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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3日星期六

章立凡:从渝州变局看政改前景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闭幕式,薄熙来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一天后,他的身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与其去职新闻一齐漫天飞舞的,是各种吸引眼球的小道消息,以及对薄氏行踪和下场的诸多猜测。中国人的"国民性"习惯于"只讲立场,不论是非",在混沌不明的局势下,媒体若贸然采信有派性倾向的谣传,必将造成自身公信力的打折。

"黄雀理论":政治轮回现世现报

我不知道薄熙来那天在主席台上,是否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投了赞成票。甚至有网民幸灾乐祸地说,该案第七十三条提前在他身上实施了。人们想起了在重庆"黑打"中被处决的文强、樊奇杭,以及龚刚模、李庄等大批被薄熙来、王立军送进监狱的人。
  共和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关联案例:1955年全国人大代表胡风未经宪法程序(人大常委会批准)被公安部逮捕,两天后才补办手续。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没有想到,十多年后他身为根据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也无法用宪法保护自己,被毛泽东发动政变推翻,幽囚迫害致死。
  今年2月初王立军职务变动时,有媒体问我的看法,我答八个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三天后他就出事了。其实从文强到王立军、薄熙来,每个掌握权力的人都可以是猎手,也随时可能变成猎物;黄雀之后更有猛禽,而那只最大的"终极黄雀",则是一个没有法制保障的"循环互害"体制。
  此前坊间纷传,文强临死前曾对王立军说:"总有一天,你也会和我一样。"但现世报来得如此之快,还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更为讽刺的是,毛左们严惩"汉奸"、吊死"西奴""带路党"余音未了,他们心中的英雄率先成了投奔西方的"叛徒"。

激起"官愤":唱红打黑断送仕途

薄熙来下台前夕,我与几位"红二代"聊起他的前途,他们与薄本人或家族都有深浅不同的关系。比较中立的观点是,薄氏有能力也有野心,也确实想做事,但过于自负,博上位的手段咄咄逼人,效果却过犹不及。
  还有人回忆起大学时代的薄熙来,说他那时没多大野心,一心一意学外语,人生追求的目标是当一名驻外记者,从北京大学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新闻专业。读研毕业后,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但早期表现似乎并不出色,且被婚变事件闹得灰头土脸,于是外放到地方县、市工作。这种仕途历练,是中共培养高级领导干部的必经程序。
   在大连市委书记任上,他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此后一路顺风顺水,先后出任辽宁省和商务部的一把手。薄在2 007年10月进入政治局,但未能如愿留在中枢,而是外放重庆。此前其父薄一波已于同年1月逝世,老薄一生留下的政治负资产太多,党内各方侧目,也影响到了小薄的仕途。
  薄氏为博上位,四年来"唱红打黑",经营劫富济贫、透支未来的"重庆模式",不仅遭到自由知识分子和法律界的强烈反弹,其无底线的"酷吏"作风更令同僚侧目,激起了普遍的"官愤"。尽管中共长期屏蔽"文革"的恐怖历史,但大家都知道,"文革"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是干部,这样一个既不守明规则也不守潜规则的前红卫兵一旦上位,难免人人自危。尽管他在主政后期已开始修正形象,强调自己及其家庭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但"二次文革"恐怖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无法消除。

奇理斯玛: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曾引用黑格尔的说法:"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
  "奇理斯玛"式的魅力型领袖,在专制积淀深厚的后发国家很有市场。平心而论,与冷无表情的中共官僚经典面孔相比,薄熙来是有亲和力的,他学会了西方政客讨好选民的手段,懂得运作媒体,挟民意以自重。在他任职过的大连和重庆百姓中间,颇有些口碑,像我这种对重庆模式有批评的人,不时会收到一些挺薄网友的留言指责或规劝,至今未断绝过。
  
  薄氏主政重庆,很像上世纪建政之初的中共政权,迅速清除黄赌毒和帮会道门,实现了社会一体化,并通过劫富济贫等手段,博取群众拥护。其"经营城市 "的资金平台,则类似美国建国之初的"旋转门"财政,不断靠借新债还旧债周转维系信用,一旦资金链断裂,信用不可持续,很容易堕入"庞氏骗局"的深渊。
  自2007年出掌渝州,他用不到五年的时间将重庆变成了"西红市",将自己树为毛左们心中的"小毛泽东";而毛泽东取得无争议的革命领袖地位,则经营了二十一年,到延安整风才告确立。毛氏信用的崩溃,始于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辞世三十五年后,"红太阳"光芒黯淡;而政治明星薄熙来的顷刻陨落,则只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起因是网民在第一时间追踪到王立军出逃美领馆的行踪。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强人靠垄断信息维系公信力的优势不复存在,同是副手出逃,主子偶像的解构却大大加速,真应了黄炎培对毛泽东引用过的那句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若将其中"勃""忽"二字换成同音字,则更像是一句暗讽中国极左派的谶语。

公器私用:政治生态不可持续

"唱红"为"闯红","打黑"变"黑打",官场成战场。随着薄氏在政坛的消失,各类"表态文化"异彩纷呈,种种不择手段的夺嫡故事也惊现坊间,看得让人心惊肉跳,不免引发我的逆向思考: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算好兵,如果薄熙来是一位西方政治家,可以循游戏规则"费厄泼赖"(Fair Play),即便竞争失败,仍可按规则重新开始。果如此,他还有必要以种种另类手段博上位吗?
  我曾经指出,中国大陆在出现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之前,一切政治都是会党政治。一统江湖后,不再有江湖。当国家名器成为单一政治团体的战利品,围绕最高权力的竞争,就只能在团体内部进行,团体之外的任何团体和个人都无缘入围。缺少外部竞争的后果是,团体内部权斗将变得日益激烈和残酷,最终走向"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民族大劫难。
  毛泽东曾引用过陈独秀的一段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薄熙来事件从另一角度证明:公器私用、党同伐异、任人唯亲、私相授受的政治生态,是不可持续的,同时任何人都不是绝对安全的。如不汲取历史教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一人一票的公开民主方式,实现政治权力的公平竞争,就难免堕入新的权斗轮回,终至万劫不复。

强者出局:官场潜规难以为继

薄氏的下台,或许阻止了执政党沿"文革"的老路下滑,但并不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专制主义国家的改革与转型,往往被认为需要强人的推动,例如台湾的蒋经国、南韩的全斗焕等。历史的机遇稍纵即逝,随着革命年代的最后一位强人邓小平的逝世,中国进入了常人政治的时代,中共淘汰精英的选拔机制,也无法复制出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强人,官场潜规则本身决定了强者出局。
  "龙生九子,各有所司",强人不出,政治格局就只能靠维稳来平衡,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薄氏目无余子争当毛式强人,有可能成为一个搅动死水者;从他的政治作风也很难预料,一旦上位,他将继续极左还是顺应潮流;但这类可能引发夺门之变的搅局者,永远是同僚高度防范的对象。此次薄氏之败,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这场挫败也未必是其政治生命的终结,他已成为中国毛左派系的旗帜。
  十年间改革停摆,造成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和社会分裂,当今上层和下层都已意识到,原有的统治模式不可持续,改革或革命二选一,必须作出抉择。于是,一些红二代开始走向前台,以创业大股东继承人的血缘情感,向职业经理人喊话,指出分配不公严重违背创业宗旨,要求立即改革重振祖业。部分中共开国元勋后代与党内民主派老人、公共知识分子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推动改革,这是近半年来中国政局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尽管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取得一致,但基本共识是不能再搞"文革"。
  本届核心任期将满,经济民生乏善可陈,迄今未启动政改。其成员多起于草根,略似大公司职业经理人,地位不同于创业大股东;自身政治资本不足,事功的激情和撬动盘根错节利益格局的冲力均不足,惟有以维稳分红方式渡过任期。最后半年能否发奋蹈厉推政改上马,以补主政十年之憾,姑拭目以待。

何去何从:五年看改十年看埋

  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时代,民智已开,民权待立,中国的希望在民间。任何改革的"顶层设计",若无人民的支持和参与,都不可能成功。今春广东乌坎事件的和平解决,为中国官民博弈提供了一种双赢模式。如将小岗模式定位于经济民主的开端,则乌坎模式很有可能是政治民主的先声。汪洋在解释这一事件时说:乌坎的民主选举"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我们把选举法和组织法的落实过程做扎实了。"
  回顾上世纪40年代,中共借助民粹主义的土地革命争取农民,以普世价值宣传赢得知识分子和青年,以民主宪政笼络民主党派,最终战胜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但坐定江山后六十多年间,一直未能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习惯于用革命党的思维治理国家,有法不依,自坏大局。
  乌坎事件从另一角度证明,全面践行宪政,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政治体制改革应优先兑现以往的承诺,从基层民主选举开始,按照建国大宪章《共同纲领》的规定,"一人一票"普选产生从地方到全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按照1956年中共提出的政治设计,从法律上确立政协的监督机构地位。
  今秋中共十八大开幕前的半年,是中国政局的高风险期,随时存在变数。未来有可能出现一个类似于清末或二战末期日本的"皇族内阁",红二代"亲政"既标志着执政地位的深刻危机,也孕育着推动改革救党的冲动,但要看历史给不给机会和时间,任何不当的举措和走向,都可能导致全盘皆输的结局。
  当年,不是中共选择了历史,而是历史选择了中共。现在,历史已开始倒计时,五年看改,十年看埋。如果新核心在第一个任期内未能真正启动改革,则历史可能会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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