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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吕朴 |
在革命战争时期，《讲话》精神的巨大作用极其重要意义，已经成为我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将永载于世界人类解放历史，成为其中最为辉煌的篇章之一。对于这一定论，在此不再赘述。只想就《讲话》精神的当代价值，表达一些浅陋的个人看法，和大家讨论一二。
一、革命战争方式和和平建设方式是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必然产物
1、革命战争方式
由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理想社会准备政权条件。这一阶段的战略总目标是夺取全国政权，走向目标的道路是武装斗争暴力革命。而开展这场暴力革命的初始态势是敌强我弱，革命队伍人员不足、物质匮乏、时间紧迫。因此只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简胜繁。最后成长壮大到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政权。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等政治思想动员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使他们敢于流血牺牲、知难而上。经过多年反复的磨练和探索，最终创造出了一整套群众工作、统一战线、管理战争、管理根据地的方式、方法，统称为革命战争方式。包括有政治思想动员机制、供给制；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游击战、运动战，以缴获武装自己、支部建在连上的新式革命军队体制，；高度集中的党军政三位一体，党领导一切；武装军事斗争为基础、军事斗争是建立政权的先导等等。而对文艺工作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成为动员群众的可依靠力量；成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效武器；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的得力工具。正是这一逻辑决定了文艺工作的“革命工具论”本质属性。《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并成为根据地整风的学习文件之一。也正是掌握这一套完备的革命战争方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才得以并不太长的22年时间，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社会组织化程度几乎最低，被人们普遍称为散沙的农业社会国家，实现了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空前繁重、纷杂的历史重任。因此被称为人类解放历史上的奇迹实在是当之无愧。
- 和平建设方式
夺取全国政权之后，进入长期和平、建设理想社会的历史新阶段。和革命战争时期相比，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战略总任务变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理想社会。运行环境为长期和平，因此正常社会的运行机制开始复归、发挥作用，社会原本的各种需求和社会现象，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开始自然涌现。为适应这一重大的变化。物质利益动员为主将逐渐代替政治思想动员为主，按劳取酬的工资制将替代供给制；由于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管理工作的复杂，对于管理效率、管理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度集中势必会被党政军功能逐渐分开所代替；军事管制为政权基础的状况将逐渐被法治管理所代替。文艺工作原本属于经济、社会反映的本质（既多功能、多层次）也将自然复归。包括反映、教育、娱乐、商业四类功能的文化现象必将逐渐自然涌现。
因此任何一个立志于社会革新、发展、进步的政党及政权，在掌握全国政权之后，最急需的工作就是及时发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运行、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什么？我们要建设会的理想社会和前者是什么关系？为此我们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后，要建设什么样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上述内容笔者冠以和平建设方式统称之。经过对至今已经62年的各种经验教训总结，又有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两类人类发展进步模式社会实践的借鉴。笔者发现，凡是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有包括三个方面的先导性社会革新思想需要被社会理性力量和主政者所掌握。一是理想社会的形态与机制（制度），这是发展要实现的目标，也是努力奋斗的方向；二是明确发展的现实起点。这往往是通过将社会现实与目标（理想社会）进行对比才做到真正掌握；三是对实现目标的发展过程与阶段具备一般性的判断。这里包括发展道路和各方面的方式方法等。因为这涉及发展的资源、时间成本和效率。
二，两种社会管理方式的交织和冲突
在1949年10月掌握全国政权之后，国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1949--1954年是新民主主义阶段；
1955—1966年基本是“斯大林模式传统社会主义阶段”；
1966—1977年是“毛泽东模式传统社会主义阶段”（“文革”时期）；
1978— 至今是“邓小平模式传统社会主义阶段”。
从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的实际效果来看，新民主主义阶段最好。斯大林模式传统社会主义阶段，长期存在“左”的干扰，主政者的各种冲动和调整交替出现。总而言之，发展缓慢。特别是由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三年时间人口非正常减少四千万人的惨痛局面。毛泽东模式传统社会主义阶段效果最差，“左”倾最为严重，造成严重的国穷民贫。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倒退。邓小平模式传统社会主义阶段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至今形成高度伪化的双向发展状态。经济规模发展巨大，各种成本代价高昂，人均水平与竞争能力、管理水平、经济素质、经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在经济和上层建筑领域腐坏现象的普遍、深刻程度空前绝后。但是这种双向发展状态，无论是在思想界、传媒界和宣传工作上，都严禁报道、讨论，讳莫如深；片面高调宣传。形成说一套、做一套，潜规则不胫而走。
根本原因就在于自1949年至今的62年里，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正常社会运行、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均缺乏基本认识。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社会主义所必须掌握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缺乏基本认识。既不清楚资产阶级革命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抱着曾经的辉煌，拒绝吸取外部世界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两类模式（指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实践的经验教训。一直依据民主革命的成功经验，把“革命战争方式”替代“和平建设方式”加以坚持，不断地干扰“和平建设方式”的形成，甚至把“革命战争方式”当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把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等各种大帽子强加给“和平建设方式”。正是这种对于“革命战争方式”和社会主义的混淆，所以“和平建设方式”在我国一直未能基本形成。反倒因为中国的革命战争方式的本质是新式农民革命，具有浓厚的农民阶级、农业社会（包括很多封建内容）的各种特点。所以坚持以“革命战争方式”对历史新阶段所需的“和平建设方式”的代替，必然在掌握政权之后，逐渐走向农民革命的历史归宿。形成马克思主义里所讲的“异化”的典型。明白这个道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的所有疑惑就能迎刃而解。
在文艺工作中，正是对于《讲话》精神的照搬照用，坚持“革命工具论”在解放后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期间，造成了对于教育功能之外其它功能的排斥和人为的压抑，所以形成了在运行机制和创作指导思想长期存在“左”的倾向。即便如此，为什么“文革”期间的极“左”领导也没有放过“十七年”的“左”倾领导哪？文革前的十七年，和文革的十年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又都是什么哪？
举文艺领域里的音乐工作为例。在解放后的十七年里，由于物质条件大大改善，音乐领域的许多方面得到了填平补齐式的建设、发展。仅就教育功能而言，从专业教育、普及教育到兴趣教育的建设与发展；从专业演出团体到业余团体的建设与发展；从民间、民族音乐的抢救、发掘（包括文物、考古）、整理、教育、保存、出版、研究到引进、借鉴西方的现代音乐体系，包括师资、器材的引进，理论、创作的内外交流，演奏、出版、群众团体的建设等，总之音乐事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体系的硬件建设，在十七年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在体系的运行机制、指导思想（既软件方面），特别是对内容的具体要求，存在“革命工具论”带来严重的“左”的影响。附和了政治思想的各种“左”的运动，伤害了不少同志，很大程度上禁锢了艺术创作，影响了音乐事业的发展繁荣。但是还是有相当部分的各级干部、同志，终究由于自身存在基本的知识背景和专业意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文化和音乐的客观规律予以了尊重，也曾依此主动开展了多方面，甚至是富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在政治敏感性较低的民族、民间音乐领域。当然为上述的“尊重”和工作，他们也曾经经受了来自多方面的巨大政治、思想压力。
在文革期间，以极“左”面貌出现的所谓革命路线，实际是以极端的农民革命战争方式（既农业乌托邦）管理和平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文化和音乐）。在他们的思想里连“按劳取酬”都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对于文化和财富的流民病态心理，造成种种“去之而后快”的文化、财富现象。对于文艺工作，他们不但鄙视十七年的硬件建设，对于软件管理（运行机制、指导思想）也基本被指责为向资产阶级妥协，实施了“又粗又黑的黑线统治”。对于在十七年里曾经存在过的的“左”倾，根本不认为与自己是同向同理，那只不过是对反动本质（一定程度对文艺客观规律的尊重）的掩饰而已。
在改革开放后实行“邓小平模式传统社会主义”阶段。情况则复杂得多。对于涉及政权和政治思想领域相关度不同的领域，采取了差别式的政策。一方面对相关程度高的领域，不顾现有党权体制一直存在的严重缺陷。首先是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政权存在的外部竞争机制，在解放后已经失去。“党领导一切”成为“政权铁饭碗”，内部又未能建立起严格的责任、报告制度，同时群众、舆论、法律等各种监督机制根本无法实施。结果在市场经济改革的物质动员机制大潮袭来的时候，形成权力疯狂寻租的狂潮，造成“官商勾结”的普遍涌现。正是权力和财富这两种对于社会影响最大的因素，缺乏应有、合理的制度性基本约束。造成“寻租权力”和“黑金资本”的“两恶合流”。政权和财富的失范诱导了整个社会的失范。因此经济、社会各领域、各层面普遍涌现腐坏现象。这就是当年希望以经济方式市场化的改革拯救、巩固政权体制，但是没有想到正是这种“经改政不改”的瘸腿改革，到头来反倒加快了政权体制腐坏的深刻程度，使其原先就已经存在的严重缺陷暴露得更为突出。但另一方面仍然坚决坚持“革命战争方式”，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服务于“四项基本原则”为典型代表，甚至不惜开枪、坦克碾压对待人民群众的自发义愤。但是在秩序有所改观的表象下，实际被泯灭的是人们心中的社会良心。从此猫有猫道、鼠有鼠道。原始物欲大竞赛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开演。假冒伪劣偷、坑蒙拐骗抢就像洪水泛滥一样，漫流中国的大地。在这种社会现实里，正常的反映性的文艺产品，肯定正常表达一定是矛盾和冲突。但是为了显示和谐，在文艺领域一方面对于重大的社会现实矛盾采取禁锢、封锁的政策，另一方面人为的向庸俗化、过度的商业化、炫耀性方向引导。长此以往的结果，必然形成高度伪化（宣传与现实状况高度分离）的精神氛围、社会氛围。严重双向发展的现状。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精神环境、思想道德环境、生态环境已经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实际中华民族面对以上种种危机，全民高唱《新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早就已经了。但实际还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三、对于“革命战争方式”和“和平建设方式”相互比较的总结和归纳
三、对于“革命战争方式”和“和平建设方式”相互比较的总结和归纳
通过总结1949年后四个阶段发展的经验教训，加上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理想社会所必需的“和平建设方式”，与中国“革命战争方式”从形式到内容都相距甚远，一个是开展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一个是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理想社会。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前者是受阶级斗争思想启发的新式农民起义，后者是全新的社会革新建设。成功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是实现全新的社会革新建设，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前者的创新难度大大低于后者。而且由于动员机制、管理机制等核心内容的相互反向，加之已经形成的思想、工作方式的惯性，必然会为“和平建设方式”的形成带来很大的障碍。前者的成功出现和后者的产生，基本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同一个革命政党和革命组织，在掌握政权之际，要实现“革命战争方式”在向“和平建设方式”的转变，实际是需要发展进步的社会对于革命政党和组织提出需要完成的第二次革命的任务。你想掌握政权，你想带领人民群众走向理想社会，你就有责任、有义务承担这一历史重任。如果对于这次新的革命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在掌握政权之后，仍然硬搬硬套“革命战争方式”，势必出现“革命战争方式”的异化。特别是对于中国，必然会堕入新式农民革命的宿命循环之中。新式只是表象，农民革命的宿命循环将是本质。出现这种局面并不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而是“革命战争方式”的内在机制满足不了和平建设社会环境的需求所致。当年毛泽东虽然感到“革命战争方式”在和平建设环境下出现官僚特权现象，带来和平演变的危险，但是由于他对“革命战争方式”和“和平建设方式”的内涵与适用环境缺乏基本的认识，所以犯了列宁所讲“走错房间”的错误，依惯性向“革命战争方式”的政治思想动员机制寻找出路，寄希望于“人的思想革命化”。结果最终在掌握政权的历史新时期走上“唯意志论”的死胡同。而后陆续出现的各种官式思维，无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由于都未能彻底摆脱“革命战争方式”的束缚，至今也无法真正走向“和平建设方式”，当然也就无法形成先导性革新建设思想应该能够产生的社会实践效果。
四，对于“和平建设方式”和“两为”方针之间关系的理解
笔者经过反复研究考认为，在和平建设方式当中，不应对文艺工作再提“两为”方针。现在很多人同意“和平建设方式”的提法，但是同时仍然认为应该继续保留“两为”方针。总还认为“为工农兵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还是对的，还是可以实行的。产生这种误解，实际还是对正常社会的社会形态及运行机制缺乏基本理解而产生的问题。
在“革命战争方式”里，革命夺权的战略总任务和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决定了革命运动和根据地只能是以非常态社会的规律运行，常态社会里文艺领域的反映、娱乐、教育、商业四大功能，在此时只能集中于教育功能，以文艺的形式动员工农兵群众和知识分子投身于以革命战争为基础的各项工作中去。而工农兵必须谨守主业，实际无暇自主创作、自主反映，加上文化水平的局限。所以只能由专业文艺工作者替代完成教育功能的实现。文艺工作者只能是对工农兵和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教育功能的工具。“两为”方针是唯一正确、有效的工作方针。
在正常社会里，文艺属于多功能、多层次的反映性事物。主要表现为四种社会功能。一是人们对于自身生活各个方面内容将以文艺形式自然地反映；二是教育功能；三是娱乐功能；四是商业功能。在进入长期和平建设环境后，由于人们和社会的物质性复归逐渐实现，加上资源、时间和文化条件都逐渐具备，各个社会主体的自主反映，已经不可阻挡的在逐渐显现。无视这一根本性的变化，仍然坚持曾经有效的“两为”方针，实行“我让别人怎么替你表达”，必然带来社会的正常文化现象、文化需求与党领导之间的冲突。而坚持以典型实现教育群众的文艺领导势必让群众和社会感到偏狭和强硬，也就是我们常讲的长期“左”倾。这种情况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甚至在今天仍然屡见不鲜，已经清楚地说明了矛盾来源于“两为”方针。
由于社会主体自主反映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但仍然坚持“两为”方针，势必会出现一方面剥夺工农兵的自主反映的权力（有人在替你们反映），另一方面又在强制文艺工作者的自主反映的意向（你要为别人做）。而这两方面主体都不能自主反映，那就只能由主政者来安排“你怎么为他”，这将直接违背唯物史观里“充分发挥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基本原则。也违背时下“以人为本”当中有关动力部分的内容。
而且就是已经“被反映”的功能还被局限在单一的教育范畴。面对自然涌现的反映、娱乐、商业功能现象，领导又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或精神污染。结果你看我“自由化”；我看你“左”，互不顺眼。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也仍然没有真正解决。在实际工作上，政策时松时紧。无论是群众、文艺工作者、市场和领导都很难稳定的开展工作。这样哪里还有真正的繁荣？还有“百花齐放”？
另外，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社会上下都知道资金对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资本家已经实际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科技知识分子和专业管理人员，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重要组成部分。只讲工农兵和人民才是社会的主人已经是以前公有制、计划经济，已经被人类发展历史抛弃的传统社会主义的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概念确实应该更新了。当然工农兵他们的政治社会权利和劳动保护完全应该实现，不过这些涉及经济公平、社会正义、政治开放与民主、环境和谐的内容，那是靠“革命战争方式”内的其它方面的制度措施予以保障，而不是靠文艺的“两为”方针来实现。因此文艺本身就已经与全社会各类主体高度相融的现实，已经彻底改变了“革命战争方式”里的文艺机制，已经从“工具论”彻底转向“自主反映”机制。所以这种社会性的文艺工作，已经不是仅由专业文艺工作所能概括了的，更不是“两为”方针所能概括得了的。
不存在“两为”工作方针，那专业文艺工作者依据什么开展工作哪？总的来讲，社会机制一定会逐渐发挥作用。社会机制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社会领域机制，领域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科学、医疗卫生、传媒、思想、法律、教育等；机制是指领域的产出物的种类、属性及数量，产出、需求关系，产出的动力要素、运行环境要素、制约要素，以及他们之间的运行关系等。二是社会机制，是指各领域之间的运行关系。由此可见社会机制是文艺机制运行的外部条件。在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机制（包涵）里，专业文艺工作者的绝大多数，会感知、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明白自己该干什么？为什么人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或服务。对于社会的变化和需求，完全可以通过传媒和行业组织得到。这些都已经不成问题，已经不再需要由政府领导告诉你“给谁做什么”。
当然在任何社会里都存在为谋取各种私利而不负社会责任、不择手段的文化行为，为解决这一问题，每个国家（社会）的理性力量（阶层）都在推动议会（立法机构）和政府（行政机构）、媒体采取各种措施，而且也都发挥了成效不等的作用。例如在鼓励性的措施里，可以由政府、私募基金支持社会理性支持的文化行为和产品；也可以由社会相关组织或政府组织出面遴选、奖励该种文化行为和产品。在戒律性政策的制定上，可以由支持社会理性的组织或政府出面，向议会要求对禁止传播暴力、淫秽、吸毒、法西斯、违背公序良俗等行为进行立法，也可在在社会理性力量的支持下，由政府颁布临时性的政策或行政规定。总之一定要避免不合理的行政干预。这些都是今后我们深入开展文艺体制创新探索的内容。但有一条我们要明确，依靠社会理性力量，通过合理社会机制实现文化去污，肯定比依靠行政方式（党的“工具论”）要合理、有效得多。
当然在“革命战争方式”里，已经形成的专业文艺工作者面向工农兵和人民群众，面向社会重大题材的光荣传统，在“和平建设方式”当中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完全应该继承并发扬光大，成为专业文艺工作者内心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良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其来源需要把来自“两为”方针转变为来自社会。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即使没有“两为”方针的存在，由于社会机制形成的理性引导，加上绝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是有社会责任感，有艺术良心的公民。正是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文艺工作和社会的相互适应完全可以实现。这在发达国家已经屡见不鲜。根本的一条，要相信专业文艺工作者本身的社会属性，要相信他们的选择；另外要相信常态社会的社会机制的作用。
五，发现《讲话》精神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当年《讲话》的实质，是把大量进步文艺青年头脑中，
六，一个令人诧异的逻辑
严酷的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只有真正实现了从“革命战争方式”
原本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革命属于农民革命的性质和掌握政权之后，
就算把论述的范围缩小到文艺领域，绝非耸人听闻，这个本属于“
2012年5月29日（星期二）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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