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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日星期三

未普:公民还是臣民?――谈香港市民反洗脑教育

杨东平

2012-08-01
7月29日,香港学生与家长上街游行,反对政府推行的“国民教育”课程。这套课程教科书中最令人愕然的是称西方民主宪政是“政党恶斗,人民当灾”,又盛赞中共是“进步、无私和团结的执政集团”。这种谎言加谰言,拿去“忽悠”中国内地的青少年已经有点难度,何况在教育程度高、公民社会成熟、资讯自由的国际大都市香港,怎能不招致学生、家长以及整个香港社会的强烈反感!?

自从香港回归,中共就千方百计强化对港人的洗脑,尤其要对香港下一代灌输爱国至上的臣民意识。公民与臣民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现代公民思想独立、人格独立、有社会责任、参与公共事务;而臣民则是人格依附、没有公共参与和责任感的专制社会的产物。在过去的帝制时代,只有臣民,没有公民。第一次有公民概念,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的戊戌变法中,由严复提出的。培养“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的新人,具备智识、力量、道德,实行自治、享有自由,这就是公民的雏形。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清末新政废除科举、兴西学、办新式学堂,造就了一批新人,这才有了辛亥革命的社会基础。

中华民国正式提出公民教育的概念,始于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时,在原来的“修身课”课程里增加了“公民须知”和“法制大全”两项内容。其后在全国教育会议上,又提出“公民教材案”,开始编写中小学公民教材。到了1923年,公民课正式代替了“修身课”,这是中国破天荒第一次把公民课纳入中小学课程。当时各社会团体也积极参与,中华民国开展了蔚为壮观的公民教育运动。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宣布“军政”期结束,开始“训政”期,并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要把公民课和三民主义课合并,称之为“党义课”。把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图腾化神圣化,是现代极权主义的共同特征,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是这样做的。人民追随所谓“进步、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就不需要独立思考,只做忠顺的子民和工具就够了。所以当时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对此坚决抵制,当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大学者任鸿隽尖锐抨击:“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

正因为受到整个社会的强烈抵制,国民党当局很快恢复了公民课。说来真是讽刺,国民党和中共同源同流,建党方式包括党化教育都是从苏共那里学的,但国民党政府毕竟没有取消公民教育,而中共则不然。李慎之在1999年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他回忆三十年代读初中时就从公民课学到,什么是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什么是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什么叫公民,公民和过去称之为“老百姓”的传统中国人有什么区别等等。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上提到“提高公民意识”,但这和他刚执政时提的“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一样,都是叶公好龙,并没有打算真去履行,或者说是中共这台专制机器根本无法去依法和依宪治国。但“提高公民意识”这个提法,下面有人当真,以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见图)为首的100多名学者和中小学教师集思广益,耗时三年,编写了8册公民课教材《新公民读本》,很多内容与普世价值接轨,有公民道德、公民责任、公民价值观等。但这套教材2010年在几间小学刚试用,很快叫停,然后被禁,出版社停止发行,已发行的勒令收回。

这就揭示了一条定律,中共要坚持这个专制政体,就不能依法依宪治国,同样就不能要公民教育。只有臣民社会才是专制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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