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圭平：赵紫阳在内蒙古

赵紫阳（右）与周恩来

1971年5月到1972年3月间，赵紫阳曾经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担任副书记，是排在最末一位的副书记，主抓农牧业生产，当时我是新华社内蒙古分社采访农牧业方面的记者，因采访关系与赵紫阳接触较多。

1971年5月13日至18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党代会在呼和浩特隆重召开。“文革”期间，内蒙古自治区上上下下广泛进行的挖“内人党”运动，使内蒙古自治区从城市到农村、牧区的各民族人民的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当时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文件上也明确指出：“挖‘内人党’事件，使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受到了伤筋动骨的伤害”。就连“文革”期间成立的各级“革委会”也几乎处于全面瘫痪状态，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交通运输中断，农村无人种田，牧区无人放牧，喊冤上访的人成群结队，内蒙古大地一片萧瑟狼藉，千里草原破败荒芜。

为了尽快解决这种非常混乱的现状，中共中央决定从1969年12月19日开始，对内蒙古自治区施行全面军事管制。以北京军区为主组成前线总指挥所（简称“前指”），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任“前指”总指挥，27军政治部主任迟浩田任“前指”办公室主任，内蒙古自治区的一切党、政、财、文大权统一归“前指”掌握。这次党代会的召开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处于非常时期的军事管制结束了。

5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召开三届一次会议，选出了以尤太忠、吴涛（蒙古族）、徐信、邓存伦、赵紫阳为书记的领导班子。会议还明确了分工，赵紫阳分管主抓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生产。

当时，我和赵紫阳以及他的秘书蔡肇发大会、小会没少在一起开，有时我也常到老蔡那里去闲聊。我从老蔡那里知道了不少有关赵紫阳的情况：“文革”开始不久，赵紫阳就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翻在地”，直到1970年6月30日，赵紫阳化名赵明，拖儿带女来到湖南娄底市国营湘中机械厂劳动锻炼，他被分配在机械厂的三车间六班，在钳台和钻床上干活，一位姓刘的副班长是他的师傅。他妻子梁伯琪则被分配到仓库当保管员。初来时，他就很真诚地对工人说：“我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今后大家就叫我赵老头吧。”赵紫阳干活很认真，能弯下身来虚心向老工人学习，还经常和大家一起加班至深夜，他把自己当成工厂的员工，关心工厂生产建设，还不时向厂里提一些合理化建议，受到厂领导的重视。工人虽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更不知道他以前曾任广东省的省委书记，但知道他是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来接受劳动改造的。但是，谁也没有把他当阶级敌人来看待，工人对他非常好，经常从家里带些饺子、汤圆给他改善生活。有病时，工人会陪他翻山越岭去山外的医院里看病。

内蒙古自治区党代会召开的前两天，穿着一身劳动布工作服的赵紫阳还正在车间干活，中央突然通知他到北京去。当天晚上周总理找他谈话，说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党代会明天就要召开了，中央决定派你去担任副书记。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事前他全然不知，他说：“总理，我得回去换身衣服”，总理说：“已经来不及了，你明天必须赶到内蒙古参加党代会的开幕式”。原定于上午九时按时召开的党代会，因赵紫阳没有赶到，竟推迟了10多分钟，当主持人向大家解释说会议要推迟一点时间的原因是：中央决定派赵紫阳同志到我区工作，现在他还没赶到。主持人的话音一落，台下立刻就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当穿着一身劳动布工作服的赵紫阳出现在会场主席台上的时候，台下又响起更热烈的掌声。

内蒙古自治区5位书记当中前三位都是部队的将领，邓存伦主抓工业，赵紫阳主抓农牧业，一把手尤太忠，对赵紫阳的工作大力支持，使他能放心大胆地干工作。

长期在广东工作的赵紫阳来到内蒙古主抓农牧业生产，工作的跨度是很大的。他履职不久，就深入到农村牧区调查研究去了。他走遍了内蒙古自治区四盟二市（当时内蒙古自治区辖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以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他每到一处从不事先通知当地政府迎送，而是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找基层干部和农牧民谈心；他一次又一次地叩开农家的柴扉，走进农民家的茅屋，坐在农家的土炕上和农民促膝谈心，倾听他们的呼声、愿望和要求；他披一身风雪来到牧民的蒙古包里，向有丰富放牧经验的牧民求教问计。为了把农牧业生产历史和现状弄个明明白白，他每到一地就同农村牧区基层干部座谈，虚心听取他们对如何搞好农牧业生产的意见和建议。在土默特右旗河子大队，他曾两次来到一位多年担任村长的老农民家里谈心。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赵紫阳对当时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生产中的情况了然于胸。

赵紫阳经过几个月的深入调研之后，他向自治区党委汇报了他所掌握的第一手情况，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于1971年9月6日至28日在呼和浩特宾馆召开了农村牧区政策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是一些有代表性的生产大队、公社、旗（县）以及自治区的相关人员。我和《内蒙古日报》社的女记者刘谭是驻会采访的记者，每天的小组讨论会及晚上的汇报会都按时参加。这个长达22天的座谈会，认真分析了内蒙古农牧业生产的现状和历史，制定了发展农牧业的政策。差不多每天晚上赵紫阳都要来到这里听取各小组的情况汇报，特别是会议的最后几天，进行到各项政策的具体制定阶段时赵紫阳每天都来和大家一起讨论研究，在制定具体规定时微细到农家的自留地每人应该留多少？牧民的自留畜每户口应该留几只（头）？房前屋后的树应该留几棵？每次听取汇报赵紫阳都是谈笑风生，从善如流，所以每天晚上的汇报会都开得很活跃，有声有色。当时还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平均主义的歪风横行霸道，许多地方一天的劳动工分只有几分钱！有谁还愿意去劳动！自留地、自留畜等都是社会上最为敏感的神经末梢，这个时候如果谈自留地、自留畜等问题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而这次的座谈会上却畅谈了这些十分敏感的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来解决的办法。赵紫阳听取大家汇报时，假如有的小组汇报说每家的自留树应当留3棵，有的说应留5棵，最后赵紫阳都是选最高的数字拍板。如说到山区养的毛驴算不算在自留畜的数量内，与会者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下时，赵紫阳说：毛驴在山区主要是交通工具，这个就不要算在自留畜数量里了。从制定具体政策上来看赵紫阳是一心一意为农牧民着想的。有一天晚上，我和刘谭坐在一起了，我感触很深的低声对刘谭说：“看来赵书记这个人很厚道，一心为农牧民着想，大家汇报上来的数字，到他这里都放宽了，他是想尽量多给农牧民更多的实惠，他就不怕人家说他右倾，第二次被打倒？”因为赵紫阳就坐在会议桌子的对面，刘谭没敢跟我嘀咕，就写了一个纸条给我：“我们报社的人都说赵书记真是怀着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使命感干工作的，是给老百姓办实事的实干家。”

这次座谈会制定了《关于农村牧区若干政策问题的决定》共17条。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对农村牧区，人民公社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破坏，提出了纠正极“左”错误倾向，反对在农村牧区搞扩社并队，没收自留地，破坏家庭副业，搞“一平二调”的穷过渡歪风。提出了牧区以牧为主，农林牧结合，因地制宜，全面发展等一系列正确的生产建设方针。17号文件明确指出，畜牧业是牧区的主业，农林业的发展必须为牧业服务。社员的自留畜每户可养羊10到15只，最多不能超过20只，骑、挽和乳用大畜由旗（县）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自留畜已经收归集体所有的要按数量退给本人，多余部分要作价分期偿还，17号文件还指出：“坚决反对平调，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不得以任何方式随意增加脱产人员和脱产人员的补助工分”，而且还提到了要大力“发展和办好社队企业”，明确提出了“反对平均主义”，认真贯彻执行“多劳多得”的原则，禁止在牧区开荒种地，防止草原沙漠化等等。这个文件的精神与“文化大革命”前乌兰夫同志在牧区推行的“两定一奖”（定畜群、定任务、超产奖励）政策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在牧区也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作为乌兰夫的一大罪状遭到严厉批判，而当时乌兰夫同志还没有“解放”，他被关押到哪里去了连他的家人也不得而知。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这份文件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需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

这个座谈会上形成的文件，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讨论通过后，于1971年10月18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向全区正式发出了《关于当前农村牧区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文件的精神传达到农村牧区以后，农牧民欣喜若狂，敲锣打鼓放鞭炮，那些被极“左”路线残害已久的农牧民用这种最古老、最传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心中淳朴的渴望与内心的诉求。

今天，当你打开“百年风云内蒙古”的网页时《关于当前农村牧区若干问题的决定》仍然赫然在目。一个好的政策的实施成了草原人民永久的记忆。

在深入贯彻17条的基础上，于11月18日至12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呼和浩特召开全区农牧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这是自1964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以来，内蒙古自治区规格最高、人数最多的一次“学大寨”会议，赵紫阳在会上做了激情澎湃的报告。会后，大家去大寨参观学习，由赵紫阳和吴涛（“九大”中央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带队，代表团有800多人，从呼和浩特开了一趟专列，随行的有《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以及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十位记者。为了解除长时间坐车的疲劳，记者们在一起总爱谈天说地的闲聊，当然也有不少话题说到赵紫阳。大家谈到，我们这些农牧记者下乡采访时，走到哪里，常常会遇到一些农民说：自治区的赵紫阳还来过我家呢。在牧区有些牧民也会说：别看我这蒙古包破烂不堪，赵紫阳还来包里喝过我家的奶茶呢。

我也给他们讲了一件事：11月初，我在呼和浩特市旧城区逛街时，突然遇到赵的秘书老蔡，我问他：“你到旧城来干什么？”他说：“我们刚从锡盟草原回来，那里已经下雪了，冬天到了，赵书记经常下乡，没有个皮帽子不行，我是来给他买皮帽子的。”我说：“赵书记冬天还是那样辛辛苦苦地往乡下跑啊？”他说：“他就是这个脾气，所以才来给他买顶皮帽子的。”赵紫阳爱下乡，这在内蒙古自治区各级干部中是尽人皆知的。

车过大同后，在山西省境内我们看见站台上有叫卖花生、水果的了。内蒙古由于土质和气候的原因是不产花生、红薯、红枣的。而且当时由于挖“内人党”的严重摧残，内蒙古的生活必需品十分匮乏，粮食及各种副食品即使全凭票证供应也是时断时续，经常是空排半天队啥也买不上。在山西境内可以随便买花生吃了，我很高兴地说：“我是最爱吃花生的，这次可要吃个够。”随行的这十名记者中，只有我们分社社长老于和资深记者老雷的工资上百元，剩下的我们这些人只有四五十元钱，于是有人就想了个绝招：叫赵书记花钱请咱们吃水果花生如何？大家说咱把这个“消费”转嫁到赵紫阳身上挺好。由谁去给赵紫阳要钱呢？几个人起哄说：小石去最合适，因为你是咱们一行中年龄最小的又是唯一的女记者，赵书记不会驳你面子的，非你莫属了。既然大家推举我去给赵紫阳要钱买花生水果我也不好意思推辞，在他们的鼓动下，于是我就“肩负着大家的重托”，信心满满地向赵紫阳的车厢走去，当我兴冲冲地来到赵紫阳的包厢旁边，推门一看我有点迟疑了，原来我以为赵紫阳是一个人有单独的包厢，进去一看才知道他同吴涛同志是一个包厢，吴涛是内蒙古党委第一副书记、内蒙古军区政委，他是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参加过著名的百团大战、辽沈战役等，他非常威严，不苟言笑，平时是没有人敢跟他开玩笑的。看见吴涛政委我还真有点发憷，不好意思张口了，但是既然来了就得不辱“使命”，我嗫嚅着冲赵紫阳说：“赵书记，我们那个车厢的记者要你掏钱请客给我们买花生吃呢。”我话音一落，赵紫阳就笑呵呵地急忙翻他上衣的两个口袋，什么也没有，他又翻腾下边的口袋，中山装的四个口袋全翻遍了，最后找出来一块柒毛钱，全交给我了，我拿着这点钱真有点泄气了，一个省委书记，一个大领导身上才有这么一丁点儿钱，这真是我们这些记者们怎么也想象不到的。

参观团到达昔阳后，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同志从太原赶来与大家见面，陈永贵也表示了热烈欢迎。第二天，我们就跟随陈永贵去大寨的虎头山、狼窝掌等处参观。我们这个参观团的其余的大队人马则由大寨的其他领导成员带领参观。当时参观大寨只能看治山治水的成绩，不管什么人都不能随便走进农民家里，所以我们并没有跟当地的农民有任何交流。当我们这一行人走到虎头山上时，见有十几位妇女正在翻地。赵紫阳问陈永贵：“这是铁姑娘队吧？”陈永贵说：“是的”，于是赵紫阳就冲着他身边周围的这些人大声说：“大家同铁姑娘一起劳动吧”，赵紫阳首先拿起铁锹翻起地来，我虽然也从铁姑娘手里接过铁锹翻腾了几下子，并没有认真干，是好奇心驱使我想看看赵紫阳是比划几下意思意思还是真干，于是就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他翻地，结果发现赵紫阳翻地还真像回事儿，动作娴熟，还真用力气干了好大一阵子，并非作秀。

中午，陈永贵按他的最高规格招待我们在他家吃饭，摆了两桌，一桌是张平化、赵紫阳、吴涛、陈永贵等领导，另一桌则是我们十位随行的记者。席间，我们这桌的人推举我去给陈永贵敬杯酒，我端着酒杯走过去代表记者给他敬酒，陈永贵还真的实实在在地喝了，还很高兴地说了声：“谢谢！”而我则假喝了一口，而这个假动作我自以为谁也没看出来，当我转身刚要走回到我们桌旁时，赵紫阳笑着大声说：“我要揭发，刚才女记者没喝酒”，陈永贵说：“我真喝了，你这个来敬酒的怎么不喝酒就跑了呢”，弄的我实在难堪，于是只好将一杯酒一饮而尽。我冲着赵紫阳说：“赵书记都怪你啦，要不是你揭发我就混过去了”，赵紫阳很得意地笑了笑说：“我这叫实事求是嘛”，张平化同志也笑呵呵地附和着说：“赵书记说得对，是应该实事求是”。

1971年12月22日，赵紫阳又主持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机械化会议，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机械化的发展规划，他决心要把内蒙古的农牧业生产推上一个新台阶。

1972年1月初，我想写一篇记述内蒙古农民战天斗地“学大寨”的长篇通讯，初步定题为《战斗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人们》，于是，第一站先来到了特拉特旗采访，当时的内蒙古还是十分贫穷落后的，旗招待所全是平房，北边的一排平房内全是土炕，是供一般干部出差住的。坐北朝南的一排平房是高级房间，每间房子内放着四张单人床，靠墙壁处放着一张有两个抽屉的小长条桌子，房屋中间生着一个煤火炉子，我被安排到这个高级房间居住，因当时出差的女同志很少，又加上那年冬天奇冷，所以虽然是4张床其实只住了我一个人。有一天晚上，一个女服务员进来说：“自治区的一位领导来了，招待所没有地方住了，他们只好住在旗委会议室里，被子不够用了，我要把这个房间多余的被子拿过去。”

第二天，旗委宣传部新闻干事老杨来叫我吃早饭时，我问他：“昨天自治区的那位领导来了？”老杨说：“赵书记带着几个人来了，没地方住了，他们昨天在会议室住了一夜，今天一早就下乡了。赵书记下乡从来不事先通知我们当地政府，都是人先到了再说，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他来，所以什么也没有准备。”

赵紫阳住会议室这件事叫我沉思很久：特拉特旗与包头市仅仅隔着一条黄河，大约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即可达包头市。包头市的青山宾馆、包头宾馆、包钢宾馆等都建得非常豪华气派，尤其是青山宾馆是坐落在一座大花园里，周恩来、董必武、贺龙、陈毅、乌兰夫等中央领导都曾经在这里下榻过。赵紫阳去包头任意一家宾馆住下都不为过，怎么在寒冬腊月去睡会议室呢？

（作者为新华社原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