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中國著名記者、作家戴晴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院「三峽工程二十年──我們從中得到了什麼」研討會上的午餐講話。）
感謝研討會給我機會，在這學者雲集、高朋滿座的場合，就「三峽工程究竟告訴我們什麼」這樣重大問題說幾句話。
如今三峽工程已經「勝利完工」。對此，我們依舊裝作茫然無覺，還是痛感須有一場痛徹反思？
終於有人站出來，開宗明義喝令：自從該項工程獲得人大批准──二十年啦！為此，我要在這裡表達對會議的謝忱：因為他們站在中國民眾的立場，將興建三峽正反兩方面意見再度擺上台，冒險犯難地提出這個問題：我們應當從中認識什麼？
二十年，我們中國人感受到、想表達的，太多了。出席研討會的學者們已然摩拳擦掌，要把二十年來，他們怎麼眼睜睜地看著這樣一個將長江攔腰切斷的工程。在接下來的一天半裡，咱們就等著聽吧。
我希望能代表我的祖國對會議表達謝意──為他們盡一己之力努力搜求該工程真相。獨立學者的專業知識將讓決策者聰明起來，他們的勇氣將激勵年輕一代：為國為民，勇於承擔。
此刻，我們無法不想起更早的一代學人──和今日與會學者一樣，他們堅守理念、忠於學術良知，切切告誡國人，如果上了三峽，什麼樣的災禍將會發生。
（講到此，戴晴舉起一本《長江長江》）
二十四年前的一九八八年，我們整理出版了這本小書：十七位學人接受採訪、發表獨立見解，有科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也有思想開明的中共高幹。時隔二十年，讓我們看看他們當年多麼智睿、多麼富於遠見。
李銳先生依舊健在──今天早晨，我們有幸聽到他的開幕詞──而這本書大部分被採訪者，已經離我們而去。
十七位啊！時間所限，我不能在這裡把他們一一列出。現選出幾位，看看這些可敬的人，是不是在二十多年前，已經在回答今天研討會提出的問題：三峽完工，我們從中看到了什麼？
生於一八九四年的孫越崎先生（见图），一百零三歲時候故去──那是一九九七年：三峽工程大江截流。
一九四九年政權交接之際，孫先生正在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的位置上。他以自己對那個時候共產黨的觀察，建議部屬「堅守崗位，保護財產，迎接解放，辦理移交」。達成「資源委員會所有人員，包括各級負責人，以及在已解放地區所屬廠礦企業員工及設備器材，幾乎未走一人，幾乎未有一點破壞」這樣的局面。他不可能料想的是，即使為國為民立下這樣天大的功勞，在無產階級專政局面下，蜷居於表面禮遇下的閒置，已是最好結局。
一九八O年代中期，孫越崎率領政協科技組赴三峽考察，眼見大塊滑坡從岸坡滾下。返回北京之後，他們決定在政協禮堂召集匯報會，誠心誠意向決策者建言──沒成想當局未能阻止他們考察，卻可以由中宣部發令不許任何傳媒前往。偶然間，我成了那次大會唯一到場記者。到場也白搭：空懷報國熱忱卻堅持獨立見解，他們在會上所談是不許見報的。
幾年後，在三峽上馬的緊鑼密鼓中，我們決定出版這本小冊子。孫先生接受採訪。他說：「不同意見應同等對待、允許爭論。」
他還說：「匆忙上馬三峽工程，對於真正的科學工作者說來，就是瀆職。……決策上的失誤，讓我們一再付出鉅額『學費』。如果宏觀決策不搞科學和民主化，這類學費必然還要交付，我們還要經受大自然的懲罰。」
黃萬里教授生於一九一一年，二○○一年過世時九十歲。就在這年，三峽工程的玩家已經開始攛掇著要在長江上游金沙江建梯級壩了。
黃教授就讀交通大學，學的本是橋樑工程。一九三二年畢業之後，已經開始服務社會，恰遇黃河大水，國家選派青年俊才就此赴美研習。他在當時就明確認識到，解決洪水問題，首先是科學，然後才是工程。能否在一條河流上建壩，水文、地質、氣象是第一位的。他先獲得康奈爾大學氣象學碩士，接著獲得伊利諾伊州立大學水文學博士。
他反對在黃河的三門峽上造壩、反對在長江的三峽上造壩。他是清華大學最後一個改正的右派。一九八○年代屢屢上書各級決策人，要求當道哪怕只給他三十分鐘，向他們解釋三峽工程可能造成的危害──沒人理他。
他說：「長江三峽段，黃金水道，兩邊有五十萬畝農田，一百多萬人口，還是淤積河段，在這裡修壩，這個玩笑是開不得的。三峽高壩永不可修。」
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黃先生在美國讀書，依靠的不是庚款而是國家選派。這就是為什麼在長達數十年的打擊、壓制、閒置……之後，臨終時候黃萬里一再說：「我是公費留學生，百姓供養我學知識，我還沒能報答他們。」
陸欽侃。陸先生生於一九一三年，二○一一年過世，時年九十八歲──這一年，中國當局終於承認三峽工程負面影響，國務院正式出台《三峽後續工作規劃》──大家注意：此處說「三峽」而非「三峽工程」，暗含著災難的導致與責任承擔（由誰掏錢治理）。
陸先生一九三三年浙江大學畢業，抗戰一結束即受國民政府派遣，為中國水電工程建設，到美國農墾局實習，並在田納西流域水資源管理（TVA）工作，同時獲得科羅拉多大學碩士學位。陸欽侃是中國水電工程創建與發展的老鼻祖。他曾經對我說，對三峽工程瞭解得越多，心裡越覺得沒底。
一九八八年接受採訪時，陸先生說：「從總體上說，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是有限的。……三峽工程有可能形成一個重大的經濟、環境、社會和政治問題，一旦上去就下不來了。決策要慎而又慎。」
植物學家侯學煜先生生於一九一二年，抗戰剛結束即赴美，在賓夕凡尼亞大學苦讀四年，獲碩士博士學位，一九四九年返國。他一九九一年過世──正是三峽玩家傾盡全力促工程早上快上的時刻。當時的人大副主任陳慕華親自率領人大常委代表團到三峽相關三省考察，建議國務院盡快打報告，以便人大審議並且通過。大家能想像中國的權力機構為三峽工程通過，之前之後祭起的鬧劇般的操演麼？
侯先生怎麼說的呢？他說：「在三峽工程論證中，生態環境和資源的損失，不是強調得多了，而是基本上沒有考慮。……水利工程的決策，往往只考慮水壩帶來什麼好處，而很少涉及大壩帶來的禍害和災難，更談不上整個工程給庫區乃至整個流域的生態環境與資源的影響。」
經濟學家茅于軾，就三峽工程發言的時候，茅先生還不到六十歲。雖然交大機械系畢業，到改革開放年代，他感到社會科學在中國的轉型期或許更加重要。一九八○年代以來，他籌建並且一直領導著一家獨立民間機構：天則經濟研究所。他是二○一二年佛利曼經濟學獎的獲得者。
茅于軾先生說：「通觀三峽工程的決策，我對已給出的結論不抱希望──是以權力的大小做依據的。」他說：「三峽工程論證會，幾百名專家對工程要付什麼責任呢？沒有規定。在誰都不負責任的情況下，做出論證並根據這個論證來決策，真是太危險了。」
李銳，本會的開幕致辭人李銳先生生於一九一六年。他說：「三峽工程已為國際大壩會議列為『全世界十個最危險的大壩』中第一名。」他說：「我們中國的決策者真的個個不懂三峽問題的嚴重嗎？毛澤東、周恩來在世時，都知道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毛澤東那樣自認為『無法無天』的人，至死都沒有再提三峽。怎麼到了一九九二年前竟能通過，竟能開工？到底是什麼原因？中國到底是怎麼回事？
一九九二年人大通過三峽方案時，耀邦早就下台了；中央反對三峽的當家人紫陽也不在了；我們四個人（注）在中顧委挨整；張愛萍等七位上將因為反對『六四』開槍，處境也不好；陳雲和鄧小平在『六四』的問題上也只能做到保留了我們四個人的黨籍。在這種大的政治氣氛下，中央內部已經沒有有力的人出來支持反對三峽的意見，人大的投票不過是走個過場罷了。即使如此，反對的一百七十七票，棄權的六百六十四票，三峽工程僅以一千七百六十七票通過，已經是空前絕後的了。
可以說，沒有『六四』，就沒有三峽。這也是鄧小平留下的兩份遺產，欠下的兩筆債。」
諸位：三峽工程獲人大通過已經二十三年；鄧小平過世已有十五年。
如果我國優秀的、堅持原則的學者們在這個工程的推進過程中能發揮作用，如果當時他們能開一個如今天我們這樣的研討會：與會者自主報名、會上可以論爭、不同意見可駁斥或者接受，還可以通過媒體讓公眾知情，接受公眾質疑、核查、監督，三峽工程就還會在當權者的操控下匆匆上馬麼？我認為不會。
這是因為，政治勢力介入了學術論爭。持不同意見者不僅因為當局實施的言論控制而遭噤聲，還因為碰巧遭遇「六四」──軍車過後，不說冤死學生平民，執政黨和政府裡邊具有改革意識、容忍三峽工程有不同意見的人，統統靠邊，留下的只有依仗意識形態上位，精明地打著自身利益的小算盤（大家可檢索一下，三峽工程的pros怎麼一個個獲得提升、當選院士，而cons怎麼一個個寂然老去）、對異議者毫不留情的官員。
我們已經知道，建三峽大壩並非基於科學與經濟權衡，並非基於民意、基於法律，而是基於權力。再多的真情與真才實學，也無法阻擋無理可講的權勢。
二十年過去，一撥撥年青學者成長起來。他們將踏著孫越崎、黃萬里、侯學煜、陸欽侃……的步伐，為了長江、為了賴以生存的國民而大膽直言。正因為如此，我們更要懷著崇敬與感謝懷念他們。
謝謝大家
注：即當時受民衆擁戴的原中組部副部長李銳以及李昌、于光遠、杜潤生等四位中顧委委員。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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