须为重庆“唱红打黑”蒙冤入狱者平反，并追究薄熙来罪责。（当时王立军事发，薄熙来还在重庆执政）。
这一天萧功秦亦在座，他也确实接着讲，不同意我的意见，为重庆模式能解决民生问题辩护。这是最近一年我们两人唯一一次交集，发言皆有官方记录可验。因上述不愉快，已不愿与其争论，各讲各，讲完即走。但我并不认为上述意见有什么了不得，也没有什么“激进”，只不过是守一条底线。知识界多少年多少人皆有同感，我只是当着官方面，打破这条官方禁忌而已。除此之外，与萧再无接触，怎么可能与他讨论革命？更不可能对他说什么“革命的好与坏”。
薄熙来出事，重庆模式垮台，萧功秦或许有一点舆论压力，但也不要紧，同样那点主张，今天这里垮台，明天那里会用。对不同意见也不必背后打听，传播流言，给人戴上红帽子。他也可以继续坚持他在六四问题上的立场，那年开枪前夜，我对他说你若还是坚持这样的立场，那就只能绝交。结果枪也开了，血也流了，他还是为六四辩护，不还是我让步，念多年友情，不忍绝交？但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始终没有过“共识”，他未变我亦未变，二十三年如一日，何来“老朱变得激进”，他自己“中道超越”？学者贵在独立，不随官方而俯仰，不为某官见弃悲，不为某官见赏喜。形势对自己不利，不必恼羞成恨，形势对自己有利，也不必转嗔为欢。为学不可取者，是不敢公开自己的坚持，又把不同意见夸张为另一个样子，虚拟一个“激进”来“超越”。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改革即可能有革命”，说的是客观趋势；到萧功秦这里一变为“革命未必是坏事，革命的结果就未必那样坏”，呈主观期待，隐隐然盼望革命；经荣剑误传，再变为“革命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必要性”，活脱脱毛氏话语。何必“三人成虎”？有此二人足矣。但这样一顶红帽子、毛氏套头语，本人还是耻于认领。我不惧有此传言得罪体制，该得罪早就得罪，再难听的话也已经当面直说，何来恐惧？也不想以浮言邀浮誉于江湖，该澄清必须要澄清。
至于荣剑短信说“应有担当，免于恐惧”，“不必过于惧于体制，都这把岁数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否则，何以垂范后学；上海的学者应当摆脱旧有懦弱形象，至少大气些”，与人致歉，能否这样说话？原则上是不错，但也是张冠李戴，说错了对象。
关于第三波还是第几波，这种说法也不恰当，更不必有意去“掀起”。这不是“担当”，而是毛式专用语，文革中已被用腻，大话炎炎，令人生厌。我赞同人应有大气，也欣赏荣剑下海甫上岸，即大声说话，如前此评重庆模式与学者奔竞， 此次又驳房宁者言，写得都不错。不过，大气不是浮气，陆地行走也不是海里逐浪，需仔细辨别，当言则言，不当言则慎言，一步一步踩稳了走？
悠着点，路还长，有定力能沉毅者方能行远。故不避直言，不揣冒犯，这也是朋友忠言，虽不敢绝对，还盼荣剑兄海涵？
朱学勤 2012-11-9
附一：给萧功秦发email
萧功秦：
请见附件，荣剑在此讲演中提到你曾对他说，“老朱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还具有革命的必要性。” 对此说法深感震惊，请问我何时对你说过这样的话？此说毫无证据，是不负责任的流言，要么出自你，要么就是荣剑转述错误，两者必具其一。
请你尽快澄清此事。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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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萧功秦回email
日期: 2012年11月1日,周四,下午7:58
老荣：转来老朱一信，得知你在北京一次公开场合谈到老朱讲过一段话，请问，我什么说过“老朱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还具有革命的必要性。”这样的话？你应该回忆得起来，我的原话是，“老朱认为，如果改革走不通，也许会发生革命，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革命的结果未必就那样坏。”我的这段话，都有旁人可证明，朱小平也在场，邓正来也可能在场，他们可以证明。我谈的这段话并不是公开场合，而是私下朋友间谈话。你把我的原话意思变了，且在公开场合上讲，这会对老朱造成一定的困扰，真不知你怎么会这样做，希望你解释一下。请回复。萧功秦
附三：萧功秦转荣剑手机短信并附言：
荣剑给萧功秦回短信
老萧，我在北京对很多自由主义学者说，要掀起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老朱是自由主义的重要领袖，应有担当，免于恐惧，否则，何以垂范后学。我出言或有不慎，以后应予改进，但你们不必过于惧于体制，都这把岁数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上海的学者应当摆脱旧有懦弱形象，至少大气些。此言虽有不敬，绝对是朋友忠言。请向老朱致歉致礼，去上海时我摆酒请罪。荣剑。
萧功秦附言：
这是荣剑回信。他请我转给你。并向你致歉意。我请他直接写信给你。他说不认识你还是由我代转好。
给老兄添了麻烦。万请原谅。萧功秦 2012 11 2 12；26
荣剑：学者的清誉和担当——回朱学勤的信
学勤兄：
因我出言不慎或修辞不当，这回不仅要得罪你，恐怕还要得罪所有上海学者。“懦弱”之说，用在谁的头上，都不会有愉悦的感觉，更况乎你这样的学者。我这近乎戏言和调侃之词，真不必当真。其实，二十多年过去，人在做，天在看，谁是真情汉子，一目了然，绝非一叶可障。上海多有我深感钦佩的学者，比如沙叶新，比如你。在士林腐朽、学风日下之际，保有一份清誉和担当，的确很难。我为此理解你的心情，接受你的所有批评。就引言而论，我虽听之萧功秦，对你的具体语境确实不察，但作如此表述，是有大话炎炎之嫌。这个责任应当由我承担，不必过责于功秦兄。在此向你表示真诚歉意，请你务必谅解。
因我出言不慎或修辞不当，这回不仅要得罪你，恐怕还要得罪所有上海学者。“懦弱”之说，用在谁的头上，都不会有愉悦的感觉，更况乎你这样的学者。我这近乎戏言和调侃之词，真不必当真。其实，二十多年过去，人在做，天在看，谁是真情汉子，一目了然，绝非一叶可障。上海多有我深感钦佩的学者，比如沙叶新，比如你。在士林腐朽、学风日下之际，保有一份清誉和担当，的确很难。我为此理解你的心情，接受你的所有批评。就引言而论，我虽听之萧功秦，对你的具体语境确实不察，但作如此表述，是有大话炎炎之嫌。这个责任应当由我承担，不必过责于功秦兄。在此向你表示真诚歉意，请你务必谅解。
读你的信，的确还是会有所联想。你提及和老萧的分歧，以及绝交的往事，我以前也听闻过。这些年来，我私下里曾多次批评老萧，提醒他弃言新保守主义那套话语。共识网上发表的我对他新书的评论，提到了“制度要转型，理论也要转型”，就是要求他放弃新保守主义，不能再为国家主义提供任何学术支持。这话老萧肯定听不进去，他在这个领域苦心经营二十多年了，声名如炬，岂能轻易弃之？作为一个学者，坚守自己的学术主张，不曲学阿世，不附炎趋势，当是本份，但是，老萧的动机总是令人质疑。我就对他说过，也和别人说过，萧功秦这两年来，两次站错队。一次为重庆说话，被苏伟教授树为右派转变立场的标兵；另一次则是为张木生重返新民主主义提供论证，主动把自己的新保守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靠。在大是大非的现实面前，我总觉得萧功秦脑子犯迷糊。以前他提倡新权威主义，或许掌握部分真理，有那个时期的历史合理性，现在还是这么讲，在学术上毫无反省，的确让人费解。
学者何以立身？学者何以问学？学者何以经世？历代历朝好像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但是底线是有的。不说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近乎圣人的尺度，至少应该达到顾炎武所倡导的“行己有耻”，不能无所不取，不能无所不为，要“有耻且格”。 对于当今的一个学者来说，何谓不取？何谓不为？并不难以抉择，无非就是表达一个立场和态度，一个价值观，一个是非标准。“重庆模式”高潮时，有多少学者蜂拥而去，又有多少学者表达不齿，现在来看，谁是谁非，岂不清楚？批评老萧，真是朋友之间的诤言和互相提醒，对待那些投机者和献媚者，岂有如此客气？我写的那些批评若干不良学者的文章，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大概就是道德底线还在，良知良心还在，国之四维还在。无耻之徒，终不齿于人间。
我在给你和老萧的短信中，提到学者的“担当”和“垂范”后学，也是有感而发。学者洁身自好，凭良心做人，不和权力同流合污，不刻意迎合世俗，在现在的条件下，已属高尚品质，能做到这些，已经可以垂范后学了。在不能免于恐惧的体制下，学者的责任和担当会有不同的表达形式，非以只身挑战权威为首选，学者的言说是他惟一有效的武器。在互联网的时代，话语真正成为了足以和暴力、资本相抗衡的力量，这个力量的形成和壮大显然取决于作为个体的学者的发声，如你所说：“当言则言，不当言则慎言。”我期待你的言说。
有不当和不敬之词，请学勤兄务必再次谅解。顺致撰安。
荣剑
2012年11月9日
——转自刘真《周末分享》
【附录】
很荣幸收到许章润教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参加这个重要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在这里讨论关于革命这个重大话题。在座的诸位都是学术领域内的著名学者和专家，而我只是一个业余学者，为这次会议提供的论文也不算是严格的学术论文，因此，我有些诚惶诚恐。当然，我还感到荣幸的是，和我有着同样独立学者身份的吴稼祥先生担任我这个演讲的评议人。今年以来，我在网络上每发出一篇文章，都会提前给吴稼祥发短信，提醒他关注，我是高度关注他的意见的，但在他的微博里好像还没有讲过我什么好话，今天你终于要为我讲上十分钟了，我期待你的高度评价。
在这个场合谈论革命这个话题，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如果在公共话语领域，谈论革命，我想是有风险的，最低的风险是，你发表的某些看法很可能会被马上删掉，你所用到的几个关键词会被屏蔽掉；而最高的风险是，说你煽动革命，你也可能被劳教了，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中时有发生，大家都见怪不怪了。我初步翻阅了这次会议的一些论文，我感到很佩服，这些论文都写的很学术，很专业，很深刻，深刻的我都有些看不懂，我想，我看不懂的文章，那些网络管理者也一定看不懂，对于那些看不懂的文章，他们是不会删的。可见，我们的会议一定是安全，我由此而感到欣慰。
我的发言题目是“中国能否告别革命？”这是我在前几月已经发在共识网上的一篇文章，而且连续发了两次。为什么要重复谈论这个话题？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在谈，很多人都在谈，高层在谈，学者们谈的更多，都在议论，中国是不是会再次爆发革命？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好像又是杞人忧天，夸大其词。前些天，一个央视记者拿着话筒到处追着人问：“你幸福吗？”我记得大概只有一个老头回答说：“我不幸福，我姓曾。”而其他人都回答说“我很幸福”。我注意到，他们在说幸福时，脸上的确洋溢着幸福的真诚的笑容。在一个幸福的中国，革命怎么可能会产生呢？因此，学界讨论革命问题，有什么现实意义？有一个怎样的观察角度？我在共识网上第二次发表《中国能否告别革命》这篇文章时，写了一个按语，是想提醒读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人们阅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的主要体会是：反思革命，告别革命，清算革命谱系；而在过去了二十年之后，人们重读这本著作，可能更关心的是：革命的宿命是否会再次降临中国？以前反对革命的一批学者，现在重提革命的可能性；以前坚持改革的人，现在越来越对改革失去希望。在中国重陷所谓“改革和革命赛跑”的轨道中，中国能否告别革命？
很显然，从二十年前的“告别革命”到现在的“迎接革命”，这个话题的转变，值得重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语转向，是需要作出解释的。在座的大多数人，对二十年前的那段历史，我想都会有体会。在“八九风波”之后，学界基本上都是痛悔革命的残酷性和极端性，由此清算整个革命谱系，以及和革命相关联的那些思想，普遍认为自由比民主更重要，英国比法国对中国更有见鉴意义。比如，上海的朱学勤，最早出来清理卢梭的激进主义，他的那本被人质疑的代表作主要就是讲的这个意思，认为法国的革命文化是从卢梭那里起源，遗毒不浅，传播甚远，殃及俄国和中国，至今仍然左右中国人的思想。但是，那天听萧功秦讲，现在老朱的观点全变了，变得极其激进，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而且还有革命的必要性。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现象：为何那些原来高度理性的冷静的致力于激进主义批判的学者，会再次诉诸革命？
我的文章是为响应一个据说是高层人士的推荐而写的，他在有限的范围里推荐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我在得知这个信息后的第一反应是，他为何会关注这本书？他是关注中国有可能会像法国那样再次爆发革命呢？还是说革命在中国会引发更为极端的专制后果而必须提前加以控制？这些都属于猜测。我不想从猜测出发，也不想拘泥于这本书的具体结论，我想说的是，为何中国会再次涌动起革命的情绪，以至于那些以前一直主张清算革命的人，会期待革命浪潮的再一次来临？
我的观察是，关于中国革命可能性的看法，或许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判断。第一个判断是：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十个问题，这就是我写的“中国十问”。这篇文章在网上公开发表后，存续了很短的时间即被删除，但已经有非常广泛的传播--我真是庆幸互联网的力量。我指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合法性问题。一次聚会上，我和金观涛说，你是研究关键词的，如果说2012年最重要的关键词是什么，那一定是合法性这个词。因为执政党目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信用流失，公信力几近耗竭，说什么话人民都不信，人民不信真话信谣言，这种信任危机不就是合法性危机吗？文革后期，国家陷于破产边缘，但那时有几个人认识到这一点？信息的封锁和控制让人们无法知道内情，这得以让执政集团能够继续有效运行下去。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了，所有的内幕最终都会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想掩盖都掩盖不住。我的文章虽然被删了，但我提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在执政党内部是有认识的，他们在内部也把这些问题看得非常严重，也提到了生死存亡的高度，认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亡党亡国。很显然，中国目前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是社会总体危机的表现，是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资源、环境、民族关系、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问题都交织在一起，已到了不解决必然引发社会剧烈动荡乃至革命的危险程度。
第二个判断是，对于问题的存在，左右有共识，朝野有共识，差别无非是看的重一点还是轻一点，但是，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分歧巨大，朝野分歧巨大，这里涉及到要不要改、愿不愿意改、能不能改和怎么改等一系列问题，一句话，涉及到改革路径的选择。我的看法，实际上又回到了一百年前的老问题：改革还是革命？晚清宪政改革最后被辛亥革命取代，原因何在？学者们有各种解释，现在看无非就是这么几条：晚清统治集团受制于权力和利益格局，没有真正自我改革的决心，皇权内阁倒行逆施垄断权力，宪政时间表不能满足地方和民间要求尽快立宪的主张，人心思变已经风起云涌不可阻挡。也就是说，在皇权主导的改革和民间酝酿的革命的赛跑中，改革在中途跌到，革命率先达到终点。我并不认为，中国目前的危机，不管是潜在的还是现实的，和晚清具有相同的性质，现有的执政集团可谓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机器，它掌握着前所未有的暴力、资本和意识形态工具，至今依旧牢牢控制着地方的命脉和民间社会的生长，但它的未来道路的选择无出其二：改革或革命。改革一定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可设计的、过程可调节的、后果可控的，而革命一定是被动的、不可选择的、无法预计的、后果不可控的。对于这两条路径，我相信大多数人愿意选择改革这条路径，愿意告别革命，问题是，为什么大家普遍愿意选择的道路很可能在现实中走不通，而革命却会不期而来？
有人说，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三岔口，或者继续沿着现在的道路即权贵资本主义走下去，继续强化既得利益集团，保护官僚资本、买官卖官交易；或者是往回走，回到文革，包括回到新民主主义；还有一条路是往前走，走宪政民主之路，完成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实行还政于民。对于这个历史三岔口的说法，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中国还可能有其它更好的路径，还有第四条道路或第五条道路，但是，在我看来，不管中国有多少种路径选择，最后都无法回避是改革还是革命的选择，在改革之路走不通时，取而代之的一定是革命之路。因为这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前些日子写了一篇文章--“中国还将跌到在哪里？”这篇文章有着巨大的点击量，这大概是因为文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改，你们怎么办？”我想，这不会是执政者的一个既定立场，可能是多种选项中一个考虑。就宪政改革而言，我接触到的一些人，很多人都谈到了执政党“不改”的可能性。比如，有人谈到，现在按宪政方式进行改革，必定是两个结果，一个是改革者被其周围人轰下台，一个是引发革命，因为以自我为对象的改革无异于拿刀去砍自己的身体，改革是对其支持力量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改的动？改革的动力又何在？这或许就是改革无法进行下去的深层原因所在。为此，我总结了改与不改的五个约束条件，也就是改革的边界条件，我最近反复提到这五个约束条件，今天，我愿意再次复述如下：
1、改，有可能动摇国本，动摇现有的执政格局，至少是对现有权力格局的重大调整。
2、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至少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
3、改，必将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直接关系着原有统治体系的合法性问题。
4、改，必将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如何避免社会分裂、动荡、报复和失序，是对新的宪政体制的严峻挑战。
5、改，必将意味着传统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的方式将迅速终结，如何避免民族分裂、继续维护中国统一，是对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根本考验。
我对我自己的问题：改革和革命--中国何以选择？没有能够说服自己的答案。我的一个朋友说，历史上的重大变革，一定是由非理性的、没有历史观和大局观的人推动而成，我在此引用，或许也算是一个答案。
【附录】
荣剑：改革和革命：中国何以选择
——在2012清华法政哲学论坛上的演讲
很荣幸收到许章润教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参加这个重要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在这里讨论关于革命这个重大话题。在座的诸位都是学术领域内的著名学者和专家，而我只是一个业余学者，为这次会议提供的论文也不算是严格的学术论文，因此，我有些诚惶诚恐。当然，我还感到荣幸的是，和我有着同样独立学者身份的吴稼祥先生担任我这个演讲的评议人。今年以来，我在网络上每发出一篇文章，都会提前给吴稼祥发短信，提醒他关注，我是高度关注他的意见的，但在他的微博里好像还没有讲过我什么好话，今天你终于要为我讲上十分钟了，我期待你的高度评价。
在这个场合谈论革命这个话题，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如果在公共话语领域，谈论革命，我想是有风险的，最低的风险是，你发表的某些看法很可能会被马上删掉，你所用到的几个关键词会被屏蔽掉；而最高的风险是，说你煽动革命，你也可能被劳教了，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中时有发生，大家都见怪不怪了。我初步翻阅了这次会议的一些论文，我感到很佩服，这些论文都写的很学术，很专业，很深刻，深刻的我都有些看不懂，我想，我看不懂的文章，那些网络管理者也一定看不懂，对于那些看不懂的文章，他们是不会删的。可见，我们的会议一定是安全，我由此而感到欣慰。
我的发言题目是“中国能否告别革命？”这是我在前几月已经发在共识网上的一篇文章，而且连续发了两次。为什么要重复谈论这个话题？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在谈，很多人都在谈，高层在谈，学者们谈的更多，都在议论，中国是不是会再次爆发革命？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好像又是杞人忧天，夸大其词。前些天，一个央视记者拿着话筒到处追着人问：“你幸福吗？”我记得大概只有一个老头回答说：“我不幸福，我姓曾。”而其他人都回答说“我很幸福”。我注意到，他们在说幸福时，脸上的确洋溢着幸福的真诚的笑容。在一个幸福的中国，革命怎么可能会产生呢？因此，学界讨论革命问题，有什么现实意义？有一个怎样的观察角度？我在共识网上第二次发表《中国能否告别革命》这篇文章时，写了一个按语，是想提醒读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人们阅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的主要体会是：反思革命，告别革命，清算革命谱系；而在过去了二十年之后，人们重读这本著作，可能更关心的是：革命的宿命是否会再次降临中国？以前反对革命的一批学者，现在重提革命的可能性；以前坚持改革的人，现在越来越对改革失去希望。在中国重陷所谓“改革和革命赛跑”的轨道中，中国能否告别革命？
很显然，从二十年前的“告别革命”到现在的“迎接革命”，这个话题的转变，值得重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语转向，是需要作出解释的。在座的大多数人，对二十年前的那段历史，我想都会有体会。在“八九风波”之后，学界基本上都是痛悔革命的残酷性和极端性，由此清算整个革命谱系，以及和革命相关联的那些思想，普遍认为自由比民主更重要，英国比法国对中国更有见鉴意义。比如，上海的朱学勤，最早出来清理卢梭的激进主义，他的那本被人质疑的代表作主要就是讲的这个意思，认为法国的革命文化是从卢梭那里起源，遗毒不浅，传播甚远，殃及俄国和中国，至今仍然左右中国人的思想。但是，那天听萧功秦讲，现在老朱的观点全变了，变得极其激进，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而且还有革命的必要性。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现象：为何那些原来高度理性的冷静的致力于激进主义批判的学者，会再次诉诸革命？
我的文章是为响应一个据说是高层人士的推荐而写的，他在有限的范围里推荐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我在得知这个信息后的第一反应是，他为何会关注这本书？他是关注中国有可能会像法国那样再次爆发革命呢？还是说革命在中国会引发更为极端的专制后果而必须提前加以控制？这些都属于猜测。我不想从猜测出发，也不想拘泥于这本书的具体结论，我想说的是，为何中国会再次涌动起革命的情绪，以至于那些以前一直主张清算革命的人，会期待革命浪潮的再一次来临？
我的观察是，关于中国革命可能性的看法，或许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判断。第一个判断是：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十个问题，这就是我写的“中国十问”。这篇文章在网上公开发表后，存续了很短的时间即被删除，但已经有非常广泛的传播--我真是庆幸互联网的力量。我指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合法性问题。一次聚会上，我和金观涛说，你是研究关键词的，如果说2012年最重要的关键词是什么，那一定是合法性这个词。因为执政党目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信用流失，公信力几近耗竭，说什么话人民都不信，人民不信真话信谣言，这种信任危机不就是合法性危机吗？文革后期，国家陷于破产边缘，但那时有几个人认识到这一点？信息的封锁和控制让人们无法知道内情，这得以让执政集团能够继续有效运行下去。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了，所有的内幕最终都会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想掩盖都掩盖不住。我的文章虽然被删了，但我提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在执政党内部是有认识的，他们在内部也把这些问题看得非常严重，也提到了生死存亡的高度，认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亡党亡国。很显然，中国目前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是社会总体危机的表现，是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资源、环境、民族关系、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问题都交织在一起，已到了不解决必然引发社会剧烈动荡乃至革命的危险程度。
第二个判断是，对于问题的存在，左右有共识，朝野有共识，差别无非是看的重一点还是轻一点，但是，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分歧巨大，朝野分歧巨大，这里涉及到要不要改、愿不愿意改、能不能改和怎么改等一系列问题，一句话，涉及到改革路径的选择。我的看法，实际上又回到了一百年前的老问题：改革还是革命？晚清宪政改革最后被辛亥革命取代，原因何在？学者们有各种解释，现在看无非就是这么几条：晚清统治集团受制于权力和利益格局，没有真正自我改革的决心，皇权内阁倒行逆施垄断权力，宪政时间表不能满足地方和民间要求尽快立宪的主张，人心思变已经风起云涌不可阻挡。也就是说，在皇权主导的改革和民间酝酿的革命的赛跑中，改革在中途跌到，革命率先达到终点。我并不认为，中国目前的危机，不管是潜在的还是现实的，和晚清具有相同的性质，现有的执政集团可谓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机器，它掌握着前所未有的暴力、资本和意识形态工具，至今依旧牢牢控制着地方的命脉和民间社会的生长，但它的未来道路的选择无出其二：改革或革命。改革一定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可设计的、过程可调节的、后果可控的，而革命一定是被动的、不可选择的、无法预计的、后果不可控的。对于这两条路径，我相信大多数人愿意选择改革这条路径，愿意告别革命，问题是，为什么大家普遍愿意选择的道路很可能在现实中走不通，而革命却会不期而来？
有人说，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三岔口，或者继续沿着现在的道路即权贵资本主义走下去，继续强化既得利益集团，保护官僚资本、买官卖官交易；或者是往回走，回到文革，包括回到新民主主义；还有一条路是往前走，走宪政民主之路，完成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实行还政于民。对于这个历史三岔口的说法，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中国还可能有其它更好的路径，还有第四条道路或第五条道路，但是，在我看来，不管中国有多少种路径选择，最后都无法回避是改革还是革命的选择，在改革之路走不通时，取而代之的一定是革命之路。因为这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前些日子写了一篇文章--“中国还将跌到在哪里？”这篇文章有着巨大的点击量，这大概是因为文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改，你们怎么办？”我想，这不会是执政者的一个既定立场，可能是多种选项中一个考虑。就宪政改革而言，我接触到的一些人，很多人都谈到了执政党“不改”的可能性。比如，有人谈到，现在按宪政方式进行改革，必定是两个结果，一个是改革者被其周围人轰下台，一个是引发革命，因为以自我为对象的改革无异于拿刀去砍自己的身体，改革是对其支持力量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改的动？改革的动力又何在？这或许就是改革无法进行下去的深层原因所在。为此，我总结了改与不改的五个约束条件，也就是改革的边界条件，我最近反复提到这五个约束条件，今天，我愿意再次复述如下：
1、改，有可能动摇国本，动摇现有的执政格局，至少是对现有权力格局的重大调整。
2、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至少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
3、改，必将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直接关系着原有统治体系的合法性问题。
4、改，必将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如何避免社会分裂、动荡、报复和失序，是对新的宪政体制的严峻挑战。
5、改，必将意味着传统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的方式将迅速终结，如何避免民族分裂、继续维护中国统一，是对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根本考验。
我对我自己的问题：改革和革命--中国何以选择？没有能够说服自己的答案。我的一个朋友说，历史上的重大变革，一定是由非理性的、没有历史观和大局观的人推动而成，我在此引用，或许也算是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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