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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31日星期四

管见:官僚当国的悲哀


陈光诚事件发生,官方媒体避免触及事情真相,除了含含糊糊指责陈光诚“挟洋自重”之外,就是猛烈攻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而“五毛”们,则对陈的所谓“挟洋自重”作更多描述,据说陈光诚之所以成为今日之陈光诚,地方干部之作为其实不算什么,“问题的全部”在于陈结识了“民运分子”,接受其经费,进而又被美国人利用。

“多维网”则显得公允些,它的文章说,陈光诚事件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更有可能来自于当地政府的擅自妄为和无法无天”,当然,“中央政府要负领导责任”,因为它难以制止地方一意孤行,通常是“认为已尽人事,不再坚持立场,得过且过”。

然而,陈光诚进入美国使馆,他的家人被地方政府派人带到北京,显然是中央政府所授意,而陈光诚受到威胁,若不离开美国使馆,其家人将被带回山东,更分明是事件的点睛之笔──将陈光诚一家任由地方处置,证明了中央与地方沆瀣一气,合起伙来无法无天

“多维网”如此严词批评地方,对中央的责任轻描淡写,极力维护其正面形象,自有其良苦用心。不过,今日中国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比之毛时代的“中央计划经济”格局,的确已有很大变化,甚至有“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传神描述,因而,诸如“多维网”之类竭力为中央辩护,也不能说全无道理。只是,地方自行其是,或“无法无天,一意孤行”,往往掩盖着中央与地方在多数场合中一起站在民众对面的现实,其典型,恰如陈光诚之事,正是在于,中共容不得民众对其专政统治的批评,尤其以中共政法系统支持下的地方政府表现最为突出。

改革开放中,政治改革滞后,权利制约权力的两大途径,即普选权对立法机构的制约,以及言论出版及结社自由,都在党权及其行政权的严密控制下遭到压制,形成了权力缺乏制约而肆意妄为的局面。

在此大背景下,中央与地方分权,地方积极性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力,然而,这种复杂的权力相互制约,实际只是权力的“内政”,而官僚们施展权术,有了极其广阔的空间。

中央或颐指气使,或暗中操纵,体现其强势,同时,也有力不从心,则颇为尴尬,而中央本身就在所谓“集体领导”的名义下呈现政出多门的特征,这样,派系背景下展开中央与地方的合纵连横,更有一番奇特的面貌。

中共三大支系,即团派官僚、非团派官僚,以及太子党。通常人们较多注意团派与太子党之间的博弈,而江泽民派系在中共高层盘踞十多年,退下来之后也还一直呼风唤雨,显示出非团派官僚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江派实力雄厚,体现在非团派官僚与太子党展开合作。团派领袖蜇伏十年、担任总书记十年,仍深受对手制约,堪称中共历史上弱势领导人之奇观。

“文革”失败,中央控制力大为减弱,地方官僚得到一个特殊的发展机会。万里和赵紫阳等地方大员在实践中敢于突破教条,脱颖而出,成为开明政治家。胡耀邦同为开明政治家,但他缺少担任地方大员的经历,保守派打倒他,以及中共对他恢复正面评价,都相对容易,而对赵紫阳,则完全不同。温家宝也有类似之处,他本是党机构官僚,未经地方历练而晋身为总理,运用权力很是自如,展现姿态也不乏精彩,但作为政治家,终究略逊一筹。

共青团干部以“党的助手”为本色,他们进入党政机构,一般都成为平庸官僚,即使当上地方大员,也依然多以平庸为特色。最典型之胡锦涛,他以镇压藏民而获青睐,然而即使身为总书记,他也还是难改其平庸官僚的本性。人们曾经对“胡温新政”抱着很大的期望,但是,一个团派官僚,一个党机构官僚,他们“新政”十年,只是兢兢业业地随波逐流──经济增长潜力逐渐耗尽,经济转型则因为“国进民退”愈益彰显而步履维艰,官僚们普遍依赖投资拉动增长、痴迷“土地财政”,对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则无动于衷。

至于李克强与胡春华,在地方任上都沾染了要命的污点,而汪洋,虽竭力展现个性,也还是摆脱不掉依恃权力操纵市场变化的计划经济旧习气。由此来看,未来的中共高层,若团派力量更为强势,则官僚气可能更盛,中共党政官僚机器可能变得更为危险。

人们厌恶江泽民的表演欲,讨厌胡锦涛的平庸,转眼去看太子党,似乎他们自恃根红苗正而具独特气质,可能更会有一番作为。特别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数年,看似无为,貌似平庸,却正合民营经济、公民社会的成长需要,让人期待地方大员的经历对太子党们有正面影响。不过,习近平对外国人的批评,曾私下里口出狂言,而薄熙来在重庆力图标新立异,也还是基于“中国模式”起舞,更为极端地以投资刺激增长,以巨额债务经营政绩。同时,太子党圈里涌出一股衷情于以“新民主主义”升级党专政的浪潮,则显露出太子党内心中的狂妄与封闭。如此这般,让人觉得,闹来闹去,中共所谓与时俱进,其实不过如此。

可以说,由于“文革”之后的特殊历史条件,地方大员中出现万里、赵紫阳那样杰出的政治家,实际表明,非团派官僚中的确有可以脱颖而出之人,而太子党究竟能否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还有待时间和实践来证明。

不过,问题是时间不等人。

早些时候,《华尔街日报》曾报导,三场宏大技术变革已在今年初发端,它们可能足以匹敌上个世纪的电气化、电话、汽车时代变革。这些新变革的“震中”都在美国,它们是,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线网络革命。不久前的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指出,人类已经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即“制造数字化”的时代,工厂需要的劳工将越来越少,但需要更高的技能。它意味着,到工资低的海外国家设厂的模式,正面临挑战。近来愈益明显的“美国制造”之复兴,实际上恰与这一新浪潮相呼应。

而中国共产党,还在那里一步三摇,还照样很是自鸣得意,实在可怜又可笑。它不仅自诩“中国模式”能够拯救世界,恬不知耻地自吹自擂其“政治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甚至欺侮一个盲人维权人士而毫无愧色。它口中的“机遇”,其实不过意味着它对现实发展放松些微控制而已,而真正的机遇到来,它其实毫无察觉,十足一个现代的怪物。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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