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诚事件发生，官方媒体避免触及事情真相，除了含含糊糊指责陈光诚“挟洋自重”之外，就是猛烈攻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而“五毛”们，则对陈的所谓“挟洋自重”作更多描述，据说陈光诚之所以成为今日之陈光诚，地方干部之作为其实不算什么，“问题的全部”在于陈结识了“民运分子”，接受其经费，进而又被美国人利用。
“多维网”则显得公允些，它的文章说，陈光诚事件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更有可能来自于当地政府的擅自妄为和无法无天”，当然，“中央政府要负领导责任”，因为它难以制止地方一意孤行，通常是“认为已尽人事，不再坚持立场，得过且过”。
然而，陈光诚进入美国使馆，他的家人被地方政府派人带到北京，显然是中央政府所授意，而陈光诚受到威胁，若不离开美国使馆，其家人将被带回山东，更分明是事件的点睛之笔──将陈光诚一家任由地方处置，证明了中央与地方沆瀣一气，合起伙来无法无天。
“多维网”如此严词批评地方，对中央的责任轻描淡写，极力维护其正面形象，自有其良苦用心。不过，今日中国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比之毛时代的“中央计划经济”格局，的确已有很大变化，甚至有“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传神描述，因而，诸如“多维网”之类竭力为中央辩护，也不能说全无道理。只是，地方自行其是，或“无法无天，一意孤行”，往往掩盖着中央与地方在多数场合中一起站在民众对面的现实，其典型，恰如陈光诚之事，正是在于，中共容不得民众对其专政统治的批评，尤其以中共政法系统支持下的地方政府表现最为突出。
改革开放中，政治改革滞后，权利制约权力的两大途径，即普选权对立法机构的制约，以及言论出版及结社自由，都在党权及其行政权的严密控制下遭到压制，形成了权力缺乏制约而肆意妄为的局面。
在此大背景下，中央与地方分权，地方积极性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力，然而，这种复杂的权力相互制约，实际只是权力的“内政”，而官僚们施展权术，有了极其广阔的空间。
中央或颐指气使，或暗中操纵，体现其强势，同时，也有力不从心，则颇为尴尬，而中央本身就在所谓“集体领导”的名义下呈现政出多门的特征，这样，派系背景下展开中央与地方的合纵连横，更有一番奇特的面貌。
中共三大支系，即团派官僚、非团派官僚，以及太子党。通常人们较多注意团派与太子党之间的博弈，而江泽民派系在中共高层盘踞十多年，退下来之后也还一直呼风唤雨，显示出非团派官僚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江派实力雄厚，体现在非团派官僚与太子党展开合作。团派领袖蜇伏十年、担任总书记十年，仍深受对手制约，堪称中共历史上弱势领导人之奇观。
“文革”失败，中央控制力大为减弱，地方官僚得到一个特殊的发展机会。万里和赵紫阳等地方大员在实践中敢于突破教条，脱颖而出，成为开明政治家。胡耀邦同为开明政治家，但他缺少担任地方大员的经历，保守派打倒他，以及中共对他恢复正面评价，都相对容易，而对赵紫阳，则完全不同。温家宝也有类似之处，他本是党机构官僚，未经地方历练而晋身为总理，运用权力很是自如，展现姿态也不乏精彩，但作为政治家，终究略逊一筹。
共青团干部以“党的助手”为本色，他们进入党政机构，一般都成为平庸官僚，即使当上地方大员，也依然多以平庸为特色。最典型之胡锦涛，他以镇压藏民而获青睐，然而即使身为总书记，他也还是难改其平庸官僚的本性。人们曾经对“胡温新政”抱着很大的期望，但是，一个团派官僚，一个党机构官僚，他们“新政”十年，只是兢兢业业地随波逐流──经济增长潜力逐渐耗尽，经济转型则因为“国进民退”愈益彰显而步履维艰，官僚们普遍依赖投资拉动增长、痴迷“土地财政”，对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则无动于衷。
至于李克强与胡春华，在地方任上都沾染了要命的污点，而汪洋，虽竭力展现个性，也还是摆脱不掉依恃权力操纵市场变化的计划经济旧习气。由此来看，未来的中共高层，若团派力量更为强势，则官僚气可能更盛，中共党政官僚机器可能变得更为危险。
人们厌恶江泽民的表演欲，讨厌胡锦涛的平庸，转眼去看太子党，似乎他们自恃根红苗正而具独特气质，可能更会有一番作为。特别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数年，看似无为，貌似平庸，却正合民营经济、公民社会的成长需要，让人期待地方大员的经历对太子党们有正面影响。不过，习近平对外国人的批评，曾私下里口出狂言，而薄熙来在重庆力图标新立异，也还是基于“中国模式”起舞，更为极端地以投资刺激增长，以巨额债务经营政绩。同时，太子党圈里涌出一股衷情于以“新民主主义”升级党专政的浪潮，则显露出太子党内心中的狂妄与封闭。如此这般，让人觉得，闹来闹去，中共所谓与时俱进，其实不过如此。
可以说，由于“文革”之后的特殊历史条件，地方大员中出现万里、赵紫阳那样杰出的政治家，实际表明，非团派官僚中的确有可以脱颖而出之人，而太子党究竟能否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还有待时间和实践来证明。
不过，问题是时间不等人。
早些时候，《华尔街日报》曾报导，三场宏大技术变革已在今年初发端，它们可能足以匹敌上个世纪的电气化、电话、汽车时代变革。这些新变革的“震中”都在美国，它们是，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线网络革命。不久前的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指出，人类已经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即“制造数字化”的时代，工厂需要的劳工将越来越少，但需要更高的技能。它意味着，到工资低的海外国家设厂的模式，正面临挑战。近来愈益明显的“美国制造”之复兴，实际上恰与这一新浪潮相呼应。
而中国共产党，还在那里一步三摇，还照样很是自鸣得意，实在可怜又可笑。它不仅自诩“中国模式”能够拯救世界，恬不知耻地自吹自擂其“政治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甚至欺侮一个盲人维权人士而毫无愧色。它口中的“机遇”，其实不过意味着它对现实发展放松些微控制而已，而真正的机遇到来，它其实毫无察觉，十足一个现代的怪物。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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