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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20日，赵长子赵大军和俞梅荪在紫阳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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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20日，赵家紫阳灵堂墙上的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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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20日，紫阳书房作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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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17日，杜导正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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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17日傍晚，左起，杜瑞芝（88岁，原广东省委常委）、王志华（紫阳婿）、杜导正（85岁，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王雁南（紫阳女）。杜导正充满信心地说：“十七大以来，实行开明政策，紫阳问题将会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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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17日，北京市民郑为力献的花篮和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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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17日，紫阳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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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7日，各地访民依次向紫阳像三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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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的执政风格及理念
——历年赵紫阳忌日见闻（下篇）
俞梅荪
上世纪80年代，我曾在赵紫阳领导下从事立法工作。2005年1月17日，紫阳仙世，我赴灵堂悼念。次日被警车跟踪，我骑自行车逃脱。警员连日到处搜寻，我在朋友们的掩护下连连躲过，寄居在外。1月29日，送别紫阳那天凌晨5时，警员们在八宝山公墓外蹲守抓我，我未能见到紫阳最后一面。每年忌日，我都在紫阳书房，与紫阳家人和老同事们议论中，回首一些当年事，紫阳务实开明的执政风格与理念，可见一斑。
力推价格体系转型
1984年9月，紫阳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写信，提出关于价格改革问题。他指出：“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由于商品比价不合理，要进行结构性调整。要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理顺经济的各项主要标志是要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陈云的复信表示同意。
1984年10月，赵紫阳在启动价格的改革时说：“改革总得过这一关，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假如一次把价格放开，也许会天下大乱，我下台。但三、五年后市场形成了，人民会纪念我。个人是无所谓的，但这种做法太冒险，国家和人民所承受的损失可能会太大。”
1988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会议提出继续深化改革，指出价格和工资制度改革需要有统盘考虑和系统方案。会后，中央组织有关部门研究此后五年特别是1989年的价格、工资改革和配套措施问题。
与弗里德曼探讨敏感问题
1988年9月，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来访。弗里德曼因创立消费函数理论、货币历史和市场稳定政策，获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货币理论影响了美国的经济政策。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采纳他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取得成效。
9月19日上午，弗里德曼在北京科学会堂作题为《市场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的讲演，孙尚清、陈岱荪、吴敬琏、厉以宁、戴晴等30位学人参加。当日下午，紫阳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弗里德曼。
紫阳说：“在经济学方面你是大教授，我是小学生，你多说，我多听。”谈到我国改革的情况。他说：“目前，价格改革已经提上日程，不是要简单的调整价格，而是要形成价格体系的机制，由市场来决定价格。”“今年的通货膨胀现象比较明显，是多年积累起来的。如果不治理，放开价格就意味着物价上涨；如果上涨幅度大，人们的承受能力就有问题。无论是价格改革，还是治理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企业的运行机制并提高效益。今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价格改革、治理通货膨胀、实行企业股份制，要解决这三个问题的难度不小。但是，中国改革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弗里德曼说：“要抑制通货膨胀，只有约束货币供应量，在中国就是要少印钞票。如果储蓄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人们就不会去储蓄，企业就会因为利率低而争相到银行贷款，这种不考虑经济效益的投资是一种浪费。如果把利率放开，完全由市场调节，鼓励人们去储蓄，也可以避免浪费性的投资。从美国、日本的情况来看，放开价格，实行价格改革，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紫阳说：“我们不打算采取控制个别物价的办法，而是要通过管理货币流通量来控制通货膨胀。正如你所说，要利用银行机制。但是，中国的银行改革刚开始，很难象西方那样，通过抽紧银根控制通货膨胀。国家银行必须同国家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现在抽紧银根，可能会使农业被抽紧，而重复建设却并没有被抽紧。”
弗里德曼指出：“这是由于政府部门在上层控制了权力。”
弗里德曼指出：“这是由于政府部门在上层控制了权力。”
紫阳说：“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控制，一方面是银行本身的职能不合理。”
弗里德曼列举了南斯拉夫、印度等国经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改革关键的是不要半途‘胶着’，这样反而会使问题更为严重和持久，对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就更大。”
9月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经济改革必然触及政治
1987年10月，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立高度民主、法治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开始实行党政分开，简政放权，撤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法委、中央各部委党组，防止各级党组织对行政工作的不当干预。
1989年4月，耀邦去世，首都知识界走上街头,将“争民主自由，反腐败，要求加快改革”的广场运动推向高潮。5月中旬，紫阳坚持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他主张和平对话，反对军事戒严，被邓小平等强硬派拒绝。“六四”天安门广场被军方血洗。紫阳与弗里德曼的经济高端对话，被官方解读为“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而作为“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迫使紫阳下台的理由之一。
弗里德曼写道：“赵紫阳作为总书记，不是为了毁灭共产党。他深信扩大市场机制的运作会带来经济增长，从而巩固党的权力与稳定。他不认为党因此而要控制经济发展的细节，而是为了党，他们要改进人民的生活与福利。我同意他相信的多种市场机制会改进民主，并不同意这会同时巩固党的地位，但我对他的诚意却深信不疑。”（1993年10月，弗里德曼再次访华，我聆听讲演，被他对宏观经济深入浅出的解读深深吸引。）
反思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2004年9月10日，安志文（原国家体改委常务副主任，紫阳兼任主任）冲破阻力，到富强胡同探望软禁中的紫阳，探讨社会问题的要点如下：
──当前的经济形势不错，但社会问题很多，这是只改经济体制，不改政治体制的跛足改革造成的后果：一是腐败，虽然年年反腐败，但腐败还是在发展；二是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过大，两极分化。我国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是听任问题发展，成为权贵的市场经济；二是搞好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到底出现哪种后果，取决于是否搞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社会问题积累，最后可能出乱子。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阶层分化，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作为政府的公权，应当解决社会公正问题。现在很多部门用行政权力为自身的部门利益服务，这就把公权为某个利益集团所用。总之，民主问题不解决，长治久安不 了，搞不好的话，就会出现权贵市场经济。要解决民主问题，就得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搞好市场经济，也得靠这一条。关键是民主，要让人讲话，不能搞舆论垄断。
（完稿于2012年6月2日“六四”23周年）
《纵览中国》首发，2012年6月2日
作者此处又作了修饰，更换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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