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柯瓦廖夫和韩素音编造的故事

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会议（左起）林彪、高岗、陈云、张闻天、吕正操 

最近几年，国内一些报纸和杂志多次刊登所谓高岗里通外国的报道注1。归纳这些报道的观点，无非有三：一，说高岗曾向柯瓦廖夫注2提供情报，柯瓦廖夫把高岗提供的情报报告了斯大林，而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把这些情报转交给了毛泽东；二，说高岗1949年夏天和刘少奇、王稼祥访苏时，在会谈时曾向斯大林建议，把我国东北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三，说1949年冬天在莫斯科有一段对话。说斯大林讲，“‘毛泽东同志，你的一些同事，对我们在满洲的合作，非常高兴。’接着，他赞扬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高对俄国的援助感激万分，宣称：‘我们之间不应存在任何边界。’斯大林对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注3

非常遗憾，以上三点从根上就错了，因为在历史上既不存在高岗向柯瓦廖夫提供情报这一件事，也不存在高岗向斯大林建议，把我国东北变成前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这么一件事，同样不存在高岗对前苏联的援助感激万分，宣称中苏之间不应存在任何边界这第三件事。以上三个谣言分别出自柯瓦廖夫和韩素音注4之口。下面我就分别谈谈这三件事。

第一件事：1948年，林彪和罗荣桓在前方打仗，高岗在后方主持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工作。从1948年秋天起担任苏联驻中长铁路代表的柯瓦廖夫由于工作需要曾几次拜访在哈尔滨的东北局。时任东北局副书记的高岗接见了他。高岗接见柯瓦廖夫时如下人曾经在场：东北公安部部长汪金祥和副部长陈龙﹑东北铁道总局局长余光生等。陈云同志和李富春同志有时也在场。此外，翻译徐介藩等人也在场（高岗不会说一句俄文，柯瓦廖夫不会说一句中文，必须借助翻译，翻译均是中共中央东北局指派的中国同志——本文作者注）。这些当年在场的人后来都众口一词地表示，从没听见高岗向柯瓦廖夫提供情报，从没听见高岗向柯瓦廖夫谈论我中央领导人。此事，有关方面已调查了多次。特别是翻译同志不光被问了很多遍，而且还写了书面证明材料。所以说，柯瓦廖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所谈的高岗向他提供情报反映我中央领导人的对苏态度一事完全是凭空杜撰；所以说，后来由柯瓦廖夫这封信所引起的一系列对高岗的猜疑﹑联想﹑发挥﹑批判都是不能成立的。滑稽的是赫鲁晓夫居然相信柯瓦廖夫瞎编的这个幻想故事。他甚至在《回忆录》中愤怒谴责斯大林，认为他把高岗提供给柯瓦廖夫的情报转交给了毛泽东，出卖了高岗。但是，无论是斯大林转交给毛泽东信件还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转交信件行为的愤怒声讨，二者均属无稽之谈。因为它们都建立在柯瓦廖夫的谎言的基础上。

在1954年高岗被打倒后，在批判高岗的会议上，有人又提出柯瓦廖夫这封信，并据此说高岗里通外国。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出现在中共中央文件里。

说到这里也许人们要问，柯瓦廖夫当年为何要编造这个谎言呢？原来在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这个插曲促使柯瓦廖夫恶从胆边生，编造了这个在中苏两国甚至在整个世界流传了60多年的弥天大谎。

当事人之一师哲回忆说：

同我们一起来到莫斯科的柯瓦廖夫和费德林也常来看望毛泽东。有一次他们来了，我不在，毛泽东向他们发了顿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我返回时，柯瓦廖夫和费德林刚要离去，我送他们出门，发现柯瓦廖夫脸色不好。他们走后，毛泽东情绪很好，把他骂柯瓦廖夫的事如此这般给我说了一遍，并说他的目的是让他们去向斯大林反映（我们的不满）。

毛泽东按中国人的想法：对待下级的态度就意味着对其上级的态度；对仆人的态度就意味着对主人的态度。因而下级往往把对某人某事的不满反映给上级，求得同情；仆人将受的气禀告主人，求得庇护。但是苏联人并非如此，他们的下级在外面受了气，说明他不会办事，上级知道了更会对他不满，甚至斥责﹑处罚。所以柯瓦廖夫根本就不敢让斯大林知道他受了毛泽东的训斥。毛泽东的目的达不到。

但是柯瓦廖夫仍然有气，他要设法出这口气。于是他给斯大林写了一份长篇报告，把他对中国领导人的一知半解，加上有意的歪曲﹑捏造，说了许多坏话。在一次会谈时，斯大林把柯瓦廖夫的报告交给了我们，并说：“柯瓦廖夫是个铁路上的技术人员，他不懂政治，却还要往政治里钻，他要钻到政治里，就像老鼠钻进了风箱。”斯大林还声明：“这是柯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柯瓦廖夫的报告交给了我们，但谁也没看，我只略看了几行。全是无稽之谈。注5

以上就是所谓高岗向苏联人提供情报的那份报告（信）事件的来龙去脉。从师哲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第一，柯瓦廖夫给斯大林的这封信是他在苏联自己写的，而不是高岗让他写的，更不是高岗写好后让他转交斯大林的。第二，斯大林不赞成这封信的内容，以致后来不再让柯瓦廖夫到中国来工作，而改派阿尔希波夫来华。”注6第三，柯瓦廖夫的这封信是他在受了毛泽东的气之后带着情绪写的。信中充满了怒气以及一知半解的歪曲和凭空捏造。对于这样一封信，斯大林的态度是不赞成，毛泽东当时的态度是不加理睬。注7但是也有人回忆毛泽东当年还是相信了柯瓦廖夫的胡言乱语。注8不过，无论相信还是不相信，这一切都不重要。因为正像本文前面所说，柯瓦廖夫信里所说的事情本身是虚构的，所以在这个虚构故事的基础上所引发的一切猜疑﹑评论﹑联想﹑发挥﹑批判都是无意义的。

由于所有关于高岗里通外国的指控都查无实据，所以在后来批判高岗的所有中共中央文件中都没有谈到所谓的里通外国问题。这些文件分别是：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4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一致通过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54年2月18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5年3月31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但是，1958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突然把高岗和里通外国联系起来。他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注9

听了毛主席的这番话，所有与此有关的人（调查此事的人和被调查的人）都极其愕然。他们心里清楚，所谓高岗里通外国，多次调查结果都是查无实据。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不会不知道调查的结果。既然毛主席不顾调查结果坚持把高岗定为里通外国，那当初何必要让他们调查呢？直接戴帽子就是了！私下里虽然这样议论，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没有一个人公开站出来说话。

第二件事：高岗去世37年后，即1991年，俄国汉学家冈察洛夫访问柯瓦廖夫。已退休多年并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前工程师柯瓦廖夫受宠若惊。为了留下一个惊人印象，改变其悲惨的处境，他脑瓜里编造故事的闸门又打开了，创作思潮汹涌澎湃，奔腾而出。他说：“有一件事发生在1949年7月27日那次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收回了请苏联空军和潜艇帮助解放台湾的问题，随后情绪十分激动的高岗也发了言。他完全赞同刘少奇的发言，继而表示，他想提出他个人的一项建议。高岗说，他建议宣布东三省为苏联的第17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苏联共有16个共和国，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当时也具有加盟共和国地位）。”注10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6期首次刊登了这个消息。标题为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1992年160期《党史信报》在国内首发了这个信息。对此，当年刘少奇、高岗访苏时担任翻译的师哲反驳说：“柯瓦廖夫根本没有参加过刘少奇和斯大林的会谈——所以他并不知道谈判的经过。”师哲还特地谈道：高岗“作为中国人，中共政治局委员，从未当众也绝不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高岗很不满意苏联搬走东北的机器，很想向斯大林透露一下，但是刘少奇不同意。高岗连我们的机器被苏军搬走都不同意，他怎么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注11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从来没有参加过斯大林和刘少奇、高岗、王稼祥会谈的柯瓦廖夫编造了那次会谈的内容，而参加了那次会谈的翻译师哲揭露批驳柯瓦廖夫对那次会谈的所谓回忆“这是柯瓦廖夫凭自己主观臆想杜撰出来的”。注12

北京某大学的一位教授以为师哲的观点不能成立。他指出，1949年6月27日斯大林参加的那次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方代表团三人：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苏方代表团三人：莫洛托夫﹑米高扬﹑马林科夫——本文作者注），事实上，柯瓦廖夫参加了，师哲反而没有参加，这位教授拿出了“铁证”，“《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客登记簿》中关于1949年6月27日这天斯大林接见刘少奇一行人员进入会场的记录与师哲的记忆正好相反……这是刘少奇一行到达莫斯科后首次受到斯大林接见，因而不可能有记录错误。档案记录显示：柯瓦廖夫于当天晚23点进入，24点离开斯大林办公室，进出的时间与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完全一致。这说明柯瓦廖夫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是随中方人员同进出，因此可以断定他也在场。师哲记忆与此不合。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办公室记录的这次会议进出人员中却没有师哲。这说明师哲所说的‘柯瓦廖夫根本就没有参加刘少奇和斯大林的会谈’的记忆是不准确的。”注13

从1949年建国，我国领导人出访从来自带翻译，这是一条沿用至今的老规矩。刘少奇1949年访问苏联和斯大林会谈带了一名俄文翻译，即师哲同志。师哲当年去苏联就是为这次会谈当翻译的，怎么可能到了会谈时他却不在了？历史事实也是如此，刘少奇1949年访苏时的所有会谈都是由师哲翻译的。至于1949年6月27日这一天在斯大林办公室的来客登记上没有师哲的名字，显然是漏写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的执行总主编沈志华在该书20卷（该卷刊登了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客登记簿——本文作者注）最前面反复说明，“记录显然还存在许多错漏的地方。这些都是研究者在使用这些档案文献时需要留意的”。注14这位教授显然没有留意到这句话。

在苏联退休外交官﹑历史学家列多夫斯基的著作《斯大林与中国》中有一份1949年6月27日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纪要。这份纪要的一开始就是参加会谈的名单，其中倒数第二名是卡尔斯基（师哲的俄文名字——本文作者注），而最后一名是柯瓦廖夫。注15这儿的关于柯瓦廖夫参加会谈的记录显然与事实不符。确切地说，柯瓦廖夫虽然1949年6月27日那天的确进过斯大林的办公室，但是他并没有参加中苏领导人会谈。据师哲回忆，“柯瓦廖夫根本就没有参加刘少奇和斯大林的会谈。刘少奇去苏联，柯瓦廖夫同行，他的工作是我们到大连，由他出面向苏军交涉，派飞机送刘少奇一行经朝鲜上空﹑远东到莫斯科。在路上用了七八天时间。刘少奇第一次拜见斯大林时将柯瓦廖夫带到克里姆林宫。但是并没有让他进谈判的房间，而是在外面等着。斯大林知道他也来了，派人把他叫进来，问他一路上的情况。他见了斯大林像个小学生一样站得笔直，十分紧张﹑拘谨。回答完了问题，斯大林示意让他出去，他就赶快退出会场。所以他并不知道谈判的经过”。注16可就是这个柯瓦廖夫后来却到处吹嘘他参加了苏中领导人会谈，并且无中生有地杜撰了许多会谈时苏中双方领导人的谈话内容，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中苏两国人信以为真。不过凡是理性思维的人都明白，进过斯大林的办公室和参加了中苏领导人会谈完全是两码事。柯瓦廖夫这个中长铁路的苏方代表，怎么可能参加只有中苏两党、两国领导人才能参加的最高级会谈呢？总而言之，师哲作为翻译参加了1949年刘少奇和斯大林的全部会谈，包括1949年6月27日的会谈（如果有疑义，可以到中央档案馆查证——本文作者注）。而柯瓦廖夫这个中长铁路的苏方代表没有也不可能参加1949年中苏领导人会谈。他仅仅是在6月27日会谈时被斯大林叫进去问了几个问题，随后马上退了出来，始终呆在会谈房间的外面。

柯瓦廖夫不光给高岗造谣，他也诬陷刘少奇。他说，刘少奇在1949年7月27日的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收回了请苏联空军和潜艇帮助解放台湾的问题。注17对此师哲斥责道：“根本没有这种事”注18。

柯瓦廖夫在对冈察洛夫的谈话中除了杜撰高岗建议把我国东北变成前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这个滑稽故事之外，还胡编了另外一些同样让人忍俊不禁的情节：

他说高岗用俄文向他表示，愿意向他提供中共高层领导内部的情况。——高岗半句俄文不会说，柯瓦廖夫半句中文不会讲，高岗如何向他表示呢？

他说1949年9月一个香港代表团访问东北，只见斯大林的像而不见毛泽东的像。毛泽东听说后很生气，开政治局会议批判高岗，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作了尖锐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专门作了决议——从未发生过此事。当时东北街头挂满毛泽东的像而无一张斯大林的像。毛泽东从未为此生气，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未开过柯瓦廖夫所杜撰的那个会，刘少奇和周恩来从未说过柯瓦廖夫为他们编造的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未通过柯瓦廖夫为他们拟定的决议。

他说某一天清晨4点钟高岗一个人跑到柯瓦廖夫的住处去找他——高岗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第一政委，身边时刻被一大堆秘书、参谋、警卫员包围着，怎么可能发生清晨4点他孤身一人去找一个铁路上的外国技术员这种奇闻怪事呢？

他说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经过沈阳时，高岗和林彪准备了一车皮礼物送给斯大林，被毛泽东拒绝了——从无此事，高岗和林彪从未给斯大林送过一件礼物，更不用说一车皮了。

高岗每次去苏联都是党中央派遣的，每一次都是由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同志担任翻译，此外还有别的同志同行。上世纪90年代，当柯瓦廖夫制造的这个谣言传入我国后，有关方面曾进行调查。当时还健在的、参加过1949年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和斯大林会谈的中方人员（代表团团员均已去世，只有翻译和一些随员还在世。）都断然否认有此事。翻译师哲同志更是在几本书里驳斥此谣言：“据我所知，此说无根据”。注19

其实，根本不用调查，任何人都明白，如果高岗在1949年和斯大林会谈时真说了那些话，那么他在回国刚下飞机就会被关起来，而不会以后还步步高升；如果高岗在1949年和斯大林会谈时真说了那些话，那么在1954年打倒他﹑掘地三尺搜集他的罪行时，一定会对此大书特书﹑全党批判全国声讨，而不会在当年批判高岗的所有中央文件里只字未提此事。

第三件事：韩素音女士的著作《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毛泽东、周恩来发表了一系列热情洋溢、词句华丽的讲话，赞扬苏联的无私帮助，保证维护中苏之间永久的友谊和团结。然后，准备启程回国。这时，斯大林向毛泽东射出最后一支箭。他说：“毛泽东同志，你的一些同事，对我们在满洲的合作，非常高兴。”接着，他赞扬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高对俄国的援助感激万分，宣称：“我们之间不应存在任何边界。”斯大林对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注20

非常可惜，韩素音女士的以上叙述纯属无中生有。

按照惯例，或者说凡是正规的写法，在引言后必须标明出处，但是韩素音女士在这段引言后面没有标明出处。不过在这一章后面的注释（1）里写道：“本章所有引文出自中文版的《周恩来选集》和《周恩来书信选集》。”注21不幸的是，翻遍了两卷本的《周恩来选集》注22和《周恩来书信选集》注23，我也没有找到关于斯大林和高岗的这段引言的只言片语。众所周知，任何学术著作包括传记都必须标明每一段引言的出处，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作家有丰富的文学想象力是好事，但这想象力只能发挥在小说创作中，在纪实性作品中必须百分之百以事实说话。

前面已经谈过，早在1954年批判高岗时，中共中央就已对高岗的历史和全部言行进行了极其彻底的审查，其中包括对苏关系。由于所有关于高岗里通外国的指控都查无实据，所以在后来批判高岗的所有中共中央文件里都没有谈到所谓的里通外国问题。1954年经中共中央反复审查都没有的（高岗）里通外国问题，而38年之后（韩素音这本书出版于1992年——本文作者注），韩素音这个外国人却篡改了中共中央的结论，以丰富的文学想象力杜撰了高岗里通外国的言论。

前苏联外交部档案的解密期已涵盖了1950年。所以，1949年夏天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访苏和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毛泽东访苏的详细记录都已对外公开。另外，如果具备一定的条件，访问者也可以持介绍信访问我中央档案馆。通过访问中俄这两个最权威部门就会发现，所谓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如韩素音女士上面所写，见本文），所谓高岗在和斯大林会谈时的里通外国言论（如韩素音女士上面所写，见本文；再如柯瓦廖夫所说的，高岗在1949年在莫斯科会谈时向斯大林提议，将东北变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注24）通通是无中生有的捏造。中俄双方各自的会谈记录显示，斯大林根本没有对毛泽东说过那几句话。注25中俄双方各自的会谈记录还显示，虽然高岗在1949年夏天和刘少奇、王稼祥一起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但在整个会谈过程中，高岗没有说话。也就是说，他既没有说过韩素音所编造的“我们之间不应存在任何边界”注26这句话，也没有说过柯瓦廖夫所杜撰的，高岗向斯大林提议，“把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注27这另一句话，总之，高岗什么话也没有说。当年的中方翻译师哲也证实了这一点，：“会谈时都是刘少奇一个人说，高岗等人没有发言的机会。”注28

韩素音女士继续发挥她的丰富想象力，毛、周乘火车回国途中，在东北停留了五天。高岗乘坐斯大林送给他的崭新的俄国轿车前来迎接。注29

当年并不是斯大林个人送给高岗个人汽车，而是苏联政府送给中国政府一批轿车。当年我有关方面对这批汽车做了统一规定，国家领导人一律乘苏联吉斯车，部级干部一律坐苏联吉姆车，部级以下的干部用苏联伏尔加车。所以说，作为国家副主席的高岗在使用苏联轿车这件事情上无懈可击，他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等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一样，都按照规定坐苏联吉斯车。

在这件事上，令人捧腹的不仅仅是指鹿为马的韩素音女士，那些跟着指鹿为马的国人尤为荒唐。出版韩素音女士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社在该章节的注释中如此写道，“斯大林赠车给高岗一事，许多回忆录中均有记载。东北的官员也曾对本书作者讲述过这件事。”注30

在文章的最后我想说明一下，韩素音女士上面的几段话，我并不是首先通过拜读她的著作《周恩来和他的世纪1898—1998》看到的，我是通过阅读《人民日报》一位记者的多篇文章注31后发现的，并随后找到了她的这本书。这位记者的几篇文章（作品）虽然题目不同，但内容大同小异。他反复引用了我在本文中提到的韩女士的这几段话，看来他很欣赏韩女士的这些表述。记者先生在大段引述之后加上了自己的一段话：“高岗起落，瞬息万变。如此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当然有着诸多极其复杂、极其微妙的原因。此处其他原因暂且不论，我更愿意将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的去世，看作一个颇为直接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随着斯大林的身影在共产主义阵营的消失，为他所青睐的高岗，其退场只是早晚之事。让人意外的不过是这一退场来得如此之快，结局如此之难以想象。”注32

看来，记者先生认为斯大林青睐高岗；看来，记者先生认为斯大林去世和高岗被打倒有因果联系，请问，得出这些结论有真凭实据吗？该记者先生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请记住一点，我们写涉及历史事实的文章时，必须忠于事实，而不能编故事。

注释：

注1　例如：2007年6月26日《作家文摘》转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6年12月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中的一段，并为该段起名为《斯大林为何要“出卖”高岗》；

2010年3月16日《作家文摘》转载张文木发表在《看世界》2010年3月号上的文章《“高岗事件”的国际背景》；

2010年5月21日《作家文摘》转载了秦晓凡发表在《党史博采·纪实版》2010年第5期上的文章《高岗在莫斯科挑起与刘少奇的公开争论》；

2010年12月14日《作家文摘》转载了李辉发表在《收获》2010年第6期《“三八线”南北》；李辉：《高岗，一个身影的起落》，《文史参考》2011年第5期和第6期；李辉：《高岗案背后的中苏关系》，《老年文摘》2012年4月30日；李辉：《“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书作坊出版社2011年第7版。

注2　柯瓦廖夫，前苏联铁路工程师，1948年9月～1949年12月在我国东北担任中长铁路的苏方代表。

注3　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文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92页。

注4　韩素音（1917年—　）Elisabeth Comber，英籍女作家。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比利时人。

注5　师哲：《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7、88页。

注6　赵家梁：《对“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一文的几点意见》，《百年潮》2002年第3期。

注7　参阅师哲：《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8页 。

注8　参阅汪东兴：《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68页。

注9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1页。

注10　摘自张聿温：《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第386页。

注11　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访苏及中苏两党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师哲访谈录》，《人物》1993年第2期，第90﹑92页。

注12　同注释11。

注13　张文木：《“高岗问题”的若干考证及其他》，发表于《香港传真》2010年第8期。

注14　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0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页。

注15　参阅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97页。

注16　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访苏及中苏两党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师哲访谈录》，《人物》1993年第2期，第91页。

注17　张聿温：《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第386页。

注18　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访苏及中苏两党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师哲访谈录》，《人物》1993年第2期，第92页。

注19　师哲：《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9页。

注20　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文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92页。

注21　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文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03页。

注22　《周恩来选集》两卷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

注23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

注24　参见本文第二件事。

注25　参阅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第292页。

注26　参见注释25。

注27　参见注释24。

注28　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访苏及中苏两党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师哲访谈录》，《人物》1993年第2期，第90页。

注29　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第292页。

注30　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第304页。

注31　参阅注释1中有关李辉的部分。

注32         参阅李辉：《高岗，一个身影的起落》，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6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