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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瑞福（Ralph Litzinger) |
作者：李瑞福（Ralph Litzinger)，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系
译者：更桑东智（John Lee）
文章来源：《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学刊特刊
标题：Tibet Talk – on Life, Death, and the State
时间：2012年4月10日
数周前在北京，一位朋友邀请我参加一个大型的私人晚宴，这场晚宴是为了一个艺术展的开幕而举办的。这位朋友把我夹带到了一个不属于我的地盘上，因为这里不是我通常盘桓的场所，而我很快就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群富有的收藏家、赞助商以及艺术年鉴作者们中间。我肯定是那个活动中唯一的人类学家。
我们面前琳琅满目的餐台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在暗处摇曳的烛光，精美的餐具，不停斟酒的侍者和精心准备的菜肴，似乎囊括了全世界的珍馐美味。我为能有这样的机会与北京全球化艺术界里呼风唤雨的巨头们共聚一堂，享用一顿美食而心存感激。随着夜色渐浓，人们开始在席间流连走动，而我则对人们话题的转变产生了兴趣。席间的话题从一开始谈论艺术、画展开幕和艺术界的新星很快变成了谈论国家正面临的迷局——如何维持稳定并调和各种不平等、不协调和各种冲突，过去把这些冲突叫做矛盾。那个晚上绝大多数的政治性话题都是关于中南海政治事件的传闻，中南海紧挨着故宫博物院西侧，是中国第一梯队领导人处理国家日常事务的地方。晚宴举行当日恰逢“两会”闭幕——每年三月初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代表大会。这个晚上，薄熙来的命运成了晚宴的主菜。这位热衷于毛泽东思想的重庆市长刚刚被扳倒。温家宝总理在他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警告，要警惕回到“文革”时代，这很明显是指薄熙来和他的“重庆模式”。[1]魅力超群的薄熙来的政治生涯一时间灰飞烟灭。就在那个晚宴上，有人后来坚持认为这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如果薄赢得了他渴望已久的政治局常委的位子，并把他那套“残酷无情”的政治带回北京，那么中国的富人们会在转眼之间带着他们的财富逃之夭夭。我本来想问她，中国的富人现在不已经在这么做吗？但是，我的脑子里想到了其他事情。
在关于薄熙来的天马行空的想象的间隙，我问道：你对图伯特的自焚事件有什么看法？持续的抗议和自焚，在整个高原大量驻军，甚至再现2008年春天的起义……这些发生在图伯特的政治动荡是否让你感到担忧？你会带着你的钱财、艺术品和其他一切逃之夭夭吗？“图伯特问题”是否会像北京的薄熙来权力集团一样，有可能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或者，至少可以预示着指望中国成为永不停息的增长和发展机器，同时实现在国际舞台“和平崛起”的“新自由主义”梦想行将破灭？
我曾经在北京其他不同的场合问起过这些问题。无论何种情形，关于图伯特的话题总能导致片刻的沉默，连平时口若悬河的北京“的哥的姐”，在回答这些问题前都要愣一下。对于这些见多识广、手眼通天的艺术收藏家、交易商和艺术年鉴作者们而言，并非是由于他们不知道“西边”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如此的机智过人同时又熟谙当今各种政治伎俩，但是面对“如何看待用自焚这样的非同寻常的手段进行的抗议新浪潮”的问题时，他们也同样颇感为难。在我坚持谈论图伯特问题时，我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到在北京任何地方同样看到的表情：悲伤、怜悯，或许还有些愤怒（但不确定是冲谁）。但是我从人们的脸上没有看到过恐惧。当然，不是薄熙来和他的“红色政治”带来的那种恐惧。没有人会真的认为30位或者更多的博巴吞下汽油自焚就能把中国引向绝路；那片土地是遥远的，居住着躁动不安的“少数民族”，没有人当真认为他们自己的未来和财富会和那里的“民族团结”问题有什么牵连。在谈论有关图伯特局势时，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观点认为，一具着火的躯体是永远无法真正与国家对抗的，而这个国家拥有自己的军队、无处不在的武警和监视系统，还有能力进行围捕、平息、压制、隔离、教育和监控。在另外一个场合，一个在北京的同情图伯特的熟人说，“他们很勇敢，但是为了什么目的呢？他们只能使得政府更多地动用暴力。军队掌握了所有的武力。这是个没有希望的事业。必须得用别的方法。”
真的有其他方法吗？会有其他方法吗？当这个国家看起来与暴力保持着毫无争议的根本联系时，该如何设想从无数种形式中选择一个替代手段？[2]但是，假设我们暂时回到几个世纪以来对于国家与暴力之间关系的理论阐述中。在“自焚”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富有争议的属于国家的行为以及国家行为对个人身体可能产生的最极端的作用（即合法地使用暴力和对个体生命的剥夺——译注），那么“自焚”是否用一种引人注目的、决绝的和富有意义的综合性的方式将暴力反制于国家？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抢断了国家对暴力的独占？那些燃烧的躯体——哪怕只是在一瞬间——是否否定了一项国家专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这项权威赋予了国家最实际和最根本的权力——定赏罚，断生死。
哪些自焚的躯体究竟如何回应了政府的所作所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还只能是通过一些理论性的探讨来寻求？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目前，大部分图伯特地区都对外封闭。有些新闻记者设法潜入图伯特并进行走访，其中有几个人还报导了他们的所见所闻。图伯特发生的一切正日益成为“全球化”的热点报导内容。但是，信息来源显然不是来自中国，那里的社交网络受到严格监控；也不是来自学者或是长期在高原上工作的环保人士，他们声音也基本上被封锁了。对于自焚的意义，我们只能从零零星星和可想而知的官方媒体的评述中进行揣摩，而这些评述都千篇一律地认为所有的麻烦都是自焚本身所引起的。在街头巷尾，在冠盖云集的豪华晚宴，在大学的咖啡厅里，在公园的长椅上或是酒吧里，我已经发现有这样一种新的“冷酷的乐观主义”（cruel optimism）论调——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通过（对自焚事件的）反思，找寻自焚的某种意义，突破眼下的话语沉寂，来获得某种方法在情感上把自己归属于“不同凡响”的一类。即便如此，图伯特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尤其对于那些喜欢旅游的中国中产阶级而言，尽管图伯特依然是他们必去的旅游目的地，那里是神奇的香格里拉，那里有众多的佛教寺院，有高山，有草原，但那里也是一个危险的地方，那里有一触即发的抗议示威，就如同在2008年爆发的吸引了全国目光的抗议活动（直到那年的5月份，发生在四川的地震才将人们的话题从关于那个边远的西部民族是如何地桀骜不驯和忘恩负义转向了以慈善和志愿行动为基础的臆想中的“民族团结”）。在当前的节骨眼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课题，这个课题使得以往所有关于图伯特及其未来的认知和叙述方法都无所适从。这个课题便是那些以身浴火的自焚者。
在北京，几乎没有几个我与之交谈的人能说出（自焚事件中的）死者或幸存者的名字。他们说的话都只是相信政府虽然手握军警，但依然是一个“扶危济困”的机构。只有政府才能实现社会和谐。政府减轻贫困，出钱让人们思考问题，或许还采取某些措施解决环境问题，关注贫富悬殊，时不时对于唯利是图的过度开发、贪污腐败和强占土地等问题提出警告，甚至就像我们在温家宝总理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看到的，还警告警惕“文革式”政治的回潮。不过，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为无论如何只有政府才能维持社会和谐。大多数人认为如果政府失去了行使暴力的能力那么它也将无法“扶危济困”。而只有从始至终兼负“扶危济困”和“行使暴力”双重职能的政府才能阻止疯狂的自焚行为。只有政府才能重建“和谐”。
不过，在图伯特地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有人对政府正当行事的能力给予如此毋庸置疑的信任。相反，面对那些自焚的躯体，面对那些通过火焰和烧焦的躯体进行抗议的自焚者，面对那些甚至经常用铁蒺藜缠绕自己的身体从而避免受到当地公安和医疗部门救助的自焚者，似乎无人质疑他们是在为着一个更加崇高的事业而牺牲自己。自焚行为用火焰抢断了政府与暴力之间的基本联系。在当今这个最为危机四伏、风雨飘摇的时期，自焚行为否定了政府，否定了政府宣称的对每一个个体所拥有的生死予夺之权。
作于2012年4月3日
【注释】
[1] 关于温家宝最后一次记者会的有关讨论，参见：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03/29/the_revenge_of_wen_jiabao?page=full
关于“重庆模式”的有关讨论，参见：
[2] See Faison 2011 for a recent commentary.
【参考书目】
Lauren Berlant, Cruel Optim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Didier Fassin, “The Trace: Violence, Truth,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Social Research, Vol. 78. No. 2 (Summer 2011): 28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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