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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31日星期四

陳希同反駁李鵬 揭開鄧小平六四角色



作者·江迅
六四事件二十三週年前夕,目前仍「保外就醫」的前北京市長陳希同親述六四內情的新書出版,他接受退休體制內學者姚監復八次訪談,反駁《李鵬「六四」日記》說法,否認自己向鄧小平謊報軍情,以致鄧作出鎮壓的決定;否認自己是戒嚴總部正指揮。陳也指被判十六年刑期是冤獄,是中共高層權鬥結果。十八大前夕,平反六四傳聞不斷,重新釐清鄧小平的角色,也為高層尋找平反六四的最佳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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矜偽不長,蓋虛不久。歷史是真實的,歷史記錄則可以打扮。但真相只有一個,沒有真相才害怕謊言。五月下旬,正當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三週年前夕,一部《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保外就醫的陳希同2011—2012年談話記錄》在香港出版,引發政壇震撼。陳希同,「六四」事件時任北京市長,作為事件的主要人物之一,儘管是一家之言,卻頗具歷史價值。「六四」事件,至今仍存在諸多謎團,人們可以一時編寫歷史,篡改歷史,演繹歷史,但時間是最好的檢驗標準,對於篡改的歷史,總會有還原真相的時候。

這是歷史的本色,在歷史的演繹中,看那些潮起潮落的影子。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的《陳希同親述》,二百六十七頁,十一萬字,首版七千五百冊。全書收錄他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六日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對友人的八次談話記錄,內容集中,主要談兩個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陳希同否認自己在「六四事件」北京天安門廣場鎮壓學生中扮演負責角色,反駁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在《李鵬「六四」日記》中,指稱陳希同擔任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的說法,澄清自己從來不知道被任命為「正指揮」,直到二零零零年,他看到李鵬的那本「日記」書中的文字,才知道李鵬任命他擔任「正指揮」。

第二個問題是:陳希同否認當局對他貪污罪指控,詳盡披露所謂「貪污禮品」和享樂「豪華別墅」、瀆職等罪名的事實真相。他說:「對我的這種判刑,被人稱為『文革後最大冤案』、『最荒唐的錯案』、『最不得人心的假案』、『最不人道的大案』」,「尉健行(前中共中紀委書記)這個人是後來整我的,他搞了很多假材料」,「我確實沒有像傳說的那樣,去收集江澤民在上海的什麼材料,向薄一波告狀,薄一波把我的告狀信交給了江澤民,因此,江才整我。後來薄一波兒子薄熙成來看我,兩個人談起這樁傳聞,我們都哈哈大笑,因為這是無中生有的事……但是,江澤民是否對我有懷疑,中國古話:主疑臣死」。全書還涉及中南海高層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李鵬、李先念、喬石、李錫銘、尉健行、江澤民、朱鎔基的言行,大多首次披露,陳希同對胡耀邦、趙紫陽特別讚許。

可以說「六四事件」是當年改革開放的轉捩點。尚有五六個月,令人關注的中共十八大召開。「不改革,死路一條」已是中南海共識。重溫二十年前鄧小平南巡講話,強化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而「薄熙來事件」則是催生改革新動力,十八大將吹響「再推改革新號角」。二十多年來,說起「六四事件」,從戒嚴到鎮壓,人們普遍認為是北京市領導人曾經向鄧小平提供了不真實情況,「欺上瞞下,謊報軍情」,從而導致天安門事件危機。

陳希同在談話中卻一再認為,「鄧小平的政治判斷力極強,資訊來源和管道很多,是不會被欺騙和上『謊報軍情』的當的」,陳希同以趙紫陽的話,強化這種說法,趙紫陽說:「如果鄧小平會被騙上當,那就不是鄧小平了」。陳希同說:「有人說,是北京市委、教委誇大事實、謊報軍情,欺騙了鄧小平,認為鄧小平辨不清真假,不了解情況。實際上,他有很多耳目,他可以掌握北京市都不了解的情況,而且天安門廣場上的學潮情況,北京市的人誰不知道,鄧小平怎麼會不知道」,「說鄧小平受騙,是低估了鄧小平」,「如果我能欺騙鄧小平,那你們不是把鄧小平說成是昏君、庸君了嗎?」鄧小平拍板軍事戒嚴、最後下令鎮壓,這無疑對鄧小平的評價帶來巨大衝擊。

盛傳習近平會平反六四

這一陣,北京盛傳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提議「平反六四」,又傳將於中共十八大上位總書記的習近平,會在任期兩三年之際「平反六四」。且不論這些傳言可信度多大,但「六四平反」已經沒有爭論餘地,問題只是時機。隨著隱藏的歷史真相,逐漸脫去包裹的層層外衣,對鄧小平評價的重新認識,必將對他的改革開放思想作一番清理。習近平會推出什麼理論,高舉什麼大旗,無疑引人關注。

《陳希同親述》一書的八次談話,由姚監復記錄、整理、著述。今年八十歲的姚監復,曾是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五月二十八日,他在北京接受亞洲週刊採訪,他說,見到陳希同完全是「一個偶然機會」。二零一一年一月六日上午,他前往北京昌平小湯山陳希同寓所登門拜訪。事緣,姚監復表姐鍾鴻是文化人,曾在陳希同屬下工作,她寫了一本回憶錄《風雨半枝蓮》。書中有一段講述她寫曹雪芹電視連續劇時,時任市長陳希同曾支持過她。姚監復便上門將書贈送給陳希同。他倆交談時,便聊起了當年的「六四」事件。姚監復回憶說:「歷史的偶然性給了我一個特殊機遇,見到一位歷史的重要見證人。」

姚監復說:「我以前與陳希同沒有單獨直接接觸,這是第一次面對面談話。但這第一次接觸,我覺得我們倆互相感受到對方是真誠的,因此後來談話都比較坦率。這些談話,我是拿筆做的記錄,沒有用錄音機,一旦用錄音機,會讓陳希同感到緊張,談話反而不自然。每次談完後,我就回家當即整理成文,下一次見他時就帶給他審閱、修改。見面談話至今一共十次,有兩次談話時間不長,內容重複,我就沒寫。最初的書稿是六次談話,半年前交了書稿,今年四月又將最近的兩次談話筆錄稿交出版社,作書稿補充。」

在書中,陳希同訪談澄清了「六四事件」的幾個重大問題:他是不是戒嚴指揮部正指揮;他有沒有簽發向中央上報學生運動的簡報?他在學生運動期間,有沒有向中央、向鄧小平謊報軍情;他有沒有去過鄧小平家裏開會;向市民廣播講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六四」制止動亂平息暴亂情況報告,是否他起草的……陳希同說:「凡是錯誤的,歷史一定會否定。正確的,歷史一定會肯定。正確的誰也改不了。錯誤的,可能長期存在,但是絕對不可能永遠存在……真相總會戰勝謬誤,無非是時間問題。」

陳希同說,他是二零一零年讀了《李鵬「六四」日記》的影印本,才知道自己曾被任命為戒嚴指揮部正指揮的。此前,包括一九八九年當時,沒有任何人、任何文件告訴他這一重要任命。他說:「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我也沒有在一九八九年去指揮戒嚴」,「我想有機會時,要請問李鵬:什麼時候你或者指定過另一個人通知我是北京戒嚴指揮部的『正指揮』嗎?有正式文件嗎?這是什麼組織,什麼時候由什麼人決定和什麼人批准的?為什麼不在當時通知我擔任這麼重要的一個職務?這個指揮部設在何處?由什麼人組成?北京戒嚴指揮部的任務、職責是什麼?我這個『正指揮』的職責、任務、權力是什麼……副指揮周依冰沒有找過我這個『正指揮』請示,我這個『正指揮』也沒有指揮過周依冰副指揮」,「北京市這一邊的工作人員,原來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員,也都沒參加過戒嚴指揮部的會。如果我是『正指揮』,他們都應知道。但是,他們原來也都不知道」。

歸咎市委書記李錫銘

陳希同究竟有沒有簽發向中央上報學生運動的簡報而誤導中央?陳希同說,「我作為市長,沒有簽發向中央上報學生運動的簡報。這一類政治思潮方面的簡報,是由北京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李錫銘簽發上報的」,「我在一九八九年不是政治局委員,上面的重要會議我沒有參加,一般都是李錫銘參加,回來傳達的。現在看了《李鵬『六四』日記》,才知道上層爭論得這麼激烈,李錫銘回來都沒有全部傳達過。對於改革,他不積極,甚至有些改革措施,他反對。關於政治思想情況向上面的彙報、簡報,主要都是由市委管,李簽發的」,「李錫銘是市委書記,當年他負責政治思想、處理學潮。我作為市長,要保證好水電氣、肉奶蛋糧食的正常供應。關於『六四』的許多書,有真有假。我的真實思想確實是不同意發生動亂,希望局勢很快平靜下來」。

陳希同說,「李錫銘跟江澤民太緊,他病重時,坐輪椅,也住在小湯山療養院,他託人捎話願見見我。他先來看過我,後來我也去看過他,他對改革開放的起碼常識都不懂,鄧小平南巡講話記錄稿的初稿點他的名,說『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講,多一個三資企業,多一份資本主義』,後來正式定稿時刪掉了李錫銘的名字。李錫銘原來跟江澤民跟得很緊,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江澤民把李錫銘拋了出來,把責任推給了李錫銘,最後江澤民保住了總書記的位子,沒有事,而李錫銘調動了工作,當個部長,李錫銘發現江澤民態度變了,出賣了他,把責任推到他身上,他說:『江澤民是政治投機分子』。把我打入監獄,李錫銘心裏有個疙瘩,我去看病中的李錫銘時,我講:『把我打入監獄,不是你的意思』,聽了我的話,他的眼睛裏充滿了眼淚,半天他說不出話,他對我心有內疚。至於李錫銘講『李鵬是個大混蛋』,可能是認為李鵬也不支持他」。

陳希同究竟有沒有去過鄧小平家裏開會?陳希同說,有的書說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在鄧小平家開會。鄧小平是四川人,耳背,聽不清別人發言,陳希同坐在鄧小平背後用四川話大聲在耳邊重複一遍,「似乎我陳希同與鄧小平私交很好。其實,我從來沒有去過鄧小平家,更沒有在他後邊耳旁大聲重複別人的講話。我也沒去過他家裏打撲克、搓麻將或下棋」,「我沒去過鄧小平家、胡耀邦家,只有一次趙紫陽有事找我去他家,出來時他說:可多來,我也沒有再去過」,「我對胡耀邦很尊重,很佩服,他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身正氣。對鄧小平,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沒去過他家,萬里、彭真、劉仁是老領導,只是過年時拜年去,平時也不去」。

向市民廣播講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六四」制止動亂平息暴亂情況報告,是否他起草的?對此,陳希同說:「這些報告在討論時,我沒參加。是中央負責起草的。要我讀,我就念,一個標點符號也沒改。上面布置的,向北京市民講話,用北京市長名義。向人大作報告,不好用北京市長名義,就用國務委員名義。我是照本宣科。」

六四悲劇原可避免

陳希同說:「我認為『六四』是鄧小平不容易下決心的,沒有辦法時的辦法,是一場可以避免、應當避免而沒有避免的辦法,中央動盪,我不願意。上邊的鬥爭、爭論,我不知道」,「對於『六四』的評價,趙紫陽、鄧小平、李鵬的評價,歷史會有評價的,黨內的文件材料,將來總會公開的,真相總會在解密後清楚的。我相信歷史無欺。學生勸說後回去了,怎麼後來又回廣場了?天安門廣場死了幾千人,是胡說。解放軍也確實被打死了、燒了,也是一種仇恨」,「總之,『六四』是一場悲劇。值得研究的是,為什麼會發生這場悲劇?本來可以避免也應當避免的悲劇,為什麼會發生?如果黨內問題不解決,上層爭論、鬥爭激烈,沒有及時採取必要措施,不願意發生的悲劇就必然發生了……應當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歷史的客觀真相是什麼,要準確,光憑感情下結論不行,流血的問題,原因的分析,可能要留給歷史解決……有了上面的決定,宣布戒嚴令了,北京市只能執行,有的是李鵬發了令,根據李鵬意見,北京市也就簽發了通告。有的書中也有不準確的胡說八道,造謠成分,結果眾口鑠金難鑠真,需要對歷史負責」。

陳希同被判刑十六年,到二零一三年七月刑滿,當下仍處於「保外就醫」期。按規定,他寫的文字不能公開發表,他也不能接受採訪。他的談話記錄卻整理出版了,引起讀者莫大好奇。問姚監復:陳希同是否知道這本書要在香港出版?姚監復回應說:陳希同同意他作記錄,也同意他拿去出版,同意在適當時間,以適當方式,將談話記錄稿公之於眾,以澄清一些不實之詞。但陳希同考慮到自己仍為「帶罪之身,刑期未滿,只是保外就醫的特殊身份,不願引起當局誤會,以至給他本人和家屬帶來新的麻煩,因此,陳希同並未決定,立即公布這份談話記錄稿」。陳希同曾對姚監復說,「我現在的身份還是犯人,如果發表,可能有危險」。

陳希同已全權委託律師王耀庭,於零八年十二月向最高人民法院報送「對陳希同一案向高院請求復查的申訴書」,至今已三年,沒有任何答覆,既沒說「同意復查再審」,也沒說「維持原判」。因此,陳希同說:「訪談錄的發表,還是再等等。我死不了,看看情況,再等等。……再看一段時間,如果仍不作回答,我只有和盤托出……這個案子完完全全是一個冤案。」

姚監復說:「我已屆八十,腦力日衰,難以對這些訪談錄再做更深入細緻的考證,我想,只有早日公開發表,引起有識者重視,研究核實,才能使歷史真相大白於天下。為了對歷史負責,對勝負兩方面的當事者的回憶錄都應公布,讓讀者自己判斷。我相信,讀者永遠比作者更聰明。因此,作為訪談的記述者,我個人決定公之於眾。這一決定與陳希同無關。我希望不要給他帶來麻煩。和諧社會中,申訴、申冤不應引來壓制與迫害。現在,陳希同本人還不清楚這本書要出版,也不知道出版後會有什麼後果。」

陳希同可在北京活動

談到陳希同近況,姚監復說,陳希同身體還不錯,思維敏捷,思辨清晰,記憶力很不錯,互動交談是坦誠的。陳希同曾告訴他:「我現在保持低調。我可以在北京活動,見誰都可以,如果離開北京,要打招呼。上網,也要注意。」姚監復說,現在陳希同拒絕了秦城監獄每月發放的三千五百元人民幣(約五百八十美元)的待遇,因為他認為接受了監獄的錢,就等於承認犯罪。他可以在家接待客人,除了外國記者。不經批准,不能離開北京,可在北京市內活動。

姚監復說:「陳希同談話中的觀點,與我的觀點並非全都一致。但有兩點我覺得是真實的。第一,他不是貪官,他是想把禮品捐給人民藝術劇院,放在辦公室只是為了估價。第二,他不是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我覺得這兩點是最主要的,應該也是沒有爭議的。所以他說『莫教後人考證愁』,我想這也是他的希望。這部談話錄披露了不少以前人們並不了解的真相,比如,陳希同根本就沒有去過鄧小平家裏參與討論戒嚴的會議。他沒有寫過信告江澤民的狀,我相信他講的是真話。」

二零一一年一月六日,陳希同與姚監復談話時,幾次提到他在秦城監獄寫的一首詩,題目是「眾口鑠金難鑠真」。談話尾聲,陳希同拿來兩首列印好的詩送給姚監復,並在詩末簽上他的名字。其中之一就是這一首。陳希同寫道:「被打倒入獄後,對陳某的污言謊語多如牛毛,中外媒體更是鋪天蓋地,各呈其能,不顧起碼的真實,大肆傳播,經久不衰,因感而寄之。」七言詩云:慣聽污言心氣平,假話千遍詡高明。幾桿曲筆文革亂,三聲訛傳曾母驚。權慾熏熏滅心智,忠直代代鑄冤魄。謠言世家還謠斃,眾口鑠金難鑠真。

將出版胡趙新政啟示錄

姚監復說:「陳希同相信歷史最後會給予真相。我覺得應該爭取盡早將真相弄明白,因此自己做這樣的事義無反顧。最近我還跟胡績偉談話二十次,幫他整理了二十篇文章,結集《胡趙新政啟示錄》在香港出版。我這樣做,無非是搶救歷史,提供一點真相,讓大家思考、判斷。其實,我們已經喪失了很多,像朱厚澤、杜潤生,我有機會接觸他們,但我沒能跟他們談很多,記下很多,這是非常遺憾的。我在歷史漩渦邊上,有很多的見聞沒有及時記下。所以我會抓緊時間多做訪談,記錄和轉達談話人的原話和原意。」

出版《陳希同親述》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人鮑樸,是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秘書鮑彤之子。五月二十八日,他接受採訪時說,要寫信史,就需要對各種資料研究的基礎上找出真相。有時候人們看到的往往只是表面現象,而真相卻一直隱藏著,需要去揭開。關於「六四事件」,中共檔案尚未公開。因此,當事人的回憶,即使是一面之詞,也是研究歷史最好的材料。作為出版人,能把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者的回憶留下,是很有意義的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過去,當事人去世了,如果不留下他們的記憶,就什麼都沒了。

他說:「陳希同訪談中,我最感興趣的是他作為當事人,在『六四事件』中究竟負多大責任,陳希同有責任講清楚事實,他的訪談如今公開了,可由讀者自行判斷。歷史並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真相,畢竟是隱瞞不了的。」無論歷史的車輪以何種姿態碾過歲月,人們總有一種對真相的期待。■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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