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中国的反经济学与中国模式的危机

——在“中国改革20人论坛”上的发言

新中国一直流行“反经济学”。什么是反经济学？这是我杜撰的一个词，意思是：处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名，违背经济学规律，不相信发达国家摸索、积累了几百年的文明规范，漠视经济学家历经几个世纪苦心研究的经济学成果，搞出一条权力经济、以权力配置资源的中国模式的怪胎。反经济学不是一门学问，因其违反经济规律，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反经济学只是一种灾难性的实践。这个实践从1949年以后直到今天一直在持续着，无论改革开放之前还是改革开放之后，本质的东西没有变：都是不择手段——改革开放之前是不择手段搞政治，改革开放之后是不择手段搞经济；都是违背自然或社会规律——改革开放之前完全违背，改革开放之后选择性地但仍然是大范围地违背经济政治规律，违背普世文明。改革开放之前，消灭地主、三大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全面的公有制、户籍制度、取消迁徙自由权利、单位制度等等都是反经济学的，改革开放之后，垄断的金融制度、国企制度、土地制度以及虽然在不断放松、但迁徙后没有市民待遇的户籍制度都是反经济学的。这些反经济学的制度与沉重税赋、官员控制的财政制度、垄断土地造成价格畸高的房地产制度、洗脑填鸭的教育制度、微薄无靠的医疗养老制度、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使得民众成为国家的附庸与奴仆。

国家的强大与民众的弱小并不是好事，以政府干预、国家垄断、廉价劳力为特色的中国模式正面临着危机。政府全能主义、法治不彰、产权模糊（如北京的房价高于美国大部分地区，但在中国因为政府垄断了土地，高价格只买了房子不能拥有房子下面的土地，而且只有70年产权；在美国，买了房子同时买了房子下面的土地，而且是无限期产权）和产权保护不力（如重庆以莫须有的罪名没收了大量富豪的财产）、权利匮乏（如不能组织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以及集体谈判权、罢工权匮乏）所导致的全面腐败、两极分化、高昂行政成本、企业家纷纷出走国外、资本外逃正在解构中国模式。

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也就是说，国家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国家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来增加税收，推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这个目标包含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的完全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即只有在有效率产权制度的基础上才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这就要求决策者放弃对生产要素供给数量的限制，放弃对租金的追求，使市场尽可能接近成为完全竞争市场，而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满足完全竞争的条件以及一些其他条件的市场能够实现社会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另一方面，政府官员通过向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产权保护，歧视性地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以实现寻租的最大化，而这第二个目标是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决策者自己收入的最大化。决策者为使租金最大化，其措施是以国家权力干预市场，尽量限制生产要素的供给数量，从而使其市场价格长期高于成本，由此降低社会总产出，最终减少国家的税收，如此人为限制某些生产要素的供给数量，交换就不会真正达到均衡的状态。对于任何一个决策者来说，税收最大化和租金最大化不可兼得。国家的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即使是民主国家，由于存在投票悖论、理性无知、政治市场的不充分竞争和交易的对象难以考核等因素，导致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高昂，其结果是，政府的作用往往是经济停滞的罪魁祸首。

总之，一个能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依赖于国家对产权有效地界定与保护，但是受到上述双重目标的驱动，国家在界定与保护产权过程中会对不同的利益集团采取歧视性的政策，会容忍低效率产权结构的长期存在，从而导致经济衰退。

由此看来，中国的“反经济学”和所谓的中国模式都不是人类正道。中国必须尊重经济学规律，彻底改革垄断的金融制度、国企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政制度，只有这样，中国经济和社会才能走出高速发展中的危机与陷阱。

胡星斗

2012-7-26

【胡星斗简介】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1978年进入华中科技大学（原名华中工学院），1985年研究生毕业,1999年为教授。著有《问题中国》等。是对二元户籍制度、劳动教养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首倡者；撤消乡镇政府、废除行政型信访制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缩小省级辖区、建立副省级直辖市、迁都、“高贵中华，文明中国”、平等权利运动的提出者；同命同价、反垄断等活动的代表者之一。提出了建立“中国问题学”、“人文经济”、“公平市场经济”、“现代农村制度” 、“现代反腐败制度”、“现代中华文明”、“宪政社会主义”、“古典式管理”等一系列新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