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在六月四号清晨遭到了中共军队的大屠杀。屠杀的命令是邓小平下达的，屠杀是一大批共产党人决定的。这些人不知道屠杀本国人民是千古之罪吗？当然知道。所以最近几年已经有不少人出来辩解，说自己不是屠杀的罪人。
最著名的两个自我辩解者之一是当时发布戒严令的总理李鹏；而另一个是屠杀行动的北京指挥者，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这两个人后来的命运虽然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尝到了刽子手的恶名给他们和家人带来的羞辱。除非改名换姓，否则这种羞辱将永远伴随他们和他们的后代。
为了洗刷这种羞辱，他们纷纷出头写回忆录。李鹏说；北京屠杀百姓的总指挥是陈希同，做决定的是邓小平。意思就是他李鹏没什么责任。陈希同急了，也写了一本书说：二十年后他才知道自己被任命为总指挥。然后写了一大堆当时的情况证明自己不是什么总指挥。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先生评论说：很好，这样争论下去，六四的真相就会越来越清楚了。
作为历史的真相，不但是1989年的大屠杀，六十多年来中共的很多真相都是模模糊糊。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被中共隐瞒了真相，或者是被中共自己释放的谣言搞得难辨真伪。不但老百姓被骗了，大多数党员和干部也并不知道真相。搞清真相确实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不但对历史很重要，对于把罪人钉在舆论的耻辱柱上也很重要。
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没搞清每一个细节之前，是不是就不能做判断了呢？有足够的证据就可以了。什么是足够的证据呢？这就要看每一个人不同的智力水平了。法院要求的底线比较高，因为它要适应社会的平均智力水平。所以李鹏和陈希同到底需要承担多大的罪恶，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他们自己的话不可全信。
但是以一般的要求来判断他们这些当年积极站在屠杀第一线的明星人物是不是罪人，公众从报纸电视上看到的证据就已经足够了。包括那些拿到了沾满鲜血的军功章的军人，和那些为屠杀行为掩盖和辩解的人，都不能抹煞他们的罪行，不能利用人们善意的宽容来逃脱舆论的审判。
中国的老百姓很善良。而中国的那些恶人就利用这一点，做了恶以后就流几滴鳄鱼的眼泪，就可以轻松地逃过惩罚。这种事后东郭先生的宽容，恰恰成为恶棍们说服自己做恶的理由。特别是那些胁从做恶的人，在面临不作恶就会有损失，或者做了恶就会有好处的选择时，指望事后求得原谅的可能性，是他们最终会选择做恶的重要原因。
邓小平当然是1989年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但也不能忽视了那些胁从做恶的帮凶。没有这些丧尽天良的胁从走狗，单凭邓小平李鹏几个恶棍，怎么能够镇压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呢？镇压之后，又怎么能够平息数以亿计的老百姓的愤怒呢？对于那些在屠杀的时候积极站在前台表演的人，那些手持武器直接屠杀老百姓的人，那些事后帮助掩盖真相的人，还包括为屠杀辩解、寻找理论根据的人，和极力倡导无条件的和解的所谓精英们，人们应该牢牢地记住他们的姓名，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有人至今仍然主张给六四的死难者平反。这里边包括善良的老百姓，更包括一些因为跟随赵紫阳而被邓小平迫害的前共产党人。他们始终对共产党抱有幻想，希望共产党给六四平反后他们能重新回到共产党的怀抱中继续当官。这些执迷不悟的前党员们并不懂得共产党。他们受共产党多年的洗脑已经被洗糊涂了。
斯大林和毛泽东死后，确实有过平反运动，为一些受了冤枉的官员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及恢复官职。这是因为他们确实冤枉。他们从本质上忠于共产党的专制体制，只是在如何镇压和愚弄老百姓的具体事件上有不同意见，就遭到了不应该的惩罚，这才是冤枉。所以才可以叫做平反，才有可能平反。
而八九年的那场民主运动，并不是一场学生运动，而是一场借着学生运动顺势兴起的要求改变政治体制的运动。更广泛地说，是七十年代末兴起，贯穿整个八十年代的民主运动的总爆发。运动的主体并不仅仅是学生，更多的是普通的市民百姓，包括那些共产党的基层党员。面对着坦克机枪流血牺牲的，也主要是这些勇敢的英雄，而不是某些出完了风头就投降，帮恶棍们掩盖真相的苟且偷生者。
中国人不但要记住那些英雄，也要记住那些刽子手和帮凶。恶行得不到惩罚，善行也就得不到彰显。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够惩罚作恶歹徒，恶人将会越来越多，作恶将会越来越没有心理压力。这个社会将会是道德沦丧，秩序混乱。特别是官员们作恶如果得不到控制，结果就会更加严重。
这不就是今天的现实吗？不要以为政治和自己无关。不要以为自己已经躲过了六四的屠杀。这个屠杀被容忍的后果，就是今天的中国百姓受压迫剥削的现实，就是道德沦丧秩序混乱的现实。人们并没有躲过这场灾难。只有推翻一党专政这个制造灾难的体制，中国才能把六四大屠杀真正当作历史。
聆听魏京生先生的相关录音，请访问：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12/WeiJS120531on1989democracymovement.mp3
（撰写并录音于2012年5月31日。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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