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仍未對中日戰爭做出全景式的描述，深沉思考國家命運，反日流於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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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我記得二零零五年四月上海的反日遊行，我被堵在機場到市區的路上，看著出租車窗外的年輕人亢奮地叫喊著，他們砸壞了一些日式餐廳、一些日產汽車，並用佳能、尼康牌的數碼相機記錄下場景。對於這一幕，我深感滑稽，如果你稍微在此生活一段，就會發現上海是一座深深崇日的城市。有時候，我真為我們來得快、去得也快的情緒吃驚。日本修改教科書、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甚至日本遊客在中國南方城市一次集體買春行為，都激起了我們廣泛的憤怒。但是，每一次憤怒都持續不了太久，就像上海那次規模浩大的反日遊行，它似乎對於上海人的心理毫無影響。而這一次是釣魚島。
我只去過日本一次， 《地雷戰》、《小兵張嘎》奠定了我對於這個國家最初印象。日本是塑造中國的民族意識的關鍵力量，其中飽含傷痛。但我們對這個影響我們至深的國家所知甚少，不外乎一堆龐雜的資訊：作為中國學生的日本，作為西方模仿者的日本、南京的屠殺、靖國神社、菊與刀、東京奧運會、宮崎駿的漫畫、泡沫經濟、終身僱傭制、村上春樹……
資訊是碎片式的，不構成整體感和邏輯關係。我吃驚於年輕一代對日本的無知、狹隘的憤怒。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中，日本經常像是反觀中國的鏡子。十九世紀末，中國一代精英試圖推動自強運動，卻輸給了明治維新。它們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再次相遇，它給中國帶來了更為深刻的創傷。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中的六十年裏，中國的自信跌入了谷底。在那個國土面積、人口、資源、歷史、文化等方面都曾遠遜於我們的日本面前，中國遲緩而脆弱……這種不安感在中國再次打開國門時，甚至變得更強烈了，鄧小平一九七八年末參觀日本的松下公司時，說「我知道什 是現代化」了。一九八零年代，日本電器征服了中國，一九九零年代後日本漫畫、小說、偶像劇、電子遊戲，則佔領了年輕一代的心……
我們對於日本的情感仍是複雜、扭曲又模糊的。我們有一種深深的受傷者心態，面對日本時尤其如此。一個受傷者表現其憤怒並沒有錯，但是當你一遍遍的展示你的傷口時，最初的令人同情就可能轉化成缺乏自尊。如果缺乏自尊，這些受傷經驗就可能無法轉化成真正的精神遺產。在不斷重複日本在戰爭中對中國犯下的暴行後，我卻發現其實對於未經過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來說，他們對此並不了解。猶太人不斷書寫著他們在集中營裏的遭遇，對苦難的持續性的細緻記憶，使他們可能陷入了偏狹，但同樣會使他們保持共同的記憶，這種記憶賦予他們一種凝聚力和面對此刻困難的勇氣。
我們對於戰爭創傷、或是中日關係的記憶則是蒼白的。距離九一八事變已八十一年了，我尚未看到關於中國方面對這場戰爭做出的全景式的描述，我也沒有看到足夠有力量的電影、音樂和書籍來記述它。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權威著作來自一位美籍華人張純如，她本應在中國被視為英雄，但她在舊金山自殺時，大多數中國媒體不了解她是誰。每年在這場戰爭的紀念日時，我總期待看到那些親歷者們的回憶。我讀過一本日本親歷者對於二戰的回憶，那是《朝日新聞》一九九五年發起的一場徵文，士兵與平民回憶他們的戰爭經驗。
類似的行為在我們卻幾乎從未真正進行過。當親歷戰爭的一代人最終離去時，很有可能，我們將丟失真實和細節的記憶。而當細節消失時，所有的回憶和控訴，將簡化成一種口號，口號缺乏力量，又隨時可能被利用和替換。這不正是今日中國對於日本態度的現狀嗎？我們對於日本懷有某種意識形態式的反感，當觸及到某個敏感點時，我們的情緒被迅速調動起來，但因為沒有真實的經驗做依託，這種情緒既不夠深沉、也不夠真誠，它輕易地到來，也輕易地消散。
須從悲劇中獲取力量
這種意識形態式的、口號式的態度，妨礙了我們從悲劇中獲取教訓與力量。今天看來，那場犧牲了三千萬生命的慘劇似乎並未讓我們更深沉地思考國家的命運、我們為什么會失敗、或是人在危難時刻的勇敢與怯懦、暗淡與光輝、脆弱與堅強……同時，它也妨礙了我們公正的看待對方，錯過了向對方學習的機會。我記得喬治．華盛頓的那句話：「一個沉湎於對其他民族充滿愛慕或仇恨情緒的民族，會變成某種意義上的奴隸，也就是這種愛慕或者仇恨的奴隸。」■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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