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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28日星期二

张铁志:谁在害怕暴动小猫?


当这三个女生穿上彩色衣服与面罩,在俄罗斯东正教最受尊崇的「救世主大教堂」进行他们所谓的「庞克祈祷」,演出《圣母玛利亚,把普京赶走》(见图) ,他们一定没想到这四十秒的快闪会让他们遭受牢狱之灾,让他们成为国际知名人物,並且进入抗议音乐的歷史名人堂之中。

「暴动小猫」(Pussy Riot)乐队成立於2011年八月,正好是俄国的新反对运动浪潮的开端。
普京塑造了俄罗斯以民粹主义民主为外衣,以威权统治为內涵的体制。当他在去年秋天决定要重新选总统,毫不羞耻地玩弄民主体制后,人们在寒冬中走上了街头,高喊「普丁滚蛋」、「俄罗斯不需要普丁」,一波接一波的抗议让世人认识到俄国人不再沉默。

暴动小猫的音乐与精神是彻底庞克的:他们对抗权威、挑战禁忌,並且用粗鲁的语言直接穿透体制的虚偽。他们也深受美国「暴女」(Riot Grrrl)运动的影响,以女性主义的精神语言,去挑衅父权体制下对女性的定义(如取名pussy)。在行动策略上,他们只在特殊的场所演出採取直接行动,不论是地铁站的棚架、监狱旁的车库,或者今年二月初在莫斯科红场(导致几人被捕),以及这个「救世主大教堂」。
在被审判的证词上,一位成员说,「暴动小猫生產反对的艺术,或者你可以说这是以艺术为外衣的政治。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公民行动,是对国家侵犯人权的回应。」

在教堂中演出的这首歌,他们不但批评普京,也批评东正教对普京的支持,和政府对同志游行的禁止,並且高喊让圣母玛利亚成为女性主义者,就代表他们既是反权威体制,与反性歧视的双重立场。

法院强调暴动小猫的判刑是由於宗教因素,而非政治因素。但事实上法官引用的法条是属於「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说对宗教的冒犯是危害公共安全显然太过牵强。所以这个判决是高度政治性的:不论代表普京政府要打击异议份子,或者是要討好保守选民。

当然,这个摇滚与政治的碰撞在歷史上不断出现。
最经典的例子是捷克的宇宙塑料人。这支在布拉格成立於1968年的乐队,在布拉格之春被打压后,只能在城市的边缘演出。他们並不是政治抗议乐队,但他们有意识地要建构不同於官方文化的「第二文化」。1976年,警方逮捕宇宙塑料人团员,控诉他们的歌词反社会,会腐化捷克青年,並將他们判刑。剧作家哈维尔和其它艺术家、知识分子在1977年发表声明声援他们:「宇宙塑料人是要用一种最真诚而自主的方式,来捍卫生命自由表达的欲望。」而这也是所有人的慾望。

除了极权体制,民主国家的统治者一样害怕摇滚。轻微的如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发行於1968年的歌曲「Street Fight Man 」在英国和美国都曾被禁播,因为电台担心这首歌会引起年轻人暴动。严重的如约翰列儂在七零年代初在美国和当地左翼份子组织演唱会,呼吁年轻人关心政治,並且要阻止尼克松总统连任,因此尼克松政府以签证有问题为理由要驱逐列儂出境。

即使在当代,音乐號召年轻人起身反抗,因而被官方镇压的故事也不断出现。在2010年十二月那个突尼斯青年自焚之前一个月, 一个年轻的饶舌歌手El General在脸书和Youtube上贴了一首他的歌曲,唱出年轻人面临的贫穷、失业与种种不正义。这首歌迅速火红起来,打破了人们对政府的恐惧。在自焚事件后,他又写下新歌「Tunisia Our Country」,却因此被逮捕。而后来当人们在街上要求本阿里下台,他们也要求释放El General。当本阿里在一月底逃走后,El General终於可以首次公开演出。

过去几年,在古巴、在摩洛哥、在沙乌地阿拉伯,也都有嘻哈或者庞克乐队,因为批评政府被逮捕、被判刑。然而,这个严厉的镇压不正是代表政权心中的恐惧吗。

宇宙塑料人曾经写下一首歌说明这个矛盾的本质──《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怕他们?》:
他们害怕明天的早上/他们害怕明天的晚上/他们害怕明天/他们害怕未来
他们害怕电吉他/害怕电吉他/他们害怕摇滚乐
他怎么回事?连摇滚乐队都怕?连摇滚乐队都怕?
……….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怕他们?

所以,暴动小猫並不害怕 。被判刑的三人说,「在这里被审判的不是暴动小猫,而是俄国的国家体制。」其他成员则发表新歌「Putin Light up fires」,继续批评普京。

最重要的是,在反抗的行动中,暴动小猫们得到了自由:
「我们比在法庭上我们对面的那些起诉者更加自由,因为我们可以说我们想要说的话,而他们只能说统治者允许他们说的话……他们的嘴巴被缝起来了,因为他们只是傀儡。」

他们害怕摇滚乐,因为他们害怕自由。

(本文刊登於iWeekly,週末画报数位版,此触稍作修改。对音乐和政治,以及文中提到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我的「时代的噪音:从狄伦到U2的抵抗之声」、「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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