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无忧：反思『政法系的崛起』

胡溫執政初期的開明假象，令部分傾向自由主義的知识分子和媒体盲目套用西方經驗，忽視了中國問題的艱巨性，对專制体制的强大和頑固程度估计不足。中国知識份子自我中心的精英心態，閉門造車、盲目樂觀，會畫地為牢，與實際相背。 

刘晓波等与北京法律工作者2006年1月2日的合影。前排：高智晟、郭飞雄、范亚峰、李柏光、陈永苗。后排：王光泽、俞梅荪、刘晓波、莫少平、王怡、浦志强、滕彪

　　前些年，「政法系（法律職業共同體）崛起」之說曾經風靡一時。一些人相信隨著更多的法律背景人士嶄露頭角，將在體制內外形成變革中國的強大合力。但諷刺的是，這些年似乎所謂「政法系」並沒有真正崛起，反而是鉗制「政法系」的中共「政法委」日益坐大。是概念本身不準確，還是由於社會發展出乎人們的意料呢？

　　令人振奮的概念

　　最早提出「政法系的崛起」，是時任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副研究員的范亞峰。他在《二○○四：政法系主導社會轉型》、《政法系和中國憲政之路》等文提出，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包括公檢法工作人員和法學學者與律師等在內，可以稱作「政法系」的人才日益成為一支重要的力量。他們能夠遵循憲政邏輯管理社會，將為中國政治帶來活力，將主導中國社會轉型的進程。

　　當時著名的青年法律學者王怡認為，在當前中國現實中，政治問題不允許公開談論，但可以談法律問題。「法治話語」是從官府到民間都最具合法性的話語。一方面，一批具有法律背景的學者、律師和自由撰稿人成為民間維權運動的生力軍。另一方面，所謂「政法系」學者進入體制，在傳統的團系、軍系、秘書系、政工系、企業系和理工系之外，成為初露端倪的一派人事勢力。「政法系」的崛起可能給未來的民主化帶來一個機會，即持不同政見的廟堂與江湖可以彼此聽懂，能用同一套邏輯和話語使對話有起碼的理性。

　　自由派理論家陳子明認為，「政法系」有一種獨特的社會功能，它本身既是新興的公民社會的一個指標性團體，又通過自己的活動推動公民社會其他組成部份萌生和成熟。它是公民社會的催化劑和加速器，在向公民時代的演進中承擔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

　　不僅學者這樣認為，當時很多媒體也採納了這一提法。例如《南方週末》有篇熱情洋溢的《中國政法系崛起，人權保護延伸到軍隊》。流風所及，甚至連具有體制背景的刊物如《瞭望東方週刊》也有《政法系推動社會轉型》這樣的報道。可見這的確是當時的一種共識。

　　大相徑庭的現實

　　這種提法有一定的事實基礎。近二三十年，法科專業持續熱門。國家司法考試是取得法官、檢察官、律師等職業資格必須跨越的門檻，有「天下第一考」之稱，舉辦十年來有超過五十萬人通過這項考試。中國律師已經超過二十萬人。法院和檢察院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對過去有所提升，公安部門在權力體系中一馬當先。體制內官員包括高層領導中具有法律學科背景的人有增多的趨勢。各級政府無不標榜依法治國、依法行政，「法治話語」成為政治正確。

　　但這不過是表面現象。實際是「政法委」在崛起，而非「政法系」崛起。政法委在近二三十年特別近十年地位迅速躥升，政法委負責人躋身權力核心圈，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政法委對「政法系統」赤裸裸地干涉操縱，是扭曲法治的最大黑手。各種社會不公正，大大小小的冤假錯案，幾乎都有政法委的身影。體制內的「政法系統」聽命於政法委，體制外的律師、學者同樣受制當局，何曾有獨立發展的空間？真正堅持正義、無怨無悔的法律人，在體制內外都是極少數。他們何曾「崛起」？

　　法律人參政的確多了一些，但在體制內仍屬於極少數。況且政權中點綴一些法律背景的人才，並不保證朝向憲政民主前進。一個典型例子是被稱作胡錦濤「智囊」的夏勇。他是以研究人權法出名的法學教授，英雄入彀，擔任國家保密局局長，成為胡錦濤政權的大員，位高權重，卻未見對社會進步有何貢獻。被視為接班熱門人選的習近平、李克強等人，由於具有法科教育背景，似乎也應該屬於「政法系」，但他們能帶來不同於其他人的改變嗎？從言行上尚看不出來。體制的強大同化力量不可低估。至於有人設想「體制內外的『政法系』由於分享同一套理念與邏輯，因此可以彼此聽懂甚至形成合力」，現在看來是得不到事實支持的善良願望。

　　警惕盲目樂觀和虛假期望

　　進一步說，「政法系」概念本身就成問題，目前並不存在一個分享共同信念的法律職業共同體。大陸的法律教育往往只是在傳授法條，而不是培育法律精神，進入體制內的法律人大量被體制同化。不止如此，體制外的法律人，也往往在權貴資本主義壓迫下為五斗米折腰。體制內外都談不上存在系統的「政法系」力量。近年來湧現了很多維權律師、良心學者，但他們更多是個人的自覺。他們英勇奮鬥為法律人爭光，為生民造福，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支持力量。但他們遭受的壓力乃至迫害也超乎尋常。如去年「茉莉花」，白色恐怖之下近年來活躍的維權人士幾乎被一網打盡。他們在所有具備法律學科或職業背景的人中佔的比例還太小。許多具有法律背景的人士，並沒有崇高和堅定的憲政民主信念。如果把這些人稱為「政法系」，看不出他們「崛起」會推動和主導社會進步，他們只不過是在既有的壓迫剝削秩序下牟取利益罷了。

　　「政法系的崛起」的提出，與胡溫執政初期的開明假象有關。部分傾向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和媒體看到一些值得樂觀的現象，但盲目套用西方經驗，忽視了中國問題的艱巨性，對專制體制的強大和頑固程度估計不足。事實證明胡溫並未在政治改革上做出任何突破，而是繼續維持僵化腐朽的統治，甚至變本加厲。寄希望於個別體制內精英的良知，一廂情願設想所謂內外合力、朝野合作，這是天真幼稚和虛假期望。「政法系的崛起」之說的失敗，驗證了這一點。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